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錄(節選5) 北伐與暗鬥

節選五    北伐與暗鬥

 

1926年４月２９日，鮑羅廷帶著斯大林的旨意，從莫斯科回到了廣州。此時斯大林認為：汪精衛這麽軟弱，實難堪大任；中共的力量還不如國民黨左派，也隻能充當助手；蔣介石倒是敢做敢當之人，又服從蘇共的領導，看來值得重用。

蔣介石找到鮑羅廷會商，提出召開中央全會，“整理黨務”，為北伐做最後的政治準備。鮑羅廷態度極為溫和，凡蔣所提之事均有商量。

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會議前期的焦點是按蔣介石授意，由張靜江、吳稚暉、孫科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其中規定，國民黨各級領導機構內中共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

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在此會之前，派張國燾到廣州指導出席的中共黨團。由於蘇共指示中共向蔣介石讓步，張國燾強使共產黨員接受這個提案，讓《整理黨務決議案》得以通過。在共產黨員中也有不妥協的，身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就沒有簽字，他發言不多，但每逢發言，均有條不紊，態度斬釘截鐵。

在整理黨務議案告一段落後，國民黨候補中央監察委員、第七軍（即桂軍）軍長李宗仁主動發言，強調他領導的第七軍已在前方作戰，且已挽救了衡陽陷落的危機，此刻正節節推進，長沙在望，決不可中途而廢。倘中央仍躊躇不決，吳佩孚必得抽調鄂、贛勁旅增援進攻，我孤軍苦戰，勢難持久，一有差池，粵、桂邊境立受威脅，而雲南唐繼堯和福建周蔭人也必伺機蠢動，使兩廣四麵受敵，前途就不堪設想了。故請中央速定大計，克日北伐。

李宗仁言畢剛一落座，第四軍（即粵軍）軍長李濟深隨即起立發言，大意是：他聽德鄰同誌所分析各點，都極中肯。今日北伐實為千載一時的機會，戎機不可坐失，第七軍已在浴血作戰，第四軍也已準備犧牲，希望其他各軍袍澤一致響應，共襄盛舉，中樞更宜速定北伐大計，以解中原人民之倒懸，以慰海內外愛國人士的喁喁之望。

兩位李將軍突如其來的慷慨陳詞，說得全場空氣陡然肅穆，黨軍政領導們均為之動容。既然粵軍自告奮勇，其他駐粵各軍原係“客軍”，實無任何反對北伐的借口。更重要的是，中央領導層的問題已經有了決議，大家在原則上也早已同意北伐的主張。於是，會場情勢遂急轉直下，使北伐成為會議後期的主題。

二中全會正式通過北伐決議，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負責組織北伐總司令部。蔣同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兼軍人部部長。蔣的盟兄、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當選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

本來眾人一致推舉李宗仁擔任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對於這個戰功顯著並力促北伐的急先鋒，可謂名副其實。但是，李宗仁尚有避嫌之德，他不想讓別人以為自己力促北伐就是為了升官，所謂“以義始而以利終”，因此極力推薦剛倒戈過來的湘軍師長唐生智擔此要職。其他人雖然不同意，無奈李宗仁態度堅決，形勢又不容等待，於是大家不再勉強，竟改舉唐生智出任前敵總指揮。

唐生智倒戈隱含的軍事投機傾向引起了陳獨秀的警惕。陳後來於7月7日在《向導》上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文中不指名地點出：“若其中夾雜有投機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使有相當的成功，也隻是軍事投機的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當蔣介石在北伐前線讀到此文時，誤以為陳獨秀在攻擊自己，非常惱怒，寫信讓國民黨中央與中共交涉。

1926年7月4日，國民革命軍正式發動北伐戰爭。李宗仁第七軍為左路，唐生智第八軍為中路，李濟深第四軍為右路，同時向吳佩孚軍隊進攻。三軍士氣如虹，所向披靡，7月11日即克複長沙。第二期作戰於8月19日開始，從汩羅河戰線發動全麵進攻，到8月23日，北伐軍就拿下了軍事重鎮嶽州。大批吳軍被北伐三軍包圍，紛紛繳械投降。

戰至此時，李濟深第四軍和李宗仁第七軍表現更好，分別被媒體譽為“鐵軍”和“鋼軍”，戰績都超過了唐生智的第八軍。這並不奇怪，因為前兩者是受到革命精神洗禮的官兵，作戰更加勇敢和堅強。但是，由於吳軍官兵中兩湖人最多，他們不願意向兩廣軍隊投降，寧可向前湘軍的唐生智第八軍投降，結果，步調慢一點的第八軍反而收編了最多的俘虜，繳獲了最多的武器彈藥。

對北伐大軍來說，在通往武昌的大路上，隻剩下了兩個軍事要隘——汀泗橋和賀勝橋。奪下汀泗橋的重任交給了第四軍。他們於8月26日淩晨開始攻擊，激戰一晝夜，雙方死傷不輕。北伐軍雖在橋南端取得進展，然而汀泗橋仍然不克。

深夜雙方休兵之際，第四軍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派葉挺獨立團向汀泗橋東北的古塘角迂回，從右側後包抄敵人。當夜，張發奎親率黃琪翔第三十五團，利用附近港灣覓得漁船數十隻，將該團偷渡過去。第二天淩晨，葉、黃兩團突然猛攻守軍後側，正麵部隊趁勢強攻，守軍頓時大亂，全線潰敗，奪路而逃。北伐軍一舉而克汀泗橋。

吳佩孚隻剩下了最後一個戰略要隘賀勝橋了。他見情勢危急，自己親到橋頭督戰，手持大刀，親砍旅、團長十餘人，令懸其頭於電線杆上，以示退者必誅。因此，守軍的抵抗極為頑強，機關槍向北伐軍盲目掃射，疾如飆風驟雨。北伐軍士氣衝天，尤以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和張發奎第十二師最勇，前進官兵竟以敵人的機槍聲所在地為目標，齊向槍聲最密處抄襲。守軍不支乃棄槍而遁。吳佩孚乃以大刀隊阻遏，潰兵因後退無路，被迫向大刀隊作反衝鋒，數萬人一哄而過，奪路逃命。

北伐軍勇克賀勝橋後，本想乘敵軍喘息未定時，一鼓作氣拿下武昌。豈知武昌城垣甚高，堅實無比，牆外並有護城壕溝，水深沒頂，且吳佩孚的守城部隊已早有準備。北伐軍一接近城垣，城上機關槍、手榴彈便一時俱發。北伐官兵前有堅壁，後有城壕，在敵人機槍瞰射之下，傷亡極大，兩次攻城均告失利。

在北伐軍在到達武昌之前，官兵士氣極旺，大有“武昌指日可下”之勢。而蔣介石的嫡係第一軍尚未立功，讓他內心急躁起來。於是他調第一軍劉峙第二師趕赴前線，要求該師攻城時帶頭衝鋒，讓各軍跟著衝上去。他自恃有東征時強攻惠州城的經驗，沒有把武昌城放在眼裏，隻想讓自己的嫡係部隊顯示一下實力。

唐生智與蔣介石之間已有不快發生，他隨即表示，劉峙師隻是學生軍，沒有戰鬥力，應該遠離前線。蔣認為唐以下淩上，是一種不能忍受的奇辱。轉而訓斥第二師師長劉峙說：“爾等如再不爭氣，何以立世見人！雖積屍累城，亦所不恤！”

蔣介石到達前線後，於9月4日的軍事會議上，沒有分析和研究敵情，就武斷地下令：“武昌限於48小時內攻下。乘敵人立足未穩，一定要攻下！”大家麵麵相覷，隻得聽命。蔣這是想用正式的場合強調自己的領袖地位，不容許任何以下犯上的挑釁。

豈料在接下來的第三次攻城戰中，忽然軍中謠傳劉峙師已攻入忠孝門，四、七兩軍聞訊大為振奮，益發奮勇爭先，死傷動輒整連整排，仍無入城之望。最後才知道是該師誤報軍情。這令蔣介石羞憤得無地自容，他在日記裏自表：“有生以來，愧悔愁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

另一方麵，唐生智第八軍的兩個師迂回逼近漢陽，兵不血刃，就迫得守敵反戈，一舉拿下漢陽和漢口，使得武漢戰場反敗為勝。這一來，唐益發桀驁不馴，幹脆給蔣寫了封信，說這裏的戰事大局已定，本前敵總指揮領本部兵馬完全可以對武昌城實行長期圍困，直至守敵投降，蔣總司令大可放心率領其他精銳之師開辟新的戰場，雲雲。

蔣介石看過信後，知道唐某人希望他離開此地，雖然憤怒於心，但也深感無奈。他在9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餘決離鄂赴贛，不再為馮婦矣，否則人格掃地殆盡。”也就是說，他要親自到江西戰場上，證明給唐生智和其他將領看看。

不過，蔣介石將指揮重心轉入江西，在大局上完全正確，遵循了北伐軍原訂的戰略計劃。唐生智的排擠隻不過剛好歪打正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