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錄(節選28) 古田立規(下)

節選二十八   古田立規（下）

 

1929年7月上旬，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的身分到了閩西。他經受了很大的打擊，心情可想而知。到下旬，不常生病的他竟得了瘧疾，整個人病倒了。

自從毛澤東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以後，部隊裏各級指導機關出現了極端民主化傾向，分歧不但沒解決，而且嚴重影響了士氣。由於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製”，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前沒有準備意見，就拿到會場上來爭，往往爭論到最後還得不到一個結論。

中共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朱德、劉安恭、林彪等人的信件，通過秘密交通送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大感意外，遂於8月13日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會議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由於總書記向忠發出身工人，文字水平很低，而瞿秋白遠在莫斯科，因此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

在中共中央長期擔任常委和軍事領導工作的周恩來，深知武裝鬥爭的艱巨性。他親自領導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最後失敗了，在南昌親自領導的“八一起義”也失敗了，掌握槍杆子絕不像背誦馬列主義條文那麽簡單。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對創建及領導“樣板”紅軍和“樣板”革命根據地的毛澤東懷有深深的敬意，這使他和中央其他同誌產生了維護毛澤東的動機。大家還記得瞿秋白說過的一句話：“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

8月21日，中共中央通過了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可這封信還沒送往紅四軍，陳毅就已經趕到了中央。原來，紅四軍“七大”開成這麽一個結果，也出乎陳毅的預料，爭論沒有真正解決，工作反而更難做了。前委會決定派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匯報，暫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陳毅不懼國民黨的通緝，靠著在國軍內部任職的胞兄陳孟熙和堂兄陳修和的掩護，隻身闖入上海。

8月29日，政治局專為聽取陳毅報告而召集了一次會議。出席的有總書記向忠發及政治局成員周恩來、李立三、項英、關向應。陳毅詳細匯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的爭論，並心胸坦蕩地表示：毛澤東“在政治上比較正確”。

政治局決定成立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以恩來起草的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新的指示信。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這封信，史稱“九月來信”。

就在陳毅去上海匯報工作期間，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在上杭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試圖繼續解決“七大”遺留下的問題。但在既無毛澤東也無陳毅參加的情況下，“八大”開得很不成功，無組織狀態地開了三天，毫無結果。朱德對政治領導本來就不擅長，劉恭安也不被大家接受，代表們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這個時候，福建省委來找紅四軍前委，說奉中央的指示要求紅四軍全部開到東江去，幫助東江地區廣大群眾的武裝鬥爭。由於前委沒有了毛澤東的那種“自創原則，拒絕中央的命令”的政治決斷力，明知廣東軍閥勢力強大，自己的力量不足，但還是遵照執行了。

從1929年10月15日開始，紅四軍依照前委的命令，分頭向閩粵邊境出擊。

林彪第一縱隊進攻梅縣，幾次出擊仍然攻不下來，傷亡很大，隻得撤了下來。時任第一縱隊二支隊黨代表的粟裕，這回對廣東軍閥的戰鬥力有了更直接的認知，才明白為什麽毛澤東過去總主張在軍閥實力較弱的江西和福建發展根據地。

第二縱隊司令劉安恭為了在戰場上證明自己，在沒有前委命令的情況下，率縱隊進攻廣東大埔的虎市，結果失敗。劉安恭竟也不幸犧牲！

1929年10月，陳毅帶著“九月來信”離開中央，並受中央的委托，回紅四軍做解釋和糾正的工作，在鬆源的紅四軍軍部與朱德重逢。

朱德告訴陳毅，毛澤東養病尚未回來。在紅四軍“八大”上，有許多個支部提議請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但澤東回信說不能回來。毛澤東聲稱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不打倒“陳毅主義”他不回來。

這消息對陳毅震動很大，但他還是表態：毛澤東所說的“陳毅主義”是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他自己也要和同誌們一起打倒這個“陳毅主義”。他向朱德原原本本地介紹了在黨中央所見、所聞、所感受、所討論、所決定的一切。鑒於前麵的挫折經曆，朱德和紅四軍的黨員們已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因此，陳毅的糾正工作開展得比較順利。

1929年11月下旬，毛澤東收到了中央的“九月來信”和陳毅轉達中央指示請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來信。這時，他的健康已在恢複中，便隨前來迎接的部隊回到長汀。毛澤東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

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並介紹了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

朱德很坦白的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了錯誤的原因。他說，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還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麽派別的組織，隻是同誌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

為了統一全軍黨內的思想，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於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舉行，這是紅軍發展史上一次著名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一致通過毛澤東負責起草的8個決議，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也就是史稱的《古田會議決議》。大會選出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近3萬字，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它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確立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強調在紅軍內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規定處理紅軍內外關係的原則。這個決議係統地解決了一個根本問題，即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

此決議不但在紅四軍實行，中共中央還將其發送到全國各地的紅軍，大家也先後照此來做，故成為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陳毅回紅四軍的任務完成了。鑒於毛澤東曾批評的“陳毅主義”錯誤，他向澤東談起自己下一步的工作去留問題。澤東不假思索地說：“你哪裏也不用去，就在這裏。”疾風知勁草，日久見真心。毛澤東感激陳毅為了讓他回到領導崗位所做的無私幫助。

而在毛澤東得重病期間，國民黨方麵造謠說，他已死於肺結核病。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毛澤東病故的誤傳，於1930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一條震驚國際的訃告，做出如此評價：

“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誌，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同誌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誌完成了他的曆史使命。”

這個“訃告”，雖因傳聞失實而來，但它透露出一個事實：毛澤東已經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裏一麵閃耀的旗幟。然而，確立毛澤東在贛閩根據地的絕對領導地位並非絕對的好事，萬一他在領導中出現錯誤，就不那麽容易製止了。曆史恰恰展現了這一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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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未滅，何以家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