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完成鄂豫皖蘇區的領導布局後,開始雄心勃勃地指揮紅四軍去實現自己的戰略抱負,主張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據地,就得進攻和威脅大城市。
1931年6月至7月,以曾中生為首的紅四軍軍委與張國燾發生嚴重分歧。對於先南下攻打英山,雙方是一致的。分歧在於打下英山之後,紅四軍軍委要繼續南下蘄、黃、廣老蘇區;張國燾要東出潛山、太湖爾後進攻安慶,威脅南京。此時,張國燾覺得大權已經穩穩在握,遂力排眾議,硬是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義作了決定。紅四軍隻得奉命執行進行南下英山、東出潛太的計劃。
8月初,紅四軍軍長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率領紅十、十一、十二師的5個團,冒著酷暑直取英山。經過激戰,全殲守軍1800餘人,繳獲大批彈藥和軍用物資,首戰告捷。
這時,曾中生與徐向前商量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兩人都對張國燾硬性決定的戰略計劃表達了不滿。他們分析了敵強我弱的態勢,覺得東進不利條件太多,危險太大。與此相反,如果南下蘄、黃、廣老蘇區,則有利得多。軍委會會議也得出了同樣的討論結果,於是政委曾中生毅然拍板:紅軍趁勢進據蘄、黃、廣,一麵行動,一麵將決定上報分局。
紅四軍的南下行動非常成功,不僅殲敵兩個團,而且組織民眾迅速展開了如火如荼的鬥爭。通過打土豪和沒收敵倉庫,短期之內,紅四軍就收繳了金子20餘斤,銀子1800斤,大洋7萬元,並使部隊的物資補給得到了解決。這也是當初紅四軍渴望南下的一個重要目的。
然而,紅四軍軍委違反鄂豫皖中央分局所作的決定,還是個可大可小的政治問題,軍委已經預感到,強勢的張國燾對此決不肯善罷甘休。他們商量過後,決定向中共中央打報告,尋求支持。報告以政委曾中生、軍長徐向前和政治部主任劉士奇聯名提出,由政治水平最高的曾中生起草,於8月20日向中央遞出。
這時,張國燾正在經曆有生以來最大的一場病,得了瘧疾,不久便並發了腸胃病,上吐下瀉,搞得身體日漸瘦弱,已無力起床。曾中生為首的紅四軍軍委違背他的命令,不僅令他憤怒,而且讓他懷疑曾中生想趁機帶著紅四軍脫離他的領導。於是,他於8月17日寫信給紅四軍軍委,嚴厲批評,扣上了一連串罪名,並令他們見信後火速率全軍北上根據地,不能有絲毫的動搖。同時,他也給中央寫了報告,以期自己的領導權威獲得肯定。
1931年9月初,紅四軍軍委收到了張國燾的信,不得不重視,率軍北撤至英山以南的雞鳴河,召開支部書記、指導員以上的擴大會議,討論張的來信。大家基本否定張的指責,認為我們南下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鄂豫皖根據地周圍的敵人尚無發起新圍剿的跡象,根據地內糧食和物資供應又相當困難,調四軍北上是不適宜的。盡管會議上普遍認為紅四軍的行動沒有錯誤,但從組織原則上應當服從分局,所以還是決定全軍北返。
雞鳴河會議的消息令大病未愈的張國燾震怒,他在病榻前召集鄂豫皖分局和蘇區軍委會的聯席會議,決定派陳昌浩為分局和軍委會的全權代表,趕往前線,處理這一抗命事件,必要時將部隊撤回原有蘇區進行整頓。蘇區軍委會同時任命陳昌浩為紅四軍軍政治委員,取代曾中生,將曾調回新集。
9月中旬,從前線北返的紅四軍同陳昌浩在麻埠會合。陳昌浩宣布了分局的決定,撤銷曾中生的軍政治委員職務,由陳昌浩接任。同曾中生意見相近的徐向前心裏很不痛快,但因為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決定,作為黨員隻好表示服從。曾中生表現鎮定,並沒有因為遭受打擊而灰心喪氣。
此後,出現了一邊徐向前指揮行軍打仗,一邊陳昌浩指揮抓人的怪象,而且越抓越多,令向前驚異莫名。等徐向前率領著紅四軍且戰且走撤回到白雀園時,軍中已彌漫著肅反的狂熱氣氛。各師各團在行進中就已經逮捕了100多個嫌疑犯,包括兩個師長——許繼慎和周維炯。
張國燾不等痊愈,就已趕到了白雀園,事先已經將那裏的鄺繼勳以及其他負責幹部教育得服服帖帖。當紅四軍全部在白雀園集中後,肅反大幕正式拉開,並且帶動了整個鄂豫皖蘇區的肅反運動。
中共黨內的肅反意識明顯受到“老大哥”蘇共的影響,通過曾在蘇聯留學和工作的中共黨員帶回國內。其中一些人曾配合蘇共清黨,在莫斯科中共黨員中厲行肅反。如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就曾密切配合校長米夫和蘇聯秘密警察,將持不同意見的中國學生投人監獄,或送至西伯利亞和北極地區勞改。
其次,肅反意識也源自於中共在殘酷鬥爭中得到的血淋淋的教訓。國共分裂後,兩黨內部確實都存在著對方的支持者。像錢壯飛就是隱蔽在國民黨陣營中的共產黨員;而南昌起義中的第十師師長蔡廷鍇,就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他在南下的路上突然將一個主力師拉走投蔣,令中共上下痛心不已。可以說從那個時候起,中共內部就開始了肅反的政策,執行當中難免出現“寧左勿右”的傾向。
還有一個重要的組織因素,就是共產黨內部缺乏製約機製,不能及時製止那些動機不純的野心家,其為了除掉黨內的競爭者,不惜以肅反為借口,冤枉甚至殘殺無辜的同誌。而一些思想幼稚和激進的人,在這種鬥爭中最容易被利用。
像陳昌浩和沈澤民這些留學過蘇聯的年輕共產黨員,既經受過布爾什維克黨內鬥爭的洗禮,又具有幼稚、狂熱的鬥爭熱情,搞起肅反鬥爭幾乎沒有底線。但是,也曾留駐過蘇聯的張國燾更有政治經驗和手段,他把握著鬥爭的方向和力度,既利用陳和沈的積極性,又有針對性地挑選他要除掉的對象。他不能把所有的將才都幹掉了,否則無法進行軍事鬥爭,因此,他選擇把自己提拔上去的徐向前、王樹聲、李先念等人保留下來。而曾中生是反對他的人中最有威信的一個,許繼慎是背後講他是“老右傾機會主義”最多的一個,這兩個人早就是他的眼中釘,在派陳昌浩出發之前,他就叮囑陳如何處理他們了。
白雀園肅反開始階段,徐向前還能參加會議,不過,他提了些不同意見,出麵保人。於是,張和陳就幹脆把徐甩到一邊,連會也不讓參加,甚至暗地裏審查徐,試圖抓住一些把柄以迫其老實聽話。很久以後,徐向前才知道,在後方跟他兩地分居的妻子程訓宣,竟然也受到審查,被肅反致死!這般恐怖的氣氛,弄得人人自危。
肅反的對象主要是三種人:第一種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都必須審查;第二種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都要審查;第三種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被審查出“問題”的,重則殺頭,輕則清洗出去。
許繼慎在被殺害前,對指揮行刑的幹部說:“你回去告訴張國燾,國民黨蔣介石打不垮紅軍,他打得垮!他一個人就把我們辛辛苦苦拉起來的隊伍幹掉了!”
曾中生雖然被證明沒有反革命的嫌疑,但由於替許繼慎說過話,涉嫌包庇,助長了反革命的發展,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並且,臨時中央的來信也站在張國燾一邊,於是曾也就被張撤免了中央分局委員和軍委會委員的職務,降為軍委會參謀使用。
將近3個月的白雀園大肅反,肅掉了2500名以上的紅軍官兵,百分之六、七十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極大地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成為鄂豫皖根據地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
可是,紅軍終究沒有垮,一是靠信仰,二是他們沒有退路。徐向前後來總結說:“當時內部殺了那麽多的人,也沒有把我們黨搞垮,把紅軍搞垮。人心向著共產黨,向著紅軍。不革命,人民沒有出路。幹部被抓一批換一批,再抓一批再換一批。被肅掉的同誌,難以數計。隊伍就是不垮,極少有人叛變投敵。原因是我們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紅軍指戰員,工農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有血海深仇。曆史證明,我們的黨盡管多災多難,但力量卻是無窮無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