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2024年美國大選，特朗普第二度入主白宮，不僅在於其大量草根粉絲的選票、共和黨建製派的力挺，還在於富豪埃隆·馬斯克的“入局”和強援。正是這位跨航天、互聯網、汽車多行業的商業巨頭、世界首富，利用海量的資源及平台為特朗普搖旗呐喊，助推特朗普擊敗民調一度領先的哈裏斯，重返白宮。
近日，馬斯克又激烈批判英國執政的工黨政府，對其移民政策及對穆斯林犯罪問題的態度表達不滿，並鼓動英國白人右翼民粹對抗政府。而更早時，馬斯克也就德國政局、俄烏戰爭等國際議題多次發表爭議言論，包括支持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為普京侵略辯護和批評烏克蘭等。這反映了馬斯克對政治的幹預，已超越美國國界，成為正在影響並試圖主導世界政治風向的富豪政客。而馬斯克所“輔佐”的特朗普，也是商人出身、美國巨富。
商人/富豪參與政治，有著獨特的優勢。首先，富豪出於經商致富的需要，總是會與各路政客打交道，對於政治和權力有著遠超普通人的關心、了解、參與頻率與幹政能力。第二，富豪擁有常人乃至政治家都沒有的巨額私人財富，可以轉化為影響政治的巨大能量。第三，富豪之所以成為富豪，大多都有著過人的做事和待人能力，本身就有從政的底子，參與政治往往得心應手。而許多富豪有了巨額金錢，也往往會有超過物質的追求、更遠大的理想，參與政治是其實現理想追求的絕佳途徑。
在20世紀，有不少商人/富豪涉足政治。其中，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最濃厚、影響力又巨大的代表人物，是喬治·索羅斯。
這位出生在匈牙利、在英國求學、之後又移居美國，曆經納粹統治、二戰、冷戰的猶太人富商，或許正是因自身曲折經曆和多重身份，對參與政治、改變世界有強烈渴望。成為巨富後，索羅斯將大量財產和資源用於支持美國及其他國家特定政治團體。
索羅斯在美國旗幟鮮明的支持民主黨和進步主義，如2008和2012年有力助推奧巴馬當選總統、2016年鼎力支持希拉裏競選總統。在國際上，則致力於支持各專製國家反對派、促進自由民主與“開放社會”。他還在出生地布達佩斯創辦了“中歐大學”，培養致力自由與進步的青年人。索羅斯對女權、LGBT、環保、少數和弱勢族群權利問題也都頗為支持。
索羅斯的種種活動，產生很大影響，取得不少實際成果，也帶來巨大爭議。美歐民主國家的右翼人士批判其是操縱各國政治、藏在建製派政客幕後的“深層政府”首腦；中俄在內非民主國家，則指責其幹涉各國內政。
除了索羅斯，比爾蓋茨、巴菲特等人也都對公共事業頗有參與，但政治色彩相對較淡、立場較中立。
而今日的馬斯克，與索羅斯同為商人、巨富，也都對政治充滿熱情，但價值觀和立場卻是截然相反的。馬斯克旗幟鮮明的支持共和黨和右翼，且有較強民粹色彩，反對民主黨和進步派。在國際上，馬斯克傾向支持普京的俄羅斯等專製威權勢力，並策應歐洲右翼民粹的崛起。和索羅斯相互厭惡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就和馬斯克過從甚密，二人在特朗普的海湖莊園共進晚餐。馬斯克也更支持歐美白人本位主義、本土優先主義。雖然馬斯克和索羅斯都強調對“自由”的尊崇和捍衛，但二者對“自由”的內容定義、判斷標準、適用對象，是大相徑庭的。
相較於索羅斯的理想主義，馬斯克更強調利益至上和效率優先，有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也可以說，馬斯克將效率和社達作為了理想，並希望通過影響政府政策和公民社會，讓更多人都接受和遵循。
相較於索羅斯雖然激進但往往遵循法律和程序、日常言行也較謹慎的風格，馬斯克也更加個性鮮明、我行我素、天馬行空。如其收購推特、改名為“ X”及推動“X”內容風格變革，在研發“SpaceX”星艦中的冒險行為、在美國和國際政治上的出位發言等。其中一些創新和冒險精神令人讚歎，另一些則讓人憂慮和不安。
但無論索羅斯還是馬斯克，都強烈擾動了美國和其他不少國家的政治，還成為美國總統這一世界最有權勢職位的“造王者”，顯示了工商富豪強大的影響力。馬斯克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一係列深度涉入特朗普候任團隊政治決策的行為（如最近H1B簽證問題、人事任命問題，還和特朗普基層支持者發生分歧和論戰），也讓許多人對其以商人身份幹政、官商利益輸送產生強烈擔憂。近來連特朗普陣營內部都對馬斯克“幹政”強烈質疑。馬斯克及美國右翼民粹頻繁批判索羅斯作為商人操縱美國政治，如今馬斯克自己也陷入相同爭議，也令人感慨和感到諷刺。
而在俄羅斯、中國等大國，同樣曾有過名噪一時的寡頭、富商，如別列佐夫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馬雲、任誌強等。他們也曾積極涉政，但受體製所困，或因支持者失勢，逐漸離開政壇，有的還鋃鐺入獄。但他們在缺乏自由度的環境下，冒著巨大政治風險也要參政，可見政治對商人的吸引力。印度、日本、墨西哥等國，也有不少商人深度涉入政治，成為影響國家政策的關鍵力量。
富豪參政，有利也有弊。具體利弊幾何，要看體製和環境、其背後力量及所代表勢力，以及富豪個人的品性與價值觀、自己的決定。富豪作為國家公民，參與政治是其權利，但同時也需受到法律和道德約束。富豪的收益既是其個人努力奮鬥所得，也是社會發展和大眾共同勞動創造。正如巴菲特所說，富豪取之與社會，也要回報社會。
最重要的，富豪、其他有影響力和知名的人士，在參與政治時要明白，他們有著遠超一般人的能力與影響力，也意味著有更大的責任與義務，要更多自省和自我約束，其言行應考慮複雜而重大的影響，尤其對於弱勢群體的利害、對國內國際局勢和平還是動蕩的引導、對社會公正和均衡性的正負作用，而不能不顧這些、憑個人情感和狹隘利益肆意而為。否則，既嚴重傷害各國人民大眾，也終會反噬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