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準備向其他新軍閥開戰時,基本不了解日後將成為終生之敵的毛澤東和朱德,甚至不相信有關朱毛紅軍的情報,因此,他也許錯失了把紅軍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時機。
早在全國編遣會議之前,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前往暫住南京的李宗仁家拜訪,訴苦說江西的兵馬已經奈何不得朱毛紅軍,求他借給自己一或兩個軍,前往助剿。
宗仁還沒遇到過這種事,不由一愣,略作思索後,才說:“我當然樂於調撥部隊,歸你指揮,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軍隊是國家的,必須總司令發一紙命令,方可調動。”朱大喜,說:“好!那咱們可以一齊去見蔣先生,請他頒布命令。”
於是,朱培德和李宗仁見到蔣介石,將兩人前麵商量妥當的事情委婉陳述了一遍。蔣似乎覺得很奇怪,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說:“用不著自兩湖調兵去剿,江西的軍隊一定剿得了!”朱再訴苦道:“江西共產黨已有燎原之勢,不可忽視。”蔣說:“那隻是一些土匪,為害不會太大。”
朱、李二人麵麵相覷,覺得不可思議,卻不知怎麽說服蔣。最後,兩人掃興辭退。
蔣介石不同意是有自己的考慮。首先,他確實認為朱毛紅軍隻是一幫土匪,根本不需要出動幾個軍去剿。朱德是個老江湖,南昌暴動後帶兵逃竄,躲到滇軍裏去了,虧我消息靈通能發現,雖然沒有抓住他,但湘軍已把他的那個團打垮了,少數逃竄到井岡山而已。毛澤東不就是個農講所的教書匠嗎?搞搞宣傳、寫點調查報告還可以,一天軍校都沒有上過,怎麽可能突然就成了遊擊戰專家?
其次,蔣懷疑,在中央準備大裁軍的背景下,李宗仁自動允許借兵,是為了找借口避免其兵力被裁減。可以推斷,朱培德這樣鬧得滿城風雨也是出於同一種動機。這些狡猾的軍閥,為了自己的私利,挖空心思對付中央,我蔣某什麽人沒有見過,還想騙得了我?
於是,在新軍閥們大舉廝殺的戰場之外,中共領導的武裝割據已如中國大地上的星星之火。其中,有的火種點燃了火炬,如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這隻火炬照亮了共產黨人前進的征程;有些火種也燃成了野火,卻在燒盡周圍的草木之後熄滅了,如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蘇維埃;還有很多的火種,經曆了各種各樣的命運,能形成穩定火勢的,主要有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湘鄂贛邊根據地,賀龍領導的湘鄂邊根據地和徐向前所在的鄂豫皖邊根據地。
至1928年6月底,毛澤東、朱德領導紅四軍已將根據地擴大到7200多平方公裏,人口共計50多萬人,並開展了以分田為中心內容的土地改革。
毛澤東非常善於進行理論概括,一年多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對中共乃至共產國際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他為此抽出了大量精力進行總結。從1928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政治通訊》等刊物上經常登載介紹井岡山鬥爭的文章,特別是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兩篇著作,影響巨大。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惟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於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經驗開始在全國傳播,幫助許多紅軍和根據地領導人開闊了眼界,加快了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創建的進程。
賀龍則在1928年初如願以償,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帶了十來個能征慣戰的舊部,前往老家湘西組織工農武裝。他在家鄉可是威震四方的大人物,這個偏僻窮困的地方隻出過這麽一個軍長。他於2月28日趕到家鄉時,當地人一聽他回來了,立即停止了正在進行的幫派火並。
賀龍把各幫首領召集到一起開會,毫不費力地就把這些隊伍收編了。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麽容易,這些部隊沒有多少凝聚力,一遇敵人打擊就散了。兩番大起大落之後,賀龍在大姐賀英的提醒下,才領悟到:要靠共產黨把隊伍組織起來,要發展黨員,讓大家懂得跟著幹革命的道理。於是,賀龍領導成立了中共湘鄂西前敵委員會,終於在第二年擺脫了困境,並運用傑出的軍事謀略,屢挫來犯之敵,建立了穩固的湘鄂邊根據地。
徐向前在廣州起義失敗後,跟隨起義軍餘部去了彭湃領導的海陸豐根據地,他們與當地的工農革命武裝一起,轉戰於東江遊擊區等地。但因為彭湃盲目相信革命“高潮論”,在決策上主觀和急躁,以卵擊石地與強大敵軍拚殺,致使大部分紅軍和黨員都損失了。臨危受命的徐向前帶領最後不足200名紅軍戰士堅持鬥爭。到1929年1月,廣東省委為了保留革命火種,決定讓剩下的人全部撤走,結束了這場東江遊擊戰。
此後,徐向前係統地學習了中共“六大”文件,政治上更有頭腦了,並用軍事理論總結了自己指揮作戰的實踐經驗,業已蛻變成一名成熟的指揮員。當他被中央派往由黃麻起義餘部建立的鄂豫邊根據地時,其軍事天才就逐漸發揮了出來。徐向前剛到任,就趕上了敵軍的會剿。他指揮這支幾百人的農民武裝,三次反會剿成功,不僅沒吃過大虧,而且越戰越強大,牢牢地樹立起了一名紅軍將領的威信,被選為軍委主席。
在反會剿勝利後,徐向前轉過來著手提高部隊的素質,成立了教導隊,培訓班長、排長、連長,親手打造一支嶄新的工農紅軍。他當過小學教師、黃埔學生軍隊長、武漢軍校教官,這些經驗全都用上了。與此同時,他還根據自己的作戰經驗總結遊擊戰爭的規律,提出了七條遊擊戰術的原則,開始形成獨立的軍事思想。
再說1928年7月,在爆發過秋收起義的湖南省平江縣,又爆發了一次武裝起義。領導這次起義的是秘密共產黨員、湘軍獨立第五師一團團長彭德懷。這支2500餘人的起義部隊遭到湘鄂贛國軍8個團的會剿,損失不小,不得已撤出平江,東入江西修水、銅鼓、萬載,經過40餘天的打圈子戰,前後殲滅了敵人3個營,才把三省國軍的會剿挫敗。同年10月中旬,彭德懷、滕代遠等人在學習井岡山經驗的基礎上,開辟了湘鄂贛根據地。
由於彭德懷等人對毛澤東仰慕已久,在11月中旬,他和滕代遠等紅五軍領導人率領5個大隊700多人,前去井岡山“取經”。就在紅四軍與紅五軍歡聚期間,傳來了新的敵情:由湘贛兩省國軍集中的6個旅約3萬兵力,統一由湖南的何鍵指揮,將分5路向井岡山發動進攻。這時,紅五軍是否參加反會剿就成了一個突出問題。
彭德懷深知井岡山根據地在中共武裝割據中的重要性,同時他已被毛澤東所折服,願意在其領導下當一名紅色戰將。於是,他說服了其他紅五軍領導人,甘願帶部隊留下來參加戰鬥。從此,彭滕紅軍與朱毛紅軍之間就形成了特別緊密的關係,以至於中央後來很難再把他們分開了。
隨即,紅五軍這5個大隊被改編成紅四軍第三十團,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指揮這5個大隊,分別負責防禦井岡山通往山外的5條路。毛澤東、朱德則率領紅四軍主力3600多人,於1929年1月14日,乘敵軍會剿兵力尚未合圍之時,跳出井岡山,出擊贛南。
然而,留守井岡山的彭德懷沒有料到,敵人並沒有以主要兵力去追剿紅四軍主力,仍然以壓倒性的兵力來圍剿井岡山。在主力離開井岡山後的第三天,湘軍有7個團發動進攻,贛軍進攻的至少還有5個團,總兵力約2萬6千人。彭直接指揮反擊的5個大隊隻有不到800人,敵優我劣相差太懸殊。國軍重重圍攻3晝夜,黃洋界、八麵山、白泥湖三路陣地均被突破,守衛黃洋界的李燦大隊、八麵山之彭李大隊均被敵軍隔斷。
彭德懷明白,在這種情況下,堅守下去隻能是犧牲到底,不僅完不成任務,而且會全軍覆沒,為了保存實力,必須突圍。他集合了3個大隊、特務排及後方勤雜人員等500多人,保護著傷病婦孺等千餘人,踏著厚厚的積雪,沿著獵人和野獸爬行過的小道突圍。他們經曆了艱苦的戰鬥和超過半數的減員,也沒能帶出那些傷病婦孺,隻有突圍部隊最終擺脫了敵軍的圍追堵截。
從這以後,井岡山不再是朱毛紅軍的大本營,這支火炬轉入了更廣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