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錄(節選17) 井岡紅旗

節選十七     井岡紅旗

 

三灣改編把已經不足1000人的部隊，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由陳浩擔任，實際上架空了師長餘灑度對軍隊的指揮權；下轄第一、第三兩個營，還有特務連、衛生隊、軍官隊、輜重隊各一個，共有700餘支槍。

改編之後，毛澤東率起義軍向著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發。井岡山位於江西和湖南兩省的交界，總麵積約4000平方公裏。這裏離中心城市很遠，交通不便，曆代政府的統治力量都很薄弱；崇山峻嶺，森林茂密，地形險要，隻有幾條狹窄的小路通往山內，進可攻，退可守；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莊，周圍四縣經濟可供部隊籌措給養。對這支千人左右的工農武裝來說，可是說是理想的落腳點。

但那時，井岡山已有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王部駐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處，袁部駐在井岡山北麓的寧岡茅坪。兩人是結拜兄弟，袁為兄，王為弟，互相呼應。

當時，起義軍裏有一種典型的“打下來”的思想：他們那幾十支槍，一包圍繳械就解決了！但是，毛澤東反對這種狹隘的思想，決心用海納百川的辦法，爭取和改造他們，使這些三山五嶽的土匪變成跟自己一道走的革命武裝。

毛澤東了解到：袁和王最看重槍，人可以少一個，槍卻不能少一支。其中，袁文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了共產黨，他手下有160人，隻有60支槍，有100人沒有槍。於是他決心“以槍換山”！在前委會上，他提議一下子送給袁文才100條槍，換取對方的接納。這個提議太大膽，很多人對此持懷疑態度，尤其是餘灑度堅決反對。毛澤東辯才了得，竟將多數人說服了。並且，他要向袁文才表現出我方重義信友，隻帶幾個人上山見袁文才。

1927年10月6日，毛澤東前往寧岡大倉村去會袁文才。袁首領聞報後很緊張，預先在林家祠堂後麵埋伏下20多人槍，以防對方帶兵突襲。結果毛澤東隻帶了幾個隨員前來林家祠堂，袁首領就放心了，埋伏的人馬始終沒有出來。

見麵後，毛澤東說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紹來找他們的，充分肯定他們“劫富濟貧”的革命性，同時說到工農革命軍目前的困難。雙方談得很投機，毛澤東趁熱打鐵，當場宣布送給他們100支槍！這大出袁文才的意料，感動莫名。袁當即表示，一定要竭盡全力幫助工農革命軍解決各種困難，隨即回贈給工農革命軍600塊銀元，並同意革命軍在茅坪建立後方醫院和留守處，還答應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不過，袁文才還是有所保留，他對毛澤東說：“你們既然來了，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傷員和部隊的糧油我管，但錢寧岡有限，還需要到酃縣、茶陵、遂川一帶去打土豪。”毛澤東知道欲速則不達，表示理解。

在茅坪建立了留守部門和後方醫院以後，傷病員得到了安置，部隊得到了休整。毛澤東信守諾言，遂帶部隊出山，在井岡山周圍盤旋打遊擊，一路既打了土豪，又熟悉了環境，還打聽到南昌起義軍在廣東失敗的消息。這樣，毛澤東不得不打消同南昌起義部隊會合的念頭，立足於獨立生存的策略。

在他們停留於湖南酃縣水口村期間，發生了餘灑度和蘇先俊脫離工農革命軍的情況。餘灑度一直跟毛澤東有矛盾，後來被架空，因而非常不滿。蘇先俊因對總指揮盧德銘的犧牲負有重大責任，在三灣改編時被拿掉了團長的頭銜，也成為了無足輕重的幹部。

10月27日，毛澤東又帶部隊回到了茅坪。這時，袁文才已經向王佐介紹過工農革命軍的情況，並說毛委員為人如何仗義、如何守信等等。王佐遂派人接應毛委員他們上山。毛澤東也送給王部70多條槍，王則資助起義部隊500擔稻穀和一些銀元。

立足問題解決之後，毛澤東又多次同袁文才和王佐交談，其胸懷和見識令兩人拜服得五體投地。後來，王佐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工農革命軍又派了20多名黨員幹部，分任袁、王部的連長、排長和黨代表，部隊的政治和軍事素質有了提高。次年，袁、王部隊正式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團黨代表。至此，工農革命軍完全吸收了袁、王的部隊。

毛澤東開始經營以寧岡為大本營的井岡山根據地。在這段時間裏，他想通了很多關鍵的問題：共產黨要領導中國革命，就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陳獨秀建黨有功，但他不懂得怎樣從中國的國情考慮問題；我們這麽小的一支部隊之所以能在羅霄山脈中段站住腳，重要的是因為這裏遠離城市並且交通不便；而黨內目前很難接受這些觀點，因為從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險。

1927年12月下旬，毛澤東明確提出革命軍隊應當擔負起三大任務：

第一、打仗消滅敵人。這是所有軍隊必然的任務。

第二、打土豪籌款子。與其說這是階級鬥爭理論決定的，還不如說是工農革命軍所立足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對於正規的國防軍，自有國家的財政經費來支持。國民黨還沒統一全國，已占領地區的財政收入自然成了軍費來源，因此國軍攻占的目標都是經濟相對富裕的地區，尤其是城鎮。毛澤東把工農革命軍帶到貧困的邊遠農村求立足，同時也帶來了財政來源匱乏的問題，因此，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解決軍費來源。打土豪既符合階級鬥爭理論，更是這支軍隊力所能及的財政措施。

第三、做群眾工作。這一條是毛澤東的發明。自古以來，軍隊就是為了打仗，不給民眾增加負擔就很難得了，還要做群眾工作？如果不是他深切懂得爭取民心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他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如果不是他在此擁有絕對的威望，根本就不可能教會這支軍隊如何完成這項任務。

連黨代表羅榮桓對毛澤東提出的三大任務非常重視，不但身體力行，而且還在理論上提高了一下。他將上述通俗講法重新表述成：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三者緊密結合起來。毛澤東深以為然。從此，這就成了中共正式文件中的專用表述。

在帶兵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漸總結了一套治軍的紀律，當時，部隊把這些紀律稱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這三條剛好對應前述三大任務，是完成這些任務的必備條件。後來工農革命軍打進縣城後，聽到了一些群眾反映的問題，就把部隊集中起來，宣布了六條注意事項：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

工農革命軍處在軍閥割據的狹縫當中，如何生存，如何防禦，如何進攻，需要一套有效的戰略戰術。毛澤東開始對大家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是中國有句俗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然而，大概他自己都沒有料到，他不僅學之，而且學而優之。在井岡山第一次反“進剿”之前，毛澤東在前期鬥爭的基礎上，為部隊總結了十二個字的遊擊戰作戰原則：“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

1927年12月至1928年2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迎戰贛軍兩個團的進攻。工農革命軍與農民起義相配合，避實擊虛，一舉攻占了寧岡縣城，全殲守軍一個營和寧岡縣靖衛團，俘虜近300人，打破了國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一次“進剿”。

獲勝之後，毛澤東發現部隊中有打罵俘虜和搜俘虜腰包的現象，立即明確製止，並宣布：工農革命軍不殺、不打、不罵俘虜，不搜俘虜腰包，對傷病俘虜給以治療；經過教育、治療後，留去自由；留者開歡迎會，去者開歡送會並發路費。這些俘虜感激涕零，很快將此傳播出去，國民黨散布的“共匪見人就殺”的宣傳隨之就被戳穿了。

到1928年2月底，工農革命軍已發展為實力較充足的一師兩團，並且同當地農民運動緊密結合，摧毀了茶陵、遂川、寧岡三縣的舊政權，建立起新的工農政權以及赤衛隊、遊擊隊。同時，他們又開始了土地改革試點，取得了初步經驗。一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初具雛形，讓中國共產黨武裝鬥爭的紅旗牢牢地插上了井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