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錄之序章——勢力瓜分

序章——勢力瓜分

 

20世紀20年代的苦難中國，處在一個中央政府名不副實，國家實際四分五裂的戰爭狀態。內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舊的封建王朝，但卻沒能凝聚成統一的主權國家，淪為軍閥割據的局麵。外部列強的幹涉不僅非常嚴重，而且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演變，致使中國大地成了世界強國的利益競技場。

此時的世界仍然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調整期。企圖為一戰後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巴黎和平會議，“和平”效果卻非常糟糕。德國被大大懲罰但沒有被徹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國民眾的強烈不滿，為日後的戰爭報複埋下了種子。意大利雖為戰勝國，但其訴求被忽視，間接催生了法西斯主義從該國萌發。蘇俄不僅被排斥在巴黎和會之外，而且會議決定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中國以戰勝國之一的身份，卻被會議裁定，戰前德國侵占的山東膠州灣的領土，以及那裏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統統歸日本所有，結果直接點燃了“五四運動”的怒火。

即使在該和會上獲益最大的英國、美國、日本，也為下一場大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軍軍備競賽。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任何國家，仰仗它急速膨脹的工業和金融實力，向世界頭號海軍強國英國發出了挑戰。美國海軍部長丹尼爾斯宣稱，將在5年內建造 137艘軍艦，“建設一支世界上最強大、最優秀的海軍”。英國不甘示弱，首相勞合·喬治表示：“大不列顛寧願花盡最後一分錢，也要保持海軍對美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優勢。”日本為了與美英一爭高下，雄心勃勃地製定了“八八艦隊”計劃，即擁有兩支強大的艦隊，每支艦隊有主力艦8艘，每8年更新一次。緊接著，法國和意大利也興衝衝地加入了這場不見硝煙的軍備大戰。

但隨著一艘艘戰艦的下水，軍費開支陡然大增，各國財政紛紛捉襟見肘。列強們開始嚐到了軍備競賽的苦頭，各國人民要求裁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總統沃倫·加梅利爾·哈定倡議召開限製海軍軍備的會議，得到了各國的響應，這就是影響深遠的“華盛頓會議”的由來。

由於巴黎和會的失敗，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議題不僅僅是海軍軍備問題，還有很多影響和平的問題，尤其是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特別是在中國的利益衝突。於是，出席華盛頓會議的擴大為9個國家：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

中國北京政府派出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為全權代表，餘日章、蔣夢麟為國民代表，朱佛定為秘書，共130多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出席。原計劃還有廣州國民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為代表，但是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團，不被各國接受，伍朝樞遂未赴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國際會議。議程主要有兩項：一是限製海軍軍備問題；二是太平洋和遠東問題。為此組成兩個委員會：“限製軍備委員會”由英、美、日、法、意5個海軍大國參加；“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委員會”則由9國代表都參加。兩個委員會分別進行討論。

實際會議的過程中，各國的發言權是嚴重不平等的。美國、英國、日本處於第一等級，參與決定所有重大問題；法國其次，有時被前述3國置之不理；意大利還不如法國，在一些議題上被排除；比利時、荷蘭、葡萄牙重在參與，滿足於分得一小杯羹；中國則處於最下一級，完全為維護自己被侵犯的權益而來，對其他議題沒有什麽影響。

會議經過長時間激烈交鋒，各與會國簽訂了一係列條約、協定和決議案。其中對世界均勢影響最大的是《五國海軍條約》，它規定五國主力艦總噸位限額為：美、英各52.5萬噸，日本31.5萬噸，法、意各17.5萬噸。條約還嚴格限製了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噸位和建造，對於其他艦船也有相應的規定。

中國為自己達成了兩項成果：一是中日雙方簽署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二是《九國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通常簡稱為《九國公約》。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在法律形式上結束了日本對山東的軍事占領和政治控製，中國收回了部分喪失的主權。但中國也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不僅要償付高額的鐵路贖金等，更為重要的是日本通過安插日本人任車務長及會計長，仍然牢牢控製著膠濟鐵路。

《九國公約》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確立各國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有關條文規定，九國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專門研究中國的關稅政策。實際上使中國恢複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麵。

這次華盛頓會議，中國成功收回山東權益，是近代中國在沒有武力後盾的情況下，外爭國權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在解決山東問題時仰賴美、英的幫助，因而作為妥協，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權、撤退外國軍警、恢複關稅自主權、取消勢力範圍等方麵取得實質性成果。

華盛頓會議後，日本在山東的利益受到抑製，遂轉為重點扶持東北的奉係軍閥。從地緣政治上，東北直接與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接壤，又是與宿敵蘇俄利益交叉的地區，所以成了日本擴張勢力的不二之選。奉係軍閥頭子張作霖為了爭勝中原，也需要靠上一個帝國主義後台。因此日本與奉係一拍即合。在這種有利條件下，奉係通過戰爭的勝利，已經雄霸東北和華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為中國最強大的一支軍閥。另外，盤踞在山西的閻錫山也跟日本往來密切。

英國主要憑借兩次鴉片戰爭的勝利獲得了在華最大的勢力範圍，以不平等條約開放的商埠（經濟發達城市）來計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國加起來都多。由於其大多數條約商埠都在長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軍閥更能保護它的利益。於是，英國聯合美國，支持直係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前者掌握著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陝西的部分地區，後者控製著富庶的東南五省。

美國是帝國主義列強中的後起之秀，因此早期在華勢力範圍還不及法國。美國意圖限製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所以與英國聯手支持直係軍閥，包括吹捧吳佩孚，派遣顧問，派軍艦掩護，等等。但是，美國人信奉實用主義，更重視商業實利，同時向直係和奉係兩邊都賣武器，大發戰爭之財。

在華利益最複雜的是蘇俄。

先是沙皇政府利用滿清政府的懦弱和無能，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劃走了大片中國國土，並在東北和新疆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1898年，沙俄政府強迫清政府把旅順和大連灣“租借”給俄國，獲得了沙皇所夢寐以求的“不凍良港”。不多久，俄國侵略者就攫取了在東北南部地區的一切特權。

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海上大戰以“對馬海戰”最著名，而陸地戰場卻在中國東北，戰爭持續1年零5個月，最後以俄國的失敗而告終。戰後，根據雙方簽訂的《樸次茅斯和約》，沙俄將關東州（中國遼南旅大地區）的租借權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北滿鐵路仍然留在沙俄手裏。

日俄戰爭失敗後，俄國改為侵略蒙古地區，並推動外蒙古獨立為國。中華民國成立後，時任大總統袁世凱為獲國際承認，與俄羅斯發表《中俄聲明》。然後兩國簽訂《中俄蒙協約》，中國可保留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但明顯已損失了國家利益。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北洋政府追隨協約國拒絕承認蘇俄新政權，為了爭取比鄰的中國，蘇俄宣布無條件放棄在中國的特權，又取消兩國間的秘密協議。列寧也親自表示要廢除中俄兩國全部的不平等條約。列寧還領導各國共產黨成立了“共產國際”組織，專門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

這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首先是刺激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核心的一群知識分子，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進而，他們成立了信仰這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其次是喚起了孫中山對蘇俄的好感，在其他帝國主義列強都不肯幫助他的時候，中山毅然改組國民黨，與蘇俄合作，接納幼小的中國共產黨，走上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道路。

曆史常常在關鍵的時刻被重要人物導入某個方向。把中國的命運與蘇俄聯係在一起的，是列寧和孫中山。但是，這兩位在各自黨內的絕對領袖不幸都英年早逝！列寧由於被暗殺的槍傷嚴重損害了健康，於1924年1月24日與世長辭，年僅54歲；僅隔了一年多，孫中山因患肺癌不治，於1925年3月12日撒手人間，也不過59歲。這樣，中國的國共兩黨與蘇俄的關係就取決於他們的後繼者了。而列寧的後繼者，是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經過鬥爭產生的。

托洛茨基在蘇共和蘇軍中的資曆更深，也更得列寧的信任。他是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之一、“十月革命”的主要指揮者、蘇聯紅軍的締造者和第一任總司令。在1918年到1922年間的俄國內戰期間，他領導紅軍對抗支持沙皇的白軍，反抗14個協約國的武裝幹涉，最終贏得內戰。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論和觀念上有些與眾不同的味道，早期與列寧有過分歧，但後來兩人的合作遠遠大於分歧，到列寧的最後時日，托洛茨基卻成了列寧所能委托希望的人。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大1歲，但在早期的俄國革命中比後者級別低，在紅軍中也接受後者的領導。他的革命手段更激進、更無情。但在蘇共中央內，與不太討喜的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得到了比較多的支持。斯大林說自己是列寧的學生，從不在列寧麵前堅持與老師不同的主張，甚至在列寧去世後也一直不承認什麽“斯大林主義”，隻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列寧病重後，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被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頗有接班人的勢頭。

列寧在晚期發現了斯大林缺點，於是在遺囑中寫道：“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議同誌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同時列寧通過妻子的聯係，尋求與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後，在電話裏辱罵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得知後曾憤怒寫信給斯大林，並以絕交威脅他道歉。斯大林選擇低頭認錯，最終事情平息。

從1923年3月中旬起，列寧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則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共同反對，不僅沒能樹立起權威，而且被大家所冷落。列寧去世後，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並列為蘇共（布爾什維克）主要的6名領導人。

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逝世後把丈夫的遺囑交給中央政治局。在蘇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的遺囑沒有被公布於眾，而僅僅是在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領導人中傳達了。斯大林根據列寧遺囑的建議提出辭職，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不同意，他們認為列寧的建議是不合適的，並一致選舉斯大林為蘇共中央總書記。

托洛茨基對政治鬥爭很不在行，在《論列寧》和《十月的教訓》的兩篇文章裏，竟然直言不諱地批評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促使兩人與斯大林聯手，形成共同對抗托洛茨基的局麵。他們3人發表文章，稱“托洛茨基主義”並非真正的列寧主義；斯大林還表示“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鬥爭中失敗，被解除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蘇俄國內的政治變化對中國產生了長期的重要影響。

在俄國內戰期間，白軍敗退到國外，蘇俄紅軍就進攻到國外。不少白軍敗逃到了中國新疆境內，蘇軍也就追殺到了新疆，並同當地的政治勢力聯係到了一起。這樣，不僅舊沙俄在中國北方的權益沒有歸還給北京政府，新蘇俄反而進一步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1923年底，在中國西北地區起家的“國民軍”軍閥馮玉祥，受到孫中山《建國大綱》等書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思想的影響，開始傾心於蘇俄，仰慕社會主義，還在室內懸掛列寧肖像。1925年，馮玉祥邀請中共中央的李大釗擔任國民軍政治部主任，後由中共黨員劉伯堅代理。馮還結識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邀請蘇俄軍事顧問進入國民軍，開始接受蘇俄的武器援助，並派遣一批年輕的軍官赴蘇聯留學。

不過，馮玉祥的部隊在奉、直軍閥聯合進攻下被打敗，不得不於1926年元旦通電下野。但馮的主要部隊並沒有散，他本人繼續保持對蘇俄的好感，並於同年前赴蘇俄考察。

當然，蘇俄對中國的關鍵性影響還是在南方的廣東。而將深受歐美民主思想影響的孫中山推向蘇俄一方的，其實是那些受其他列強支持的各路軍閥。其中一個廣東軍閥所起的作用至為關鍵，他名叫陳炯明。

陳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11年3月的黃花崗起義中，陳炯明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孫在後期能以廣州為基地開展護法運動，陳的軍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孫曾讚陳“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

但是，陳與孫的政治理念不同。陳炯明接受了梁啟超提倡的“聯省自治”的理念，主張建立與美國相仿的聯邦政體，首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逐步向全國推廣，再走向和平統一。孫中山經過了建國和護法的種種失敗，堅信必須采取“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以重新建立全國政權。兩人最終產生激烈衝突。

1922年夏，孫中山公開罷免陳炯明的職務。陳炯明的親信大將葉舉，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粵秀樓。孫中山撤退之際，夫人宋慶齡不願與孫同行，認為“目標太大，容易被叛軍發現”，並對孫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我請求你先走吧！”隻身出走的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

在此之前，孫中山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過接觸，對俄國革命及列寧本人表示讚賞，很想多了解俄國新政權之成就。此刻，中山對自己的失敗極為失望，在其他列強各國都不肯出手相助之際，他終於下決心尋求蘇俄的幫助。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之唯一夥伴，並指示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同時要保有組織和活動自主。

在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下，蘇俄援助他建立黃埔軍校，中山才感到走上了切實可行的統一國家的道路。盡管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從廣東大本營出發北伐，打倒所有的軍閥和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仍是他留給繼承者們的曆史重任。

蘇俄僅僅為了黃埔軍校，就援助了300萬盧布的經費，飛機9架，大炮幾十門，機槍幾十架，約萬枝步槍，還有配套的彈藥等等。另有一筆1000萬元的援助經費，供廣州國民政府建立中央銀行。可以說：沒有蘇俄的援助，就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本錢。

而在資本主義列強看來，社會主義蘇俄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廣州國民政府則是蘇俄在中國的代理人。因此，當國民革命軍向北方進攻時，他們必然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放下內部的爭鬥，團結對抗這個南來的“洪水猛獸”。

列寧的逝世對國共前途的影響是逐漸顯現的。列寧本人雖然堅持世界革命的理論，但在國家關係的處理上並沒有放棄本國利益。斯大林繼承了大位以後，暫時延續過去對中國的政策，可大國沙文主義變得越來越赤裸裸。列寧那些帶有國際主義道義的話，從斯大林口中再也聽不到了。

由於過去托洛茨基在蘇共和紅軍中的重要地位，在列寧去世後的幾年裏，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對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當時在蘇俄有很多中國留學生，他們也被卷進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政治鬥爭，有些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遺恨終生。

同樣，在中國的共產黨人也無法幸免。托洛茨基開始就堅決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從此，“托洛茨基派”（簡稱“托派”）不僅是蘇共政治鬥爭的對象，而且中共也必須跟著念這個“緊箍咒”。

本書以此開篇，為那段風雲詭譎的民國曆史拉開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