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2024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相對於2016年他第一次當選時的“舉世震驚”，這次美國人和世人都沒有過於驚訝。但特朗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都已經強烈撼動、並將繼續動搖和裂解世界各國的政治體係與國際秩序，標誌著全球反建製力量的巨大成功和民粹主義者的日益得勢。
所謂“反建製”，即對現行的政治體製、傳統政客與建製派官僚、主流價值觀、社會秩序、國際格局的強烈反對的立場，以及顛覆現狀的傾向和行為。而民粹主義，即是不循政治常理和規則，打著尊崇人民、反對低效體係和腐敗官僚、主張打碎現體製、建設新社會或重回曆史上某些輝煌時期等口號，利用大眾對現狀的不滿，鼓動人民通過激進方式摧毀秩序、顛覆製度，而建立起人民得到崇高虛名、實際由野心家（或可稱“僭主”）和寡頭（豪強）宰製國家的政治模式。
最近十多年來，不僅美國，全世界反建製和民粹勢力越發強大和具影響力，取得不少勝利。在歐洲，英國民粹成功策動了“脫歐”、法國和德國在內許多國家極右翼政黨崛起、匈牙利歐爾班民族民粹政權越發穩固，普京的俄羅斯更是直接侵略烏克蘭，並與歐洲各右翼民粹組織相互“策應”；
在亞洲，印度莫迪政權、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為代表的、混合了極端民族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的民粹政權風頭強勁，對內鐵腕威權、對外擴張勢力，黨同伐異、以強欺弱。而日韓這樣較發達穩定的國家，民粹風潮也或悄然或激烈的發生；
在拉美，則是左翼民粹（如墨西哥奧夫拉多爾和委內瑞拉馬杜羅）和右翼民粹（如巴西博索納羅和阿根廷米萊）分掌各國權力，相互對立如寇仇，但二者都反建製、咒罵傳統政客、鼓動大眾情緒、實行非常規的經濟社會政策，讓經濟不穩定、社會治安惡化的環境更糟，而糟糕的經濟社會環境又助推民粹，二者惡性循環……
這樣的國際形勢，可以稱為“第三波反建製與民粹浪潮”。之所以說是“第三波”，是因為之前還有另外兩個波次。
如果追溯人類曆史上對統治階級的反叛、對體製的顛覆、各種民粹傾向的事件，可以追溯至少數千年、無數大小事例。但過於久遠的事情，與現代社會差異太大，也難以一一列舉。所以，隻從人類經曆工業革命和歐陸政治革命以來，大規模反建製的民粹浪潮論起。20世紀以來，共發生過三波反建製的民粹大浪。
第一波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高潮期在1930-1940年代，代表性事件是俄國與中國等國左翼革命、德國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為代表的極右法西斯崛起。相關革命/暴動與戰爭，挑戰了18-19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生產和分配方式、有限民主政治（基於財產權，且有階級、性別、知識水平限製的民主）、英法等傳統殖民帝國建立的世界秩序。
俄國、中國、東歐等國發生的以“共產主義”為旗號的革命、暴動、政治風潮，是各國國內底層困苦、階級矛盾激化下，下層階級及少數上層精英借助馬列毛主義顛覆體製、摧毀傳統的殘酷暴動。而納粹和日帝則同樣麵對困苦和社會矛盾，但選擇團結內部，對外擴張、侵略和殖民他國、製造殺戮，以轉移矛盾、轉嫁痛苦、為本國民眾攫取利益和優越地位。
而無論俄國和中國革命及之後蘇聯和紅色中國的對外紛爭，還是納粹與日帝的侵略，也都和當時世界各國難以調和的利益衝突、國際政治經濟不平衡、後起強國試圖挑戰由英法等老牌帝國把持的世界秩序、重劃勢力範圍和建立“新秩序”……等國際間尖銳的矛盾，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這次反建製與民粹浪潮，給人類造成極為巨大的災難，超過一億人直接死於相關的戰爭和革命，還有更多間接受害者。但這些革命及戰爭（尤其反法西斯陣營的反擊戰）確實重塑了人類社會，改變了許多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以及許多國家的興衰命運，也建立了不同於19世紀的國際新秩序、世界新格局、人類新氣象。
第二波反建製和民粹浪潮，發生在1960–1970年代，以歐美“六八運動”（1968年前後一係列學生運動、黑人等少數族裔民權運動、女性和LGBT平權運動、反越戰的和平運動等）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代表，並蔓延到亞非拉許多國家。
此次浪潮是對二戰後建立的各國體製及國際秩序的衝擊，雖並沒有根本性改變戰後各國體製，但仍對各國政治、文化、國民價值觀造成巨大影響，塑造了許多新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第二波浪潮雖也頗有暴力，但起碼在歐美主要以非暴力方式展開、造成死傷較少。（中國的“文革”雖也是浪潮一部分，但較為特殊和獨立，其各種惡劣破壞和殺戮，隻局限於中國大陸，不應因此而不分具體情況的貶低同時期其他反建製浪潮活動）
更重要的是，這波反建製、反傳統浪潮，除在中國等地造成巨大破壞、是負麵影響為主，在歐美在內世界大多數地區是利遠大於弊的、利於進步的，包括促進階級、種族、性別平權，促進個人自由、去殖民化、文化繁榮與多樣性等。
而從2010年代至今的反建製和民粹浪潮（第一個高潮期在2016–2018年），當然就是“第三波”了。當然，之前的1980年代至21世紀初，也一直存在反主流、反建製的民粹活動，但規模相對較小、較為分散而鮮有聯動。相反，基於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與福利國家、普世價值的體製和價值觀，全球化、和平與發展為主流的國際秩序，一度頗為穩定和有希望。所以福山才提出“曆史的終結”觀點，認為現行民主製度將千秋萬代。
即便發生了“911”這樣的超級恐怖襲擊、專製中國經濟崛起國力提升等與和平與民主背離的事情，一定程度也動搖了“曆史終結”論，多數人也沒有改變對建製體係、和平世界的樂觀看法。這很大程度是因為，當時的歐美發達民主國家，內部仍然較為團結、發展勢頭良好、建製派仍然掌控政治。歐美之外的異動、外部和邊緣區域對發達民主國家的衝擊，影響是有限的。
但以2016年美國大選特朗普爆冷勝出為典型，包括歐美各發達民主國家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地區內部，都爆發了對現行的自由民主體製、多元化和包容性、女權和少數族裔權利、全球化和超國家合作聯盟、基於普世人權的價值觀……的攻擊和批判，利用社交媒體和開放社會製造謠言與破壞、通過選舉和公投等民主方式顛覆現體製、推舉民粹野心家當權、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執政、推行宗教保守和反智主義政策的情形。
這樣“堡壘從內部攻破”，野心家以民粹手段煽動大眾，利用自由破壞民主、通過民主摧毀自由，民主政治自身發生了嚴重危機，作為發達民主國家、全球榜樣的歐美國內矛盾激化、焦頭爛額、自顧不暇。許多國家已經部分顛覆了傳統建製派的統治、換上了不循政治常規、不守道德誠信的人物當權。這就讓人難以再保持樂觀，乃至憂慮和絕望。顯然，“曆史的終結”及其他關於後冷戰時代的各種美好願景、人類社會越發和平、民主、進步的預言，顯然都不再可靠，甚至正在破碎。
而這“第三波”反建製和民粹浪潮，其背景、起因、表現，與前兩波頗多類似之處。例如同樣是各國內部在曾經的“新秩序”持續數十年成為“老秩序”、社會出現種種新的危機（但又得不到妥善解決）、不同群體間矛盾激化、互不信任、許多人相對失落乃至痛苦而不滿於現狀，以及野心家和不安定分子煽動下，風雲際會而形成的。
但三波浪潮也有區別。例如，第三波反建製浪潮的內容和訴求，某種程度正是對1960-1970年代的第二波反建製浪潮後、歐美進步人士塑造的價值觀和社會體係的反動、對抗，並意圖讓自己國家乃至全世界官方/主流價值觀和秩序回到“第二波”之前。如正是“六八運動”時樹立了對婦女兒童、少數族裔、LGBT等弱勢群體特別的保護關懷、對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否定和批判，而“第三波”卻是在貶低平權、排斥弱勢和少數群體、否認種族壓迫、淡化殖民罪惡。換句話說，第三波反建製浪潮所反的對象，正是第二波反建製有限成功後建立的“建製”。
但這三波反建製與民粹浪潮，歸根結底都是社會矛盾尖銳、各國中被拋棄者、被邊緣化者、相對失勢者不滿現狀，尤其不滿利益受損和話語權的不足/旁落，而試圖顛覆建製體係、塑造由這些“造反者”主導的新秩序，進行的宣傳與實踐，也都極大衝擊了現狀。在衝擊過程中，都帶來了很大的破壞性（雖三波浪潮之間、同一波浪潮中不同支流間、不同國家間，製造/遭受破壞程度不同，性質也有異）。
任何時代都有社會矛盾、不滿現狀者、處於“體製”之外的個人和族群，也就意味著何時都有反建製力量，並以民粹主義色彩的實踐表現出來。20世紀三次大的反建製衝擊波，每次都給當時者造成衝擊和傷害，也都是給後人敲響的警鍾，警示著這世界上各種矛盾、紛爭、暗流的存在和危害。即便到了物質高度繁榮、多數人不需要擔心溫飽的21世紀，人們仍然會為身份認同、尊嚴、權利、話語權等相互鬥爭、不擇手段，甚至“你死我活”。
雖然從根底上看，許多問題沒有一個圓滿的解，因為人性和社會結構問題，現實中總有不公不義。人與人的鬥爭、群體間的矛盾，可以說永無休止。建製派與反建製的力量也是永恒的博弈狀態。反建製力量勝利或各國及國際秩序重新洗牌、建立新建製和新秩序後，總是又會有新的不滿現狀的民粹勢力，掀起新的反建製浪潮，將已變成老舊的、曾經的“新建製”和“新秩序”推翻，再次變革。即便社會相對良好和包容，也仍然有許多失意者。其中一些人也會將破壞秩序的衝動付諸實踐，並不惜代價、不顧大局，最終總有顛覆秩序的一天。如此往複，沒有終止。而每次鬥爭和洗牌，往往都有很大破壞、許多人為此付出代價甚至生命。
但又令人樂觀的是，前兩次反建製浪潮和引發的動蕩結束後，世界都變得更好了。人們反思戰爭、革命、各種暴力的殘酷，更加注重和平、民主、公平正義。無論對公民權的捍衛、對弱勢群體的幫助、再分配的公平、國與國之間的和諧共處，都較之前大幅改善，緩和了矛盾，讓各國內部及國際間更和平。當然，這並非是“天上掉餡餅”一樣的幸運，而是許多為進步和人權抗爭者努力奮鬥、必要時流血犧牲爭得的結果。
雖然第三波反建製和民粹浪潮來勢凶猛，且相對於“第二波”浪潮，其價值觀和導向明顯偏於負麵；但相對於“第一波”造成上億人死亡的悲劇，暫時和平的多。所以，人們也不必過於悲觀。社會動蕩、政治勢力重新洗牌，是向惡的危機，也是向善的契機，事在人為。隻是無論結果如何，反建製民粹浪潮帶來的動蕩，必然產生各種負麵影響，各國社會發展和公民權利都會受損，對弱勢群體的衝擊往往尤為嚴重。
各國有識之士，應盡力而為，盡可能緩解社會矛盾，將損害與破壞減小到最少。尤其各國當權者、上層階級人士，應當更多傾聽中下層的民聲、關心弱勢中的民情，肩負更大責任、更多付出，促進公平和包容，國家才可能長治久安，人類才可能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