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逝世：華人精英命運的浮沉與公共責任心的消逝

 8月4日，著名華裔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在美國逝世。消息一出，全球各地華人紛紛哀悼，中國大陸、港澳台、新加坡受惠於李政道的高校和科研機構，也普遍舉行紀念儀式緬懷他。

 

   李政道先生仙逝，得到各方隆重的悼念，不僅在於他在物理學上的功績，也在於他作為華人，對於陸港台新科研的幫助、對中國和全球各地華人學子的提攜、人才的培養。李政道雖在1962年之後即成為美國公民，但他從未忘卻家鄉和自身華人身份，對於大中華各地的科研與教育貢獻極大。

 

   李政道先生個人的命運，也頗為傳奇和跌宕。李政道在生長在殘酷的抗戰歲月，學業多次中斷、輾轉多個學校，戰火中生命也受到威脅。但李政道仍然頑強的學習，得到名師的提點，有幸赴美深造。1957年與楊振寧共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1950年代初，許多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科學家，出於報效國家的熱情和“新中國”召喚，從美國趕回中國大陸，想施展才能和造福人民。可後來二十多年政治運動，讓這些人吃盡苦頭（包括李政道的好友巫寧坤），有些人更是死於迫害。而李政道卻敏銳覺察到了回國的危險，留在了美國。

 

  這不僅讓他逃過死劫，更讓他有機會發現“宇稱不守恒”、得到了諾貝爾獎，及取得其他諸多科研和教育成就。這不得不說是他的幸運。若他回國，即便不被嚴重迫害，也斷然無法取得如此成就。即便像錢學森那樣為權力唱讚歌、做側翼，得到保護和優待，也隻能“吃老本”而無任何新成果。

 

   到了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轉暖，李政道又積極訪問大陸，並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的接見並相談甚歡。會談中，李政道成功勸說毛澤東同意成立培養前瞻人才的大學少年班、建立一係列科研機構和設施、開啟1949年後冰凍的中美科技交流。

 

   改革開放後，李政道更是積極為中美學術交流牽線搭橋、跨越大洋兩地奔波。這又反映了他的應變與智慧、對於中國科研事業和人才培養的關心和付出。

 

   可以說，李政道是促成中美幾十年來學術和科研交流的中流砥柱。若那時沒有李政道、沒有李的努力，中美科教交流雖仍會破冰和進展，但一定大打折扣。

 

   而李政道之所以如此致力，根源在於他對祖國深深的愛、對同胞的責任心。雖然從國籍上李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但這是由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以及特殊的國際形勢和微妙的中美關係所致。李政道既熱愛美國，也熱愛中國，兩個國家都是他的祖國。

 

   而李政道在美國的朋友、同事，如楊振寧、吳健雄、丁肇中等人，同樣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都在中美關係轉暖後相繼訪問中國大陸，為中國科研和教育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他們也對美國、全人類的發展進步，立下不朽的功勳。

 

   但另一些在1950年代就從美國返回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及很多曾經留洋、1949年後一直都在大陸的中國文理學者，卻經曆了他們不曾預料的浩劫，受盡了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如趙九章、姚桐斌、蕭光琰等，甚至自殺或被打死。僥幸活下來的，也遍體鱗傷、錯過了人生、錯過了世界的飛速發展，再無可能取得突破性成就了。他們的才華和潛力與李政道等人沒有多大差別，但卻因為選錯回國時機和殘酷的政治運動，毀滅在時代的疾風驟雨中。

 

  也有更加特殊的例子。同樣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華裔科學家高錕和崔琦，是在1950年前後從大陸逃往香港，在香港和英美學習，分別成為全球電子電機和固態物理領域的佼佼者，並分別在1998年和2009年榮獲諾獎。

 

   而他們家鄉的父老鄉親，則在共和國“前三十年”吃盡苦頭，其中崔琦家鄉河南還發生大饑荒，他的許多親友餓死，幸存者也在極端貧困中度過幾十年，他的堂哥一度乞討以果腹。現在保留的崔琦故居，仍能看到他家庭當年的貧困破敗。高錕和崔琦，是他們家鄉人中最幸運的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多麽天賦異稟，最決定命運的是他們逃到了香港。且他們如果晚幾年再準備逃港，幹脆就逃不掉了。

 

    李政道的人生和他朋友、同仁、同胞們的境遇，反映的是20世紀祖籍中國大陸的華人精英跌宕的命運、不同選擇者的歧路。20世紀上半葉民國時代的中國精英和海外華人華僑，普遍都有著強烈的民族情感和報國誌向，崇尚民主與科學，也身體力行通過鑽研文理知識、投入科研和實業，以拯救內憂外患的國家民族。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和東南亞華人遭受巨大傷害同時，也更加凝聚了全球華人共同體。

 

   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傳統士人的公共責任心與民本意識，也有“經世致用”的務實價值觀。民國知識分子將這種責任和意識，潛移默化於心、實踐於行。抗日戰爭的勝利，讓中國即將揭開漢族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新頁。

 

   但之後中國政局和世界格局的變動，讓包括華人精英在內的世界華人撕裂與內訌。留在（或返回）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更是在一輪輪政治運動中飽受摧殘。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美歐、東南亞的華人精英，各自經曆了不同的悲歡離合，有著迥異的人生命運。

 

  到了1980年代，紅色的暴風雨終於過去，離散各地的華人重新有了連結與部分凝聚，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與文教科學事業也得以重啟，港澳台和新加坡等其他華人占多數地區也在高速發展。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主流、經濟與科技實力較量成為國際競爭主旋律的新時代，華人勤勞、重視文化教育的特點，讓大中華地區經濟與科技得以迅猛發展進步。港台新和美歐的華人學者，也為中國大陸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在發展與連結恢複的喜人境況背後，還有諸多的悲哀與遺憾。那些在中國“前三十年”飽受摧殘的知識分子，許多已含冤長眠，幸存者也備受打擊，遲來的平反難以完全恢複他們的身心。1989年的六四事件及前後的幾次政治波動、中共繼續壓製言論自由與阻止公民參與政治，也繼續打擊著中國知識分子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與願望。

 

   中國科學與教育事業在專製體製和這些運動破壞下，學術與科研領域弊病叢生，大量的研究空白、弄虛作假現象泛濫、諂媚達官顯貴和公權力、唯上意馬首是瞻、缺乏通識和創造力、有才能卻無德行、身為科學界人士卻反智迷信等後遺症，時時發作並影響至今。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更多是中國大陸“觸底反彈”及港台與海外華人對祖國的反哺，中國內生的創造力和科教底蘊已被破壞，一些成就也依賴於中國巨大的體量，人均科學進步成就可謂一片荒蕪。

 

   中國專製壓迫和殘酷的政治運動，製造的苦難與撕裂，還讓中國人和許多海外華人普遍變得犬儒化、自私自利，喪失了道德信仰，不再真誠關懷同胞/他人疾苦，沒有了公共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成為“精致利己主義者”。而且相較於民國時代成長、在“新中國”飽受摧殘仍然保持愛國心的老知識分子，後來的國人包括當今的青年知識分子，都更加自利，一些人還明顯墮落。

 

   知識分子是一個民族的良心，社會精英是一個國家的中流砥柱，青年人是未來的希望。而中國精英階層的犬儒利己、趨炎附勢，新一代青年學子或被洗腦為忠君愛黨者、或醉生夢死，是中國經濟民生沉屙痼疾長期得不到解決、社會矛盾和不公不義愈演愈烈、國民普遍消沉的重要原因。當這些最有知識、判斷力、發聲條件、公共地位的人沉默，甚至附和黑暗、為虎作倀，其他人又如何有能力改變現實呢？

 

  另外，近些年來中國大陸和港台之間、全球華人之間，因為利益和意識形態等原因，逐漸分化和對立。曾經的“大中華”不再有那麽強的凝聚力，新一代香港人、台灣人、海外華人，對於中國大陸不再抱有深厚的感情，甚至有意疏遠、對立、敵視。

 

   吳健雄、高錕、餘英時、李政道這些民國時成長、曆經跌宕仍然對故鄉故國抱有深厚感情的學界泰鬥，相繼故去。其他仍然健在的同時代知名學人，也寥寥無幾且時日難多。這些人故去後，新一代的華人知識分子，無論一直在中國大陸就學與生活，還是港台學人、美歐華裔精英，恐怕都很難有老一代的家國情懷、社會責任感、對同胞/同族的同情關懷。

 

   這是很讓人傷感的，也讓筆者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前景及與發達世界的連結更為悲觀。但這又難以改變。“精致利己主義者”及中國學術科研中各種弊病，中國大陸以外華人的身份認同的異化，也是種種曆史與現實問題造就，並非喚起當事人主觀的愛國與責任心就能扭轉。對許多知識分子而言，“精致利己”是險惡環境下明哲保身的必要；對港台新一代知識人，其迥異傳統大中華的本土身份認同，也有其理由和不得已。這些筆者都能夠理解。在大環境塑造和潛移默化下，個體很難堅持獨特主見、逆勢而行。

 

  但筆者還是希望，新一代的中國人和離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精英，應向李政道、楊振寧、崔琦、吳健雄、許倬雲等前輩那樣，不要忘記自己血緣與文化的根底，不要離棄仍然生活艱難的故鄉同胞，有出於家國情感和人道主義的責任感使命感，對全球華人共同體的每個成員尤其弱勢群體和欠發達區域，多一些關懷和協助。

 

   李政道先生去世了，他的精神不滅，貢獻長存。在此筆者也向他致以敬意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