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根據地,出擊贛南。但卻因跳出了根據地,紅軍得不到白區群眾的支持,情報不靈,接連受挫,損失很大。
在這種極端危險的處境下,朱毛率領部隊以每日45公裏的速度強行軍,終於在運動中捕捉到了戰機。1929年2月9日正逢除夕,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設下伏擊戰。
大年初一下午,國軍劉士毅旅兩個團被引誘進入“口袋陣”,紅軍各部向敵軍一齊發起猛攻。所有的人都明白這一仗對紅四軍太關鍵了!朱德帶隊衝在前頭。平時很少摸槍的毛澤東,也提槍帶著警衛排向敵軍陣地衝鋒。浴血鏖戰至第二天下午,紅軍才大獲全勝,殲滅敵兩個團大部,俘虜正副團長以下800餘人。劉士毅殘部向贛州潰退。
此戰之後,陳毅在代表紅四軍前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是役我軍以屢敗之餘作最後一擲,擊破強敵。官兵在彈盡援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紮始獲得最後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
不久,中共福建省委通過中央建議,紅四軍可開到閩西長汀、武平、上杭一帶發展,因為那裏在張鼎丞、鄧子恢等領導下,開辟了小塊的遊擊根據地,群眾基礎較好;同時,在那一帶的國軍都源自土匪武裝,戰鬥力不強。毛澤東和朱德立即采納,指揮紅軍兩戰兩捷,消滅了閩西的郭鳳鳴旅,於3月下旬順利地占領長汀。
4月1日,朱毛部隊與彭德懷部隊在瑞金會合,一時充滿了勝利的喜悅。毛澤東聽彭德懷匯報了撤出井岡山的經過,不無後悔地說:“這次很危險,不應該決定你們留守井岡山。”
他們經過研究,決定恢複紅五軍的番號,趁新軍閥混戰之際,由彭德懷率領紅五軍打回井岡山去,恢複湘贛邊區政權。紅四軍則在贛南、閩西實行武裝割據,以此建立今後發展的基礎。
隨後,紅四軍在贛南的於都、興國、寧都三縣建立起縣級革命政權;再回師閩西,消滅了另一支福建軍閥陳國輝旅,建立起長汀、永定、龍岩三縣的革命政權。這樣,形成了地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贛閩紅色根據地。紅四軍已改編成了3個縱隊,每個縱隊雖然暫時隻有1個團的兵力,但將來可擴成師以上的兵力。
彭德懷他們果然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就回到了井岡山,找回來一部分失散的部隊,包括守黃洋界的部隊,王佐的特務營,等等。經過改編,將紅五軍編為兩個縱隊。然後,他們向外擴大蘇區,極其順利地完成了恢複湘贛老區的任務。
正得“天時”和“地利”的毛澤東,卻遇到了“人不和”的麻煩。起因是一位剛從蘇聯回國的“布爾什維克”——劉安恭,被中共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由於他過去沒有參加打遊擊和建立農村根據地的經曆,卻上過蘇聯高級射擊學校,腦子裏都是些蘇聯紅軍的建軍原則和製度,結果促發了紅四軍黨內關於建軍原則的一場大爭論。
劉安恭發現了一個現象:紅四軍已經沒有了軍委。原來,去年按照中央的指示,不僅成立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而且成立了以朱德為書記的紅四軍軍委。當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後,軍情複雜多變,部隊行軍不斷,連開會的時間都難找,於是為應付突發事變,紅四軍決定軍委停止辦公,將權力集中到前委。同時,朱德的軍委書記也就名存實亡了。劉安恭提出要恢複軍委,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毛澤東“書記專政”和“家長製”,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等等。
第一縱隊司令林彪對這個上麵派來的“欽差”很不以為然,他針鋒相對地提出:現在紅軍隻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隊,又處在頻繁作戰、遊擊動蕩的環境之中,領導工作的中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重疊的機構。林彪說,如果在前敵委員會之下、縱隊委員會之上再插入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還是這些事,一層層議,一層層往下傳,這實際上是一種隻看外表不重結果的形式主義,這些形式主義的要害在於試圖成立軍委,與黨分權。
毛澤東做了讓步,辭掉自己兼任的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由劉安恭接任。5月下旬,隨著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開辟,以及黨務、政務、軍務、群眾工作的展開,前委工作繁重,難以兼顧軍委工作,遂決定紅四軍軍委恢複辦公,並由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
但是,劉安恭與林彪的辯論越來越激烈,把朱德與毛澤東之間的矛盾也拉進來一起爭論。作為軍事主官的朱德,對毛澤東插手部隊指揮有點不滿意。從軍事知識到指揮經驗,朱德比毛澤東都豐富得多,因此,朱德覺得部隊該幹什麽應該由他來指揮,前委隻應管一些大的行動方向。但是,在毛澤東給紅軍製定的三大任務中,隻有“打仗消滅敵人”這一項是純軍事任務,“打土豪籌款子”既是軍事任務也是政治任務,而“做群眾工作”一項就是純政治任務了。因此,按照這些原則,部隊什麽時候該幹什麽不能單由軍事主官說了算,而應該由前委說了算。前委的書記是毛澤東,不開會時就成了他說了算。由於朱德的性格比較恭謙和包容,因此實際上,兩人間的這種矛盾還是相當緩和的。
劉安恭認為:毛澤東總是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按這條標準來衡量朱和毛,兩人存在很大的差異。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澤東總是自創原則,拒絕中央的命令。所以,現在不僅有一個劃分前委與軍委職權的問題,還有一個紅四軍是留朱還是留毛的問題。
林彪也越來越尖銳,表示:關於軍委的問題,我已說得十分明確。有一點需要指出,朱德一貫喜歡說大話,吹牛皮,喜歡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攏部下,形成團夥。這次他支持成立軍委就是想借此脫離前委的羈絆。
劉安恭和林彪的言論令爭論升級,並將紅四軍兩位創始人之間本來不嚴重的矛盾公開化了。第三號人物陳毅對毛澤東和朱德都很尊重,認為毛澤東在政治上比自己強,朱德在軍事上是權威,因此在朱、毛兩人之間起著粘合及平衡的作用。可作為組織原則,他對來自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還得盡力照辦。目前的局麵,對於28歲的陳毅來說,已經很難維持平衡了。
為了搞清問題,紅四軍前委要求朱、毛兩人提出書麵意見,詳細陳述自己的觀點。6月14日和15日,毛澤東和朱德分別給前委寫了信。
毛澤東的信從曆史和環境兩方麵,說明了紅四軍內部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認為黨對軍隊的領導是紅四軍目前存在的關鍵問題。在信中,他希望黨組織批準自己到莫斯科去學習的請求。
朱德則認為,在紅四軍中,確實出現了黨的組織替代群眾組織、忽視基層工作的缺點,形成了書記專權的沉悶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而事實上,毛澤東在紅四軍和根據地的威望顯然不是劉安恭可比擬的,他一提出離開紅四軍,就使大部分人對臨時軍委與劉安恭的做法很不滿意。前委在投票表決中,以36票讚成、5票反對的壓倒多數,決定撤銷紅四軍軍委。這樣一來,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一職自然不複存在,兼任的軍政治部主任也由陳毅取代。劉改任紅四軍第二縱隊司令。
然而,這樣並不能夠平息爭論,加上黨內和軍內其他各種各樣的思想分歧也不少,使得前委領導們不得不下大功夫來解決問題。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岩城內召開。會議由陳毅主持,他主張充分發揚民主,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
紅四軍“七大”不但批評了劉安恭和林彪在這場爭論中的錯誤,而且也批評了朱德和毛澤東。會議不支持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製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意見。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大會改選了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由中共中央指定的毛澤東沒能當選前委書記,陳毅卻被選上了。會後,毛澤東迫於大家的意見,離開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