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錄(節選7) 獨立求索

節選七    獨立求索

 

在北伐戰爭的狂濤巨浪中，僅有5到6歲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努力擺脫蹣跚學步的狀態，不願再盲從共產國際的一切指示，試圖根據自己的理解來從事革命活動。在北伐軍攻占武昌之後，中共的工作大體分為3個方向：一是直接參與北伐戰爭；二是在軍閥統治區組織城市武裝起義；三是大力開展農民運動。

這3個方向中，隻有第一個方向完全符合共產國際的指示。可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對直接參與北伐戰爭並不熱心，靠的是各級黨員的自覺投入。在這方麵的最大成績是向北伐軍中派遣了一批中共黨員，包括軍事骨幹和政工幹部。

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第二個方向上，即組織城市武裝起義。這本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方向，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是經典的例子，然而共產國際並不主張在中國這麽搞，把賭注都壓在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上麵。中共中央則學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將中國革命的希望放在了工人階級身上。盡管中國產業工人的比例很小，但是他們找到了人數相對集中的大城市，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中共中央工作的重點區域。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以廣州為大本營後，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始終堅守在上海，就是這一指導思想的體現。

現在機會終於來了。上海作為東南軍閥的最大城市也是最大的戰略目標，舉行巴黎公社式的武裝起義正好能配合北伐軍的進攻。早在去年10月23日，為了配合浙江省長夏超的起義，上海工人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然而隨著夏超部隊的失利，這次起義也被鎮壓了。到今年2月22日，上海工人再次發動大罷工，很快轉變成武裝起義，但還是沒能成功，又一批革命義士倒在了血泊當中。

陳獨秀等人認識到，武裝鬥爭需要有軍事領導經驗的人來指揮，於是他們想到了周恩來。周在黃埔軍校當過政治部主任，作為第一軍黨代表參加過東征戰役，並且直接領導葉挺獨立團內的黨組織，可以說在中共領導人中最有軍事方麵的資格。於是在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後，就調周恩來從廣州赴上海。

1927年2月23日，即第二次武裝起義失敗的一天後，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特別委員會，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尹寬、彭述之、周恩來、肖子璋組成；並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特別軍委，準備進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當武裝起義發動時，周恩來擔任了總指揮。

在總結了兩次起義失敗的教訓、準備充分之後，由上海市總工會發布了總同盟罷工的決定。3月21日，上海80餘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接著轉為武裝起義。麵對直魯軍閥的3000多人的軍隊和2000多名警察，工人糾察隊和廣大罷工工人一起投入戰鬥，切斷敵人的水源和電源，向各區警署、兵工廠、電話局、火車站以及直魯軍發動全麵進攻。經過兩天一夜的血戰，最後一個據點火車站也被攻下，於22日獲得全麵勝利。他們隨即召開了上海市民代表大會，成立上海特別市市民代表會議政府。

第三次武裝起義能夠成功，雖然主觀的正確指揮功不可沒，但客觀上跟北伐東路軍的進攻有直接關係。3月20日，白崇禧的部隊已經逼近了上海。21日，東路軍攻進市郊，直魯聯軍腹背受敵，軍心已散。3月22日，北伐軍開進已起義成功的上海市區，受到了廣大市民的夾道歡迎。

中共工作的第三個方向，是大力開展農民運動。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個創新，因為按照過去的理論，農民從整體上不是無產階級。這個運動的核心組織是為農民謀利益的農會，第一個搞農民運動的是廣東海陸豐的彭湃。彭湃的父親是大地主，母親周鳳卻出身於貧苦家庭。10歲時父親病逝。他1917年前往日本留學，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在此期間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者。1921年夏回國，翌年開始從事農民運動。為發動、組織農民和成立農會，他當眾燒毀自家祖傳田契，將自己的農田分給農民無償耕作，同時自己過著儉樸的農民生活，被民眾稱為“彭菩薩”。1923年5月廣東省農會成立，彭湃被推選為廣東省農會執行長，後來將其經驗寫成《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一書。

但是，身為農會領袖的彭湃那時還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無法參與中共的決策。而真正讓中共中央認識到農民運動重要性的，還是毛澤東。

毛澤東出生於湖南湘潭韶山的普通農家。1921年7月，他與同學何叔衡一道，代表湖南共產黨員，參加了共13位代表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回到長沙後不久，被母校第一師範學校聘為國文教員。在教學之餘，他領導中共湖南省黨組織的工作，一開始是遵循馬列主義理論搞工人運動的。他和同誌們多次深入工廠礦山，吸收一些先進工人入黨。毛澤東在安源煤礦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委派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李立三擔任支部書記。

毛澤東在湖南掀起了工人運動的高潮，先後領導發動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礦和長沙泥木工人等一係列的大罷工。共10次罷工，獲得勝利及半勝利的罷工有9次，僅失敗1次。這些成績獲得了黨內的高度評價。

但是，毛澤東沒有被成功衝昏頭腦，他在考慮一個重大問題——中國工人階級太少，發展潛力有限。同時，他注意到了彭湃在廣東開展的農民運動，於是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在農民中建立共產黨組織。

時間到1923年6月，已是準備國共合作的氣氛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原來的核心議題是國共合作，討論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張國燾對此表示反對，結果導致張犯了“左傾”錯誤，被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毛澤東因領導湖南工作成績出色，進入隻有5人的中央局，這一年他剛好30歲。

毛澤東在會上做了一個關鍵的發言。他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樣的局麵。這一新穎觀點引起了大會的轟動。

正因為有了這個提議，大會通過了一個由毛澤東和譚平山起草的《農民問題決議案》，使中共組織領導農民運動從此名正言順了。張國燾對此說過一句公道話：這是“這個農家子弟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由於會前大家沒有準備，因此在會上也不可能一下就部署如何具體組織實施。會後，毛澤東因擔任中央局秘書，不能離開在上海的中央局，無法親自去實踐自己的設想，但卻一直將此掛在心上。

1924年12月，毛澤東離開上海回湖南養病，終於得到了這樣一次機會。他在家鄉韶山利用辦農民夜校的辦法，把他們秘密組織起來，進行思想啟蒙教育。在建立了20多個農協的基礎上，他發展了一批中共黨員，建立了中共第一個農村基層組織——中共韶山黨支部。

國共合作以後，毛澤東的能力在國民黨內也有了名氣。1925年10月，汪精衛因為兼職太多，決定不再兼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推薦了毛澤東為代理中宣部長。在此任內，毛澤東發表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獲得國共兩黨的好評。

到了毛澤東專職擔任農講所所長的時候，他的獨立思想就開始形成。在農講所的備課和授課過程中，他係統地總結了曆史經驗，從人口、生產、革命力量、戰爭關係、革命目的等5個方麵，係統地闡明農民問題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最後認定，中國社會的實質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革命才是國民革命的核心。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漢口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提醒中央注意 “槍杆子”的關鍵性，但討論沒有展開下去。會議最終還是接受了陳獨秀向國民黨右派妥協的意見。至此，敏銳的毛澤東已開始注意到“土地”和“武裝”這兩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