民國風雲錄(節選39) 中央的蘇區

節選三十九   中央的蘇區

 

就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正在醞釀一次組織上的大變動，起因是負責中央特科的顧順章與任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先後被捕和叛變。

1931年4月，顧順章負責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前往鄂豫皖蘇區。完成任務後，他勾搭上了一個女人。因為缺錢，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漢登台表演魔術，被叛徒尤崇新碰巧在表演場發現，當場被軍警逮捕。因為顧的叛變和設計，向忠發也在上海被捕，也當即叛變。

由於向忠發、顧順章所處的極高地位，以及其家屬很多都參與了地下工作，致使當時上海等地的地下黨機構幾乎完全被摧毀，被捕殺的眾多黨員中，包括中共重要領導人惲代英和蔡和森。這樣，在上海的中央領導們處於非常危險的環境中，大家的人身安全時時受到威脅，極難開展工作。

1931年9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將赴中央蘇區工作，代理總書記王明也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周恩來、王明、張聞天、博古等4人在博古家裏開會，商議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王明提議博古為臨時中央總負責人。

共產國際批準了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設委員9人：盧福坦、博古、張聞天、李竹聲、陳雲、康生、黃平、劉少奇、王雲程。同時成立了臨時中央常委會，成員4人：盧福坦、博古、張聞天、康生。臨時中央以博古為總負責。

在分手之前，掌握著中共實權的王明對周恩來說，你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隻管政府的工作。博古在周動身去中央蘇區前又指示：到中央蘇區後，周恩來為蘇區中央局書記，毛澤東管政府，朱德管軍事。也就是說，毛澤東不僅不能做蘇區黨的領導人，而且連軍隊也將不能領導了。

可是，王明、博古的明確指示與中央蘇區的氣氛絕然不同。連續三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造成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威望急劇上升。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成員都不懂軍事指揮，親眼目睹毛澤東指揮若定，“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也無不被之征服。1931年10月11日，大家決定由毛澤東取代項英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於是，蘇區黨和軍隊的一把手暫時又成了毛澤東。

11月1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舉行，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張國燾等63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隨後，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等15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同時，選舉毛澤東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

這次大會閉幕後不久，蘇區領導們忽然得到一個意外之喜：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等率領國軍第二十六路軍全體官兵，共1萬7千餘名，帶著2萬支槍，在寧都起義，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起義後，第二十六路軍改編為第五軍團，下轄第十三、十四、十五軍。經毛澤東、朱德共同簽署，委任季振同為第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軍團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軍團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黃中嶽為第十五軍軍長。

這樣的任命是毛澤東他們精心考慮過的。本來這支起義部隊的最高指揮官是軍參謀長、共產黨員趙博生，為了表明中共對起義官兵的信任，他們把非共產黨員的兩個旅長季振同和董振堂提拔到趙博生之上，果然起到了穩定部隊的作用。

這樣，三次反圍剿之後，經過動員群眾參軍和接受寧都起義部隊，中央蘇區的紅軍從3萬多人猛增到6萬人，實力迅速壯大。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離開上海，坐船經廣東省的汕頭、大埔，轉到福建永定繼續航行，於下旬到達江西瑞金。在他經過閩西時，親眼目睹了肅反擴大化的慘狀，當時就致信臨時中央，要求中央立即做出有力決議，製止閩西的惡性肅反。後來，在周的主持下，中央蘇區完全停止了肅反擴大化運動。

初到蘇區的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盡管毛澤東已經不是軍隊的領導人，在瑞金見麵以後，周還是馬上征求他對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意見，這是王明上台後一直力推的軍事路線。毛澤東根據國民黨軍隊固守堅城和紅軍技術條件不具備等情況，說明紅軍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並談了在蘇區附近拔掉土圍子炮樓的必要。周同意這個意見，致電臨時中央，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

1932年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以決議的形式最後答複，即《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它提出中央蘇區要“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1月10日，正式上任的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主持中央局會議，重點研究紅軍的行動方針。會上討論了選擇攻打撫州、吉安還是贛州的問題。許多人認為撫州及其周圍有朱紹良部10個師，吉安及其周圍有陳誠的5個師，比較當中隻有贛州守軍較少，並且同周圍其他敵軍的聯係不緊。於是，會議就轉到討論打贛州的問題。

毛澤東堅持不同意打贛州，他在發言中指出：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是閩粵兩省的咽喉，是敵軍必守的堅城；它三麵環水、城牆高築、易守難攻；前年3月紅四軍曾圍攻贛州3天，沒有結果，隻得撤圍；現在贛州南北都集結著國民黨重兵，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很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以不打為好。即使要打，也隻能采取圍城打援的戰術。朱德讚同毛澤東的意見，因為上次攻贛州是他倆共同指揮的。

然而，中央局多數成員讚成臨時中央的指示，主張打贛州。毛澤東又一次成為少數，他再建議可否聽聽前線指揮員的意見。項英正好接過話題，說：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我問過彭德懷可不可以打下贛州？彭德懷認為，贛州守軍估計有6千人，地方靖衛團2千人，共8千人，如有時間，蔣介石又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這一下，毛澤東不再吭聲了。於是，會議按照多數人意見，決定打贛州。

當天，中革軍委發布攻取贛州的訓令，訓令還規定紅三軍團、紅四軍為主作戰軍，江西、閩西的6個獨立師為支作戰軍。以彭德懷為主作戰軍前敵總指揮，陳毅負責指揮支作戰軍，中革軍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線督戰。因彭德懷曾指揮紅軍攻下過更大的長沙城，而朱德與毛澤東觀點一致，所以中央局對彭更有信心。有人甚至在背後談道：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

毛澤東的挫折在軍事上還是小的，更大的是在政治上。1932年1月中旬，在瑞金葉坪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報告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後的全國形勢。由於反圍剿主要是毛澤東指揮的，因此會議由他來主持。他在發言中就形勢說道：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係必將發生變化。有人馬上指責說：“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否則“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從來不同意“武裝保衛蘇聯”的提法，轉為沉默，一言不發，使會議記錄員無法再往下記。於是，會議在中途更換了主持人。

實際上，毛澤東在此會議上並沒有得到闡述觀點的機會，就被壓製了。差不多4年以後，他才在中央的會議上把這個觀點闡述出來。其基本要點是：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它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的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因此，中國共產黨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是可能的，應組織和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全中國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現在，毛澤東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他看出臨時中央已經要求蘇區百分之百地執行他們的指示。會後不久，他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休養。中央局同意他的請求，暫由項英負責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1932年1月下旬，毛澤東搬到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隱匿待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