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內容提要：2019年10月，黎巴嫩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其主要訴求包括結束宗派政治、反對緊縮措施、改變稅收結構、改善基礎設施等，既有希冀政治改革的目標，也有民生領域的訴求。而黎巴嫩作為內部教派林立、外部受多股勢力幹涉的國家，又是五海三洲之地的衝要之處，黎國之動蕩對中東影響甚大。以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等國為一方，以伊朗和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為一方，以色列為又一方，分別在黎巴嫩扶植代理人，在黎巴嫩長期進行地緣政治博弈，這次抗議也不例外。同時，其周邊的伊拉克、伊朗也爆發了抗議及伴隨的血腥衝突。這也是自“阿拉伯之春”告一段落以來，中東發生的最大規模的係列動蕩。最近數月，在全世界多地，均爆發了相互之間沒有直接關聯，卻有微妙相通之處的抗議活動。我們可以以黎巴嫩的抗議為例，探析這輪抗議的共同點，預測此次黎巴嫩抗議活動的結果與影響。我們也應以他國為鑒，預防和解決我國可能或已經麵臨的一些類似社會問題，做到防範於未然、有備而無患。
SYNOPSIS:In October 2019, a large-scale protest broke out in Lebanon. Its main demands include ending sectarian politics, opposing austerity measures, changing tax structures,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etc. Both for the goals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 Lebanon, as a country with many sects and interference by many foreign forces, is also the key point of the five seas and the three continents,political turbulenc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for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ith Saudi Arabia, the UAE, Kuwait and other countries as one party, Iran and Syria's Bashar regimes as another party, Israel as the other party, fostering agents respectively in Lebanon, and playing the long-term geopolitical games in Lebanon, this protest is no exception.At the same time, protests and accompanying bloody conflicts broke out in surrounding Iraq and Iran. This is also the largest series of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 "Arab Spring" came to an end. In recent months, protests have erupted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but have subtle similarities. We can use the protest in Lebano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ommon causes of this round of protests and predict the outcome of this protest in Lebanon. We should also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prevent and resolve some similar social problems that our country may or has already faced, so as to prevent them from happening in advance and be prepared.
關鍵詞：黎巴嫩；教派衝突；宗派政治；地緣政治博弈；真主黨
自10月中旬至今，黎巴嫩爆發的大規模抗議已持續了兩個月。10月29日，麵對國內激烈的反政府抗議，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裏裏（Saad Hariri）宣布辭職。但此前已持續兩周的抗議並未就此停止，示威民眾所要求的，已不是剛開始的對征收“WhatsApp稅”的抵製，也不滿足於具體官員的下台，而是提出了對政治、經濟和公共服務領域進行徹底變革的訴求。而進入11月份，抗議日益暴力化，支持政府和反對政府的力量的衝突在不斷加劇，黎巴嫩局勢愈發緊張。
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宣布對WhatsApp、Facebook、FaceTime等通訊軟件的使用者征稅，例如對WhatsApp使用者征收每月6美元的稅金。這引爆了黎巴嫩民眾對政府和社會積壓已久的不滿。雖然僅僅幾個小時後，政府就宣布撤回征稅的決定，但已於事無補。當晚，更多的黎巴嫩民眾走上街頭抗議，並提出更多政治和民生訴求。隨後示威者更是與警察發生了激烈衝突，部分示威者還縱火、打砸，乃至襲擊外國人，導致兩名敘利亞“工人（很可能為難民，黎巴嫩官方一般將敘難民稱為‘工人’）”死亡。11月12日，又有一位身為地方政治領袖的抗議者被軍警殺害。而衝突迄今已超過百人受傷，死亡數目的統計則因口徑不同難以確定。和平抗議與暴力行徑並存，且總體越趨暴力和失控。進入12月份，局勢時而緊張時而緩和，但示威抗議沒有在短時間內停止的跡象。
12月19日，總統米歇爾·奧恩（Michel Aoun）任命大學教授出身的前教育部長、遜尼派人士哈桑·迪亞卜（Hassan Diab）為新總理，填補了薩阿德辭職近兩個月後的空缺。但根據目前各方的反應來看，這未能起到穩定局勢的作用。不僅民眾不買賬，迪亞卜也被視為是親真主黨的人士，無法得到國內外遜尼派及美國的支持。因此，黎巴嫩的政治前景依舊很不明朗。
自11月以來，越來越多的黎巴嫩人加入到了示威者的行列。無論是和平示威，還是暴力衝突，規模都在擴大。它已經成為自2005年“雪鬆革命（法語：Révolution du Cèdre；阿拉伯語：???? ?????）”以來，黎巴嫩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14年前那場革命相比，無論是龐大的規模、廣泛的參與，還是極具變革性的政治目標和民生訴求，今日的反政府抗議可類比稱為“第二次雪鬆革命”、“再次革命”。兩場抗議有著微妙的聯係，更有許多的不同。而今次抗議撼動中東，並與近期周邊乃至世界各地爆發的一係列抗議浪潮有著微妙的關聯。這次抗議的原因，應追根溯源到它的曆史背景與經濟社會的深層，對其影響需多麵評估，對其可能的結果也要有合理預測。
（一）教派林立、不同不和、曆經戰火、內外博弈：黎巴嫩複雜的曆史與2005年“雪鬆革命”
對國際政治和中東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黎巴嫩是中東地區宗教和文化最為多樣的國家。但這種“多樣化”並非和平的“百花齊放”，而是導致了殘酷的內戰和深刻的對立。如今的黎巴嫩，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各占總人口約27%，還有近6%為德魯茲派（Druze），這些廣義的伊斯蘭教徒占全黎巴嫩人口的近六成。而基督教馬龍派（Maronite Church）則是黎巴嫩最大基督教派，占總人口21%；希臘正教會、默基特（Melkite）教會（希臘東儀天主教會的一支）、亞美尼亞使徒教會及其他基督教派別信仰者，又分別占有總人口的8%、5%及略等於1%和1%以下。
這些不同的宗教派別，從古代各自定居於此後，就衝突不斷。黎巴嫩獨立後，教派之間的仇殺有增無減。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爆發了15年零六個月的血腥內戰，致使12萬至15萬人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這更加劇了不同教派之間的仇恨與對立。於2010年上映、備受關注、獲得眾多獎項的電影《焦土之城（Incendies，又譯為〈火〉）》，就反映了黎巴嫩殘酷的教派衝突和人倫悲劇。戰爭期間和戰後，不同宗教信仰的黎巴嫩人分別聚居在自己所信仰宗教的社區，與“異教徒”在生活上隔離。例如，什葉派聚居在黎東北（阿爾貝克·希爾米勒（Baalbek-Hermel）省）和西南地區（南部省和奈拜提耶（Nabatieh）省中南部），遜尼派在西北（北部省和阿卡（l'Akkar）省）占多數，馬龍派則集中生活在黎西部的中間地帶（黎巴嫩山（Mont-Liban）省）。而首都貝魯特，同樣分為類似的以教派為區隔的社區。而根據內戰結束前夕的和平協議《塔伊夫協定（Accord de Taëf；阿拉伯語：??????? ??????）》，在劃分議會選舉的選區及席次時，同樣根據各教派在各區域的人數比例進行分配。這種“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分治”態勢，一方麵，讓黎巴嫩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冷和平”；另一方麵，卻讓各教派群體隔閡更加強固，國家也處於一種“半分裂”的狀態。
而2005年的“雪鬆革命”，則讓黎巴嫩的政治局勢更加複雜化。1976年即黎巴嫩內戰爆發後不久，敘利亞軍隊在什葉派的“邀請”和基督教馬龍派的默許下出兵黎巴嫩，並深度介入了內戰和戰後的黎巴嫩內政。直到2005年，敘利亞仍未撤軍並繼續操控黎巴嫩政府。當年2月，聲望卓著、強烈主張敘利亞從黎巴嫩撤軍的黎前總理拉菲克·哈裏裏（Rafiq Hariri）被暗殺身亡。隨即，黎巴嫩反敘利亞的民眾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提出了徹查哈裏裏遇害案、親敘利亞的政府辭職、敘利亞撤軍等多個要求。而親敘利亞派別則於3月8日動員數十萬人舉行反示威。3月14日，反敘民眾聚集起來舉行了更大規模的抗議。最終，敘利亞迫於約半數黎巴嫩人的反對及國際壓力，從黎巴嫩撤走了所有軍隊，對黎巴嫩主權的直接幹預、對黎政府的直接操控也就此終止。
“雪鬆革命”雖然成功迫使敘利亞軍隊撤出黎巴嫩，親敘的黎政府也因之垮台，但國外力量依舊對黎巴嫩有著重大影響。例如“雪鬆革命”的過程，本身就有美國、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國與伊朗、敘利亞爭奪對黎巴嫩影響力的成份，而非簡單的黎巴嫩人民爭取獨立自主的運動。而因堅決主張敘利亞撤軍而遇害的前總理哈裏裏，也是黎巴嫩遜尼派穆斯林的代言人，還是黎親沙特勢力的代表。
此外，“雪鬆革命”並沒有在根本上改變黎巴嫩不同教派之間的對立和衝突。當然，在敘利亞撤軍之後，黎巴嫩政壇此後幾年又經曆了一係列的政治洗牌，各政治勢力發生了新的分化組合。例如以基督教徒為主的“自由愛國運動（Courant patriotique libre）”選擇了與什葉派穆斯林為主的真主黨合作，並加入了後者與同樣是什葉派穆斯林團體阿馬爾運動（Mouvement Amal）共同組成的“3月8日聯盟（Bloc de la résistance et du développement，又譯為‘抵抗與發展聯盟’）”。而曾在內戰中與基督教馬龍派互相進行血腥仇殺的德魯茲人組成的“進步社會主義黨（Parti socialiste progressiste）”，則加入了包括仇敵“黎巴嫩部隊（Forces libanaises）”和“長槍黨（Phalanges libanaises）”等基督教黨派的“3月14日聯盟（Bloc du 14-Mars）”。但這隻是各方因利益需要而組成了新的聯盟關係，隻是由以前的教派主義轉向更複雜的宗派主義，本質上依舊帶有強烈的“身份政治”色彩。而在此後的大選及各種政治分贓中，依舊以各教派或教派內不同派別分配利益。例如相當於大選的黎巴嫩議會選舉，就分為15個選區選出128個席位，每個選區都根據相關政治和宗教派別確定席位數量和比例。
（二）經濟低迷、貧富分化、腐敗泛濫、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的破敗：宗派政治分贓下經濟民生的惡化
在以宗教和政治集團劃分利益的製度下，從表層上解決了黎巴嫩這個多教派國家的利益分配，各派係之間的關係也一定程度得到緩和。但它還同時衍生了諸多負麵影響，前述的導致各教派隔閡加深隻是其中之一。它帶來的更大的問題是，政治權力被各宗派的實力人物壟斷，並導致腐敗與瀆職日益嚴重，以致泛濫成災、危及國運。因為按照宗派分配利益時，宗派領袖一方麵扮演了相關教派或利益團體的“保護人”角色、成為本派別對外的代言人；但同時這導致選舉出的候選人更多是各宗派的權勢人物、教派和宗族的“頭人”，而非根據道德和責任心、從政水平、清廉程度、專業素質這些標準選出有德行與能力的政治人才。因此，這些“保護人”雖然在涉及自身派別利益問題上很是強硬、錙銖必較，但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改善公共服務與治安、基礎設施建設等民生領域乏善可陳。而對於利益分贓、貪汙腐敗，他們卻很是在行。這就讓本已惡化的經濟危機雪上加霜，人民對政府及各宗派首領（包括自己所屬教派的領袖）的不信任日益加深，成為今日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政治和製度原因。
而導致本次反政府抗議的最主要因素，則是黎巴嫩近年來持續的經濟民生危機。1990年內戰結束後，經濟曾一度有所恢複。但1995年後，黎巴嫩經濟就陷入了長期的低迷狀態。這與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真主黨控製區域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有關。1996年4月以色列國防軍發動了代號為“憤怒的葡萄（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的軍事行動，對黎南部和首都貝魯特進行了狂轟濫炸，不僅造成了一定的人員傷亡，更嚴重破壞了黎巴嫩剛剛重建起來的基礎設施，還致使數十萬黎巴嫩人因戰爭流離失所。這場戰爭對剛剛複蘇的黎巴嫩經濟造成了巨大打擊。此外，前總理拉菲克雖然在反對敘利亞占領、爭取國家獨立方麵有所建樹，但在發展經濟方麵卻可用“不稱職”形容。在他兩次擔任總理期間，即便獲得了大量支持重建的國際援助，黎巴嫩經濟也大多處於5%以下的增速。在他的第二個任期期間，人均GDP還有三年處於負增長狀態。而在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就業等方麵，更是沒有盡到作為戰後重建者應有的責任。雖然經濟下挫受外敵入侵等因素影響，但單論其個人政績並不出色，還有涉嫌貪腐的政治汙點。
而在福阿德·西尼烏拉（Fouad Siniora）擔任總理後，黎巴嫩經濟有了明顯起色。2006--2010年依靠成功的私有化政策和稅製改革，並吸引了大量國外投資，加之支持黎巴嫩重建的“巴黎會議”上，沙特、美國和歐盟三方提供的國際援助，黎巴嫩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值得一提的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黎巴嫩曆史悠久且極具風險意識的銀行係統不僅抵禦了席卷世界的危機，還成為國際投資者的避風港。金融業的逆市上揚，更帶動了黎巴嫩整體經濟的發展。西尼烏拉執政期間，黎巴嫩經濟實現了年均9%的增長。不過，在拉菲克·哈裏裏時代，西尼烏拉就曾擔任金融、財政、經貿等多個經濟領域的首長職務，而那時正是黎巴嫩經濟停滯時期。因此，2000年代後半期黎巴嫩的經濟成功，是多方麵原因促成，西尼烏拉個人能力是次要的。而且，由於大量借貸以刺激經濟增長，黎巴嫩的外債在此期間也迅速攀升，為持續至今的長期債務危機埋下禍根。
2009年，拉菲克·哈裏裏之子薩阿德·哈裏裏成為新總理。他執政兩年間，黎巴嫩經濟重新下行。2011年薩阿德因政治危機下台後，同為遜尼派代言人的納基布·米卡提（Najib Mikati）繼任總理。直到2016年，薩阿德又在總統和議會多數派支持下“回鍋”擔任總理。但在這二人執政期間，黎巴嫩經濟再次陷入低迷，2011-2018年，經濟增速始終在3%以下，年均增速僅約1.5%。而這8年的人均GDP則均呈負增長狀態，總量的有限增長隻是因人口規模同時增大而已。雖然這和大量敘利亞難民湧入並定居有關，但擁有黎巴嫩國籍的國民的實際收入、生活水平也沒有明顯提高。
就業問題同樣是黎巴嫩的一大挑戰。對於一個國家的穩定而言，就業有時比經濟增速更重要。而人口問題（人口結構變化問題）又和就業問題密切相關。黎巴嫩的人口中位數雖然高於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人口自然增長率並不高，但在大批富人從內戰至今不斷離開黎巴嫩這個“是非之地”的同時，貧窮人口及普遍處於赤貧狀態的難民人口則在迅速增長。在經濟疲軟乃至衰退期，就業崗位供給自然不足。而在2006-2011年經濟增長時，其經濟動力主要來自金融、貿易、旅遊等行業。這些行業在促進GDP增長和部分人的高度富裕上作用巨大，但其職業特性注定其不能吸納更多勞動力。這就導致即便經濟增長，失業和貧窮依舊嚴重。雖然不同統計機構和不同標準下，對黎巴嫩失業率的估算有很大差異，但大致認為近年來（“阿拉伯之春”爆發後）總失業率為6%-10%，而青年失業率在20%-30%左右。眾所周知，大量貧窮的失業青年的存在，幾乎必然導致社會動蕩和治安惡化。
而黎巴嫩的貧富差距和腐敗問題更是無處不在，棘手到難以解決。如上段所述，黎巴嫩的金融和貿易等領域發展較好，但缺乏接納更多非精英就業者的普通工作崗位。而且，諸如銀行業、轉口貿易等產業，隻是讓上流階層暴富，而多數民眾很難受惠。而黎巴嫩又有自由主義的經濟傳統，對富人稅收相對較低，窮人頭上反而有許多苛捐雜稅（例如引爆這次抗議的“WhatsApp稅”）。一方麵，黎巴嫩類似於依賴能源出口的國家（如俄羅斯、沙特）的經濟和分配結構，即有收入集中於少數人和貧富差距懸殊等缺點，還有這些國家沒有的對較貧窮者征收稅賦的需求。這種再分配機製的惡劣，讓黎巴嫩的貧富差距不僅得不到遏製，還更趨惡化。
黎巴嫩腐敗問題同樣嚴重，並加劇了貧富分化。例如哈裏裏父子和西尼烏拉三任總理，都卷入過腐敗醜聞。與許多國家一樣，黎巴嫩的腐敗是大麵積的、係統性的，從內閣高官到普通公務員，從政府機構到公私服務部門，官商勾結、收受賄賂、裙帶關係、恩惠政治等各種腐敗行為遍及國家政治和國民生活。腐敗擴大了上層社會的隱形收入（這些收入當然是不交直接稅的），而增加了中下階層的實際生活開支和負擔（不僅是日常直接需要行賄和額外購買水電教育醫療等產品和服務的開支，相對於民眾間接關聯的上層腐敗最終也要平民大眾承擔），自然也使實際貧富差距比表麵的收入差距更加嚴重。而且，這種因腐敗造成的貧富差距，比簡單的因工作職位和能力差異造成的收入差距更顯不公，也更易激發人們的憤怒。
更直接的危機來自於基礎設施的差劣與公共服務的短缺。黎巴嫩的經濟水平雖略好於中東平均，但它的製造業卻是明顯的軟肋。如前所述，其經濟主要是高端服務業和轉口貿易，而製造業僅占GDP的14%左右（2018年數據）。而它又不像沙特、卡塔爾等中東產油國那樣，有充足的財政收入用以修建基礎設施和以進口替代滿足需求。這就導致黎巴嫩的道路、供水、電力、醫院、通信等基礎設施全部短缺且陳舊。黎巴嫩電力長期處於供應不足狀態，不僅在繳納電費時需要支付額外服務費用（類似於商業賄賂），還仍然經常遭遇停電。有些商家和個人被迫自己購買小型發電機供電。甚至，黎巴嫩連垃圾處理方麵都出現了危機。2015年7月，黎巴嫩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導火索並不是什麽政治因素，而是因為政府在垃圾處理上的嚴重失職。黎巴嫩政府當年關閉了貝魯特和附近的黎巴嫩山省的垃圾填埋場後，沒有後續的處理措施，導致首都及黎山省垃圾堆積如山，西部海岸線（黎巴嫩西鄰地中海）附近海麵也飄滿了垃圾，阻礙了民眾出行、造成空氣和海洋汙染，對於工作和生活造成嚴重影響。
而教育和醫療這兩大最重要的公共服務領域，供給都存在量的不足和質的差劣。當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數黎巴嫩民眾難以承受教育和醫療的巨大開支。學校教師走上街頭，和無錢支付學費的學生家長共同抗議現政府。有老人因無力支付女兒的手術費用而暈倒；環境汙染導致許多人需要住院治療，但卻無力支付醫療費用……
無論是2015年還是今年，民眾對糟糕的基礎設施和惡劣的公共服務積壓的不滿，都是發生抗議活動的直接因素。因為民眾對這些民生問題有切膚之痛。
而由美國主導、以“新自由主義”下的“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卻一直要求、支持黎巴嫩政府采取緊縮措施，控製公共開支、減少對富人和企業的稅收、維護自由市場，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償還債務。這固然讓部分行業得以繁榮，上層階級得利甚多，也對減輕債務壓力起到了不大不小的作用（起碼遏製了債務的進一步增多），但使得大多數平民的生活更加艱難困苦，國民的貧富差距更為嚴重。因此，2019年的黎巴嫩，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不可避免的爆發了。
（三）五海三洲之地的群雄逐鹿：國際勢力在黎的博弈與敘利亞難民危機的衝擊
如前所述，黎巴嫩宗派林立，對立與衝突不斷。而每個有一定影響力的派係背後，都有外國勢力的支持。這些派係某種程度是中東乃至域外“列強”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而這些國家又是黎巴嫩各派係在國際上的“保護人”、“代言人”。
黎巴嫩的遜尼派穆斯林，得到了沙特、阿聯酋、巴林等遜尼派掌權的阿拉伯國家支持。這些中東產油國的經濟援助，不僅對支撐黎巴嫩經濟至關重要，也關係到遜尼派在黎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此外，在第二次中東戰爭後，黎巴嫩湧入了大量巴勒斯坦難民（基本都為遜尼派），因此黎遜尼派也和巴勒斯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與遜尼派人數相當的黎什葉派穆斯林，自然與最大的什葉派國家伊朗走的很近。而敘利亞長期由什葉派分支阿拉維派掌政，阿薩德父子同樣扶植黎什葉派，且比伊朗投入更大、介入更多。而黎什葉派最主要的政治團體（同時也是最大軍事團體）就是黎巴嫩真主黨。真主黨與以色列是死對頭，也被美國列入恐怖主義名單。2006年的黎以衝突，主要就是真主黨和以色列國防軍的較量，黎巴嫩政府軍反而介入很少。
基督教馬龍派則獲得了以色列的力挺和基督教世界的偏向，與西方國家尤其各國基督教團體的關係相對更為密切。麵對伊斯蘭世界的敵對，以色列自然需要拉攏在中東屬於少數派的基督徒，成為自己對抗穆斯林國家/勢力的關鍵鄰友。而這種合作既有政治、經濟、國際關係上的緊密互助，也不乏對外的血腥暴力。1982年針對巴勒斯坦難民的“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就是以色列國防軍和馬龍派民兵“合作”的典型，前者控製難民營，後者大肆殺戮。
而其他較小的派別則更多依附於這三大勢力，其所屬的外國“保護人”也與所依附的勢力相同。例如人口較少的德魯茲派，就和遜尼派結盟（而非從派別關係上更近的什葉派）。而如默基特教會信徒等基督教支係更多和馬龍派聯合（雖然也曾有血腥衝突）。
當然，這些“代理人”和“保護人”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始終牢固。這些黎國內派係與外部支持者也會發生齟齬，甚至重大矛盾。最典型的莫過於2017年沙特王室對薩阿德·哈裏裏的軟禁、逼其辭職，及導致的國際外交風波與地緣政治危機。
薩阿德與其父拉菲克一樣，都是黎巴嫩遜尼派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黎遜尼派最大的外援就是沙特。沙特王室長期支持哈裏裏父子及遜尼派集團，最主要目的就是製約以真主黨為首的黎什葉派的影響力，進而在與伊朗的區域爭霸中取得優勢。這在很長時間內是成功的，例如利用拉菲克和他的死亡，逼迫敘利亞從黎巴嫩撤軍，並打擊了真主黨的聲名。但薩阿德並未像他父親那樣對什葉派極為強硬，而是相對溫和。他不僅容忍了真主黨武裝力量的存在，還允許後者進入內閣，成為合法而強大的政治勢力。此外，薩阿德還試圖與伊朗拉近關係。在與伊朗最高精神領袖是顧問阿裏·韋拉亞提會晤時，韋拉亞提稱伊朗將繼續堅持自己在地區事務上的立場。而薩阿德則微笑著與他握手。
這激怒了沙特當局。更準確說，是激怒了那時權勢已如日中天的王儲本·薩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也就是那位指使特工在沙特駐土耳其大使館肢解記者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的“電鋸王儲”。本·薩勒曼那時剛剛擠掉其叔父而登上王儲之位，“新儲上任大放火”，在對內進行“反腐敗”以鞏固權力的同時，也試圖在外交上取得重大成果以增加其國內外聲望。而沙特“開刀”的主要對象，自然是宿敵伊朗。但伊朗國力很強，所以薩勒曼決定先掃清伊朗在中東各國的羽翼，真主黨這個眼中釘就成了目標。薩阿德對真主黨的寬容態度以及對伊朗的示好，讓本·薩勒曼震怒，決定對薩阿德“做點什麽”。
2017年11月，當薩阿德訪問沙特時，剛下飛機即被拘捕和軟禁。據美國在中東的官員轉述，薩阿德還遭遇了扇耳光等刑罰。薩阿德在被軟禁和疑似受刑後，不得不在沙特宣布辭去總理一職，而辭職理由卻是說擔心“伊朗有殺害他的陰謀”。此事引發軒然大波，法國總統馬克龍、美國時任國務卿蒂勒森等多數西方政要均抨擊沙特的舉動，要求本·薩勒曼主導的沙特當局釋放他。而黎巴嫩什葉派、遜尼派等各政治勢力也都紛紛抗議沙特的舉動。
最終，薩阿德獲釋，並撤回了他自己的辭職聲明，重新擔任總理。但雙方的裂痕已明朗化和擴大化，已很難有根本的改善。沙特已下定決心替換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再讓薩阿德繼續代表黎遜尼派。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今年10月黎巴嫩這次抗議爆發後，沙特停止了對黎巴嫩重建的經常性資金援助。而如前所述，沙特本來是黎巴嫩最大的外援國。這種停止援助的行為無疑讓黎巴嫩經濟雪上加霜，不僅加劇了黎國內危機，也為薩阿德的這次下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就是說，本·薩勒曼把薩阿德趕下台的目的，在兩年後還是間接的達到了。
此事不僅是薩阿德與本·薩勒曼二人的怨仇，更是黎遜尼派政治集團與其“保護人”沙特的激烈矛盾。黎巴嫩其他各派別與外國“保護人”的關係雖沒有如此糟糕，但同樣並非牢不可破。這種依附與代理的關係，顯然不是正常的、平等的外務關係，而是利益爭奪、地緣政治博弈的產物。它損害了黎巴嫩的國家主權和獨立自主，對於黎巴嫩各派別及黎國整體的國家利益，均弊大於利、遺禍無窮。
而近年來外部對黎最大的衝擊，則是敘利亞內戰及其帶來的難民問題。自2011年3月至今，敘利亞的戰火就未有停息。而黎巴嫩各派別乃至每個派別內部的不同派係，也對敘內戰持不同的立場。以真主黨為代表的什葉派自然站在了敘政府一邊；遜尼派則與巴沙爾政權敵對，但未徹底撕破臉皮。而以基督教馬龍派為主的“自由愛國運動”及屬於該黨派的黎巴嫩總統米歇爾·奧恩，就傾向於支持巴沙爾政府。奧恩認為，巴沙爾政府在保護敘利亞基督徒等少數族群問題上更加積極（因為巴沙爾本人也是穆斯林中少數派“阿拉維派”成員，所以他選擇拉攏各少數族群，以製約占國內人口多數的遜尼派穆斯林）。而另外兩個馬龍派政黨“黎巴嫩部隊”和“長槍黨”，均視巴沙爾為敵人。這兩個從黨名就可看出前身的馬龍派派係，在黎內戰中與敘利亞支持的什葉派互相進行血腥廝殺、屠殺對方派別民眾，和巴沙爾在內的敘政府軍是“世仇”。各派都或多或少的支持己方在敘利亞的“隊友”、協助抗擊自己的敵人。不過黎巴嫩政府並不願意惹禍上身，黎官方一直對敘利亞內戰持中立、不幹預的態度。
雖然戰火沒有蔓延進來，但巨量的敘利亞難民卻無法阻擋的湧入黎巴嫩境內。這並非是黎政府不願阻止敘難民進入黎境內，而是兩國邊境線漫長（至少對這兩個“小國”足夠漫長了），黎敘邊界線占黎巴嫩整個陸上邊界線的82.5%，黎軍警根本無力阻擋洶湧而來的難民。此外，由於兩國和兩國國民本來就有深厚的曆史淵源，無論敘利亞的遜尼派、什葉派穆斯林，還是基督徒和德魯茲派，許多人都在黎巴嫩有相應教派的親屬和朋友（當然也有跨教派的親友）。因此，出於投親靠友、“輕車熟路”的原因，也讓大量敘利亞人選擇到黎巴嫩避難。甚至想當年黎巴嫩內戰時，也有國民逃入敘利亞。現在黎巴嫩有和平，敘利亞卻內戰激烈，自然又有了反向逃難者。
不過，如今敘利亞難民對黎巴嫩造成的影響，遠大於當年黎巴嫩難民對敘利亞的影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敘利亞總人口是黎巴嫩的五倍以上，不僅內戰產生的難民總量遠多於當年的黎巴嫩，這些難民和黎巴嫩原居民的人口比例，也遠高於當年黎巴嫩難民占敘利亞的人口比例。另外，黎巴嫩內戰時，逃往敘利亞的黎難民（主要是什葉派）占總難民人口比例，也遠低於如今逃往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占所有敘難民的比例。在最高峰的2016年，有150萬敘利亞難民居住在黎巴嫩，而當時黎巴嫩原居人口隻有400多萬。如今在黎難民人數雖下降到90萬-120萬（不同口徑估計），但也相當於大約每7個黎巴嫩居民中就有一個是敘利亞難民。很多人都知道歐洲難民危機，但其實絕大多數難民並不在歐洲，而是在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國。整個歐洲接收的因敘利亞內戰導致的難民（不包括中東、非洲、亞太其他國家的難民），也隻有150萬-200萬。也就是說，黎巴嫩一國接受的敘利亞籍難民，就相當於整個歐洲接受的三分之二左右。此外，黎巴嫩還有約30萬巴勒斯坦難民，還有25萬包括埃塞俄比亞人在內的實質上是難民性質的“工人”。黎巴嫩也成為了世界上難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
這極大的衝擊了黎巴嫩的方方麵麵。黎巴嫩原本就緊張的公共服務、物質供給更加短缺，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也呈惡化趨勢。雖然敘利亞難民在黎巴嫩並不領取黎政府的社會福利，其他如衣食和基本醫療服務也由聯合國難民署等國際機構承擔（資金來源則是歐美發達國家及中東產油國），但如此眾多的難民仍無可避免的擠占了如住房（黎政府沒有大規模設立正式的難民營，而是允許難民自行租住房屋）、就業、供水供電在內的各種社會資源。隨著敘黎邊境一再發生恐怖襲擊和黎巴嫩軍警乃至民眾的傷亡，而且有恐怖分子混雜在難民潮中，黎民眾對此更加憤怒。他們自身也從戰爭中走出不算很久，非常期望和平，自然對戰火的蔓入很警惕和不滿。
此外，這些已經常住黎巴嫩的難民也改變了黎國內人口的宗教結構，讓脆弱的教派平衡麵臨被打破的危險，加劇了各宗派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百萬敘利亞難民絕大多數都是遜尼派穆斯林。如前所述，如今遜尼派、什葉派、基督教馬龍派三大派係及附屬與三方的小派係，按教派進行了政治權力分配。而分配權力的重要參照因素就是各方人口比例。此前，遜尼派和什葉派人數相當，馬龍派人數略少但又得到其他基督教分支的支持，幾乎是“三足鼎立”。而敘利亞難民的到來，讓黎境內人口結構發生巨變，隨之也衝擊了黎國的政治環境和教派關係。
雖然敘利亞難民並非黎巴嫩公民，並沒有投票權，不能正式參與黎巴嫩的政治。但毫無疑問，一個國家七分之一的居民，哪怕不能直接參與政治，也會通過種種間接方式影響政治格局。例如眾多遜尼派難民，自然會更多與黎遜尼派勢力親近，進而壯大黎遜尼派的實力。他們長期定居下來後，可以通過就業、聯姻、建立組織等方式，逐步增大影響力和話語權，為公開登上政治舞台備足條件。而且，如果敘利亞內戰還長期進行下去，以及戰後敘利亞成為一片瓦礫，那很多敘難民可能就永遠在黎巴嫩不走了。而隻有700萬人口的黎巴嫩，想把大約100萬人驅逐出境，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相反，未來這些難民加入黎巴嫩國籍倒是很有可能。至少就黎遜尼派乃至其國外支持者而言，是非常希望這些遜尼派難民擁有黎巴嫩國籍的。而黎巴嫩什葉派和基督徒則對此如芒在背，很是恐懼。對他們而言，這將讓他們失去現在與黎遜尼派平起平坐的條件。
在宗教氛圍濃厚的普選製民主國家，選民普遍根據自己所屬教派而非政績投票，當然哪派的人多就對哪派有利。黎巴嫩宗教氛圍雖不算特別濃厚，但卻教派林立，各派還有血腥仇殺和對立的曆史，因此各派人口及人口占比，牽動著每個派別的敏感神經。而敘利亞難民問題讓已休眠的教派關係再度緊張起來，並有隨時“噴發”的可能。
積壓已久的經濟民生危機、外部力量在黎的博弈、敘利亞難民問題的衝擊……在多重原因夾擊下，黎巴嫩終於爆發了自“雪鬆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
（四）政治革新曙光下的巨大陰影：2019年黎巴嫩抗議的表現、訴求及可行性
從10月底至今，黎巴嫩的抗議活動已近一月，民眾抗爭的形式多樣且頗有韌性，運動的主要訴求也日益明朗。抗議者的主要訴求如下：
1.打擊腐敗，懲處貪腐官員和改革反腐體製；2.政治製度改革，廢除以教派為單位的政治權力分配，打破宗派壁壘、結束宗派政治，解散現任政府並提前舉行大選，建立由不分派別選舉出的政治人士和專業人員組成的政治機構、量才任用；3.改革稅收結構，減少對窮人的稅收，增加對富裕階層的征稅、打擊權貴的非法獲利和逃稅行為；4.建設、修複和升級基礎設施，增加和改善公共服務，解決國民基本的生存和發展需求。除這四點外，還有部分黎巴嫩國民提出了反對外國幹涉、驅逐難民、解散黎南部的真主黨武裝等訴求。
就最主要的四點訴求而言，黎巴嫩民眾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想要實現卻是艱難的。
關於腐敗問題，如前所述，黎巴嫩的腐敗是普遍的、猖獗的，上至總理下到普通公務員，貪腐成風，借用中國反腐時的一個名詞就是“塌方式腐敗”。而且許多腐敗官員之間形成了緊密的利益網絡，官官相護，讓反腐難以進行。現任總統米歇爾·奧恩就是以反腐為其政治綱領之一。但他上任以來，黎巴嫩的腐敗問題並未得到解決。根據“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腐敗感知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2016-2018年，黎巴嫩均僅得到28分的低分，分別為當年排名的136位、143位和138位（2018年共有180個國家上榜）。當然，比“腐敗感知指數”更敏銳的，是憤怒於腐敗而上街的黎巴嫩國民。
而阻礙反腐的，不僅包括龐大的腐敗官僚集團，還有導致分贓政治、恩惠政治的宗派主義政治體係。而這，也是民眾所期望改變的又一個問題。而它，比反腐更棘手。
如前所述，黎巴嫩由於特殊的曆史軌跡和社會結構，形成了以遜尼派、什葉派、基督教馬龍派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相互之間矛盾甚深。而後來經過分化組合，雖出現了跨教派的政治合作，但同時各派係內部又出現了分歧乃至分裂，派係矛盾和政治對立反而更加複雜化。
無論分化組合如何，總體的宗派政治是根深蒂固的、難以祛除的。而政治權力根據教派分配，也是數十年來尤其內戰結束後一貫的政治規則。例如，各方認定的規則認為，總統必須是基督教馬龍派，而總理一定為遜尼派，議會議長始終是什葉派。而在議會各選區劃分上，同樣以教派在各省各選區的人口分配名額。這種教派結構同時也成為利益結構，牽涉各政治集團尤其集團上層成員的切身利益，關係到黎巴嫩現在的高官、宗教領袖、富豪等權貴階層的權位與金錢。這也就注定了宗派政治難以廢除，反腐和唯才是舉也障礙重重。
至於稅收改革，又是牽涉利益的問題，直接與“錢”掛鉤。這自然同樣會遭遇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在戰後二十餘年，黎巴嫩權貴利用對富人的低稅賦，以及低效的稅收稽核體係，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賺的盆滿缽滿。如果進行稅收結構改革，將財政“蛋糕”重新切分，無異於割他們的肉一樣痛，哪怕他們已經很是膘肥體壯了。
而且，權貴集團的高收入，許多是通過貪腐、官商勾結、挪用公款、秘密交易等非法手段獲得的。如果僅僅對其公開的收入加征稅賦，隻是雷聲大雨點小。而想要真正改變，就要反腐，而這又會遭遇前麵所提的反腐麵臨的巨大障礙。
而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公共服務，似乎是阻力最小的訴求。但問題是，無論對於道路、電力、住房的建設，還是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的增加與改善，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挹注，以及相對安定和平的國內外環境。而黎巴嫩內戰及1996年以色列的入侵，都極大破壞了國內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載體，甚至讓部分地區成為一片廢墟。2006年黎以衝突雖然沒有1996年那次對於黎巴嫩的損傷嚴重，但也讓黎南部損失頗重。真主黨與以色列時不時的交火、敘利亞戰火的蔓延，都讓黎巴嫩難以有和平的環境。而國際援助雖也不少，但並不足以讓黎巴嫩從廢墟中重生。除了破壞過於嚴重之外，重建過程中的腐敗、分贓、低效、浪費，更讓這些寶貴的援助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
以上這些訴求，體現了黎巴嫩年輕一代試圖打破教派隔閡、追求社會公平的傾向。相較於2005年的“雪鬆革命”及其他多次抗議，本次運動有著至少在名義上更加進步的訴求。貝魯特和黎各地街頭抗爭者的動機普遍是真誠的、目標是正確的，但這場運動並非如此簡單和黑白分明。它既有合情合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根源，也無疑受到國際勢力的滲透與影響。抗議者的訴求之一就是反對外來幹預，但諷刺的是，這次運動本身就已是被中東諸國及域外大國一定程度利用、操縱、影響，乃至可能會決定這次運動在未來的方向以及結局。
在這次運動中，雖然各派別都受到一定衝擊，但實際上最不利的，是這幾年相對得勢的、以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努拉（Hassan Nasrallah）為首的什葉派集團。
雖然如今的總理和總統職務分別被遜尼派和基督教馬龍派掌控，執政聯盟最大黨也是馬龍派人士為主的“自由愛國運動”，但實際上，黎巴嫩政局對什葉派是有利的。現任總統米歇爾·奧恩對什葉派是比較友好的，他的“自由愛國運動”與真主黨及另一什葉派政黨“阿馬爾運動”共同組成了執政的“三月八日聯盟”，並對真主黨的武裝存在持寬容態度。而總理薩阿德雖然和什葉派有“殺父之仇”，但也主要是反對敘利亞，而對國內的什葉派及國外的伊朗，都采取了相對友好的態度。如前所述，他還因與伊朗親近，而遭遇沙特王儲本·薩勒曼的拘禁和暴力對待。
相對於其他派別被解除武裝或被改編為中立的黎巴嫩政府軍（Forces Armées Libanaises,FAL；阿拉伯語：?????? ??????? ????????? ），什葉派的真主黨一直有著獨立且強大的武裝力量。據《簡氏情報評論（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評估，真主黨約有25000名正規軍和20000-30000名預備役人員。而黎巴嫩政府軍也隻有72000人。這讓黎什葉派在國內乃至國際上更有了底氣和話語權。同樣，真主黨在2018年大選中也取得勝利，普選得票第一。雖然由於選區劃分，席位數僅列第五，但也好於預期，穩固了執政聯盟成員的地位。哈桑·納斯努拉宣稱，選舉結果表明“真主黨在道義和政治上取得勝利，捍衛了國家”，並讓“美國和一些波斯灣國家（對真主黨）的汙蔑行動以失敗告終”。而以色列和沙特等國則對真主黨“文武雙全”式的壯大及其與伊朗的親密關係及在地區事務上的遙相呼應深感不安。
總之，黎巴嫩什葉派在近年來相對得勢，當然希望維持現狀，而不願意國家有所改變。而它的後台伊朗，同樣希望如今的黎巴嫩保持這種相對穩定平衡，及容許真主黨武裝獨立存在的狀態，作為對抗以色列的關鍵力量。
因此，麵對這次抗議，黎什葉派統治集團總體上采取了反對的態度。雖然哈桑·納斯努拉稱“抗議者的呼籲是真誠的”，但反對改變現有政治結構。進一步的，真主黨還和不同教派的執政聯盟成員一道維護現政權，並且不讚同薩阿德的辭職。同時，自抗議爆發以來，真主黨武裝和其支持者多次攻擊抗議民眾，二者流血衝突不斷。真主黨也聲稱，黎巴嫩發生的抗議是外國勢力圖謀破壞黎巴嫩的主權與和平。而抗議者則將真主黨稱為伊朗利益的代理人。
抗議持續兩個月後，遜尼派出身的新總理哈桑·迪亞卜，得到了真主黨等什葉派及其基督徒盟友的支持。相反，黎國內多數遜尼派及海外的沙特等國則並不中意這一任命。按照《塔伊夫協定》，總理必須由遜尼派擔任。黎國內外遜尼派之所以反對，是認為迪亞卜有親真主黨的背景，不能維護遜尼派在黎利益。而視真主黨為恐怖組織的美國同樣對黎新政府不會持有好感。國內外不同教派、宗派、利益集團等各勢力的博弈，還會長期的持續下去。
事實上，黎巴嫩的這次抗議活動，以及近期發生在伊拉克、伊朗的示威和流血衝突，當然有美國、沙特、以色列等國的推波助瀾。麵對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新月”在中東的得勢，無論是希望維持在中東霸權的美國，還是遜尼派的領頭人和地區霸主的沙特（以及阿聯酋、科威特等遜尼派君主製王國），以及伊朗的死敵以色列，都希望這些什葉派得勢的國家發生變亂、遭到削弱，乃至改變這些國家的權力分配結構。因此，從經濟製裁，到輿論煽動，乃至極有可能的直接鼓動和介入，黎巴嫩和兩伊的動蕩百分百有外國勢力的幹涉。
而這也讓黎巴嫩的抗議活動不可能純淨，必然籠罩在宗派鬥爭和地緣政治角力的陰影中。
（五）變革的曙光還是變亂的再起：此次抗議的可能結果與黎巴嫩的未來
2019年下半年以來，從南美的智利、玻利維亞，到東亞的中國香港，再到中東的黎巴嫩和兩伊，世界各地廣泛出現了大規模的、帶有暴力性質的動蕩。連位居發達國家行列的西班牙，也因加泰羅尼亞問題出現激烈的衝突；法國反對養老金改革的抗議中也頻發暴力。
對於這一係列的動蕩，《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認為，這些抗議活動與傳統的動蕩因素不太相同。文章認為，這些事件之間雖然沒有非常緊密關聯性，但其誘因有共同點。一是相對於枯燥勞累的工作，抗議和參與集體更具刺激性；二是智能手機普及使抗議活動簡易化、影響力大增；第三是傳統的選舉政治越來越不能滿足民眾需要。
我個人是大致同意其觀點的。而就黎巴嫩的抗議活動而言，如前所述，它有著深刻的經濟、政治、社會根源，當然不是幾個誘導因素就能掀起如此波瀾。但很明顯，《經濟學人》所歸結的三個誘因，是適用於黎巴嫩的。麵對懸殊的貧富差距、無論怎樣勞作都難以擺脫階層壁壘的現狀，人們當然不甘心於繼續做政客、宗教領袖、資本家等權貴的勞動機器。而在2019年，智能手機比2011-2013年“阿拉伯之春”高潮期時更為普及，民眾既有了更方便的政治動員和聯絡方式，又更易受外部力量的輿論煽動，自然能讓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如燎原之勢迅速蔓延。而黎巴嫩傳統的以教派為分野、各派別分贓式的宗派政治和選舉製度，也越發不能為新一代黎巴嫩人所接受，政治改革、廢除宗派政治、建立不分派別的選舉製度和任人唯才的政府，成為抗議者理所當然的訴求。
雖然這次黎巴嫩抗議者的多數訴求是必要的、必然的，但並不代表這次抗議就是無可指摘的。相反，在光明的抗爭背後，國內外參與者有著複雜晦暗的動機。美國、以色列、沙特、阿聯酋、伊朗……各國各懷鬼胎，美以沙等國出於打擊伊朗、削弱什葉派的動機，鼓動抗議者把矛頭指向真主黨等黎什葉派力量，試圖利用這場抗議改變黎巴嫩政治結構；而伊朗則試圖操縱真主黨和“阿馬爾運動”等什葉派打壓抗議，以保護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部分）“什葉派新月”的勢力範圍。這就導致本次抗議活動必然卷入跨國政治博弈之中，各方也會主動請求和被動接受外國力量的支持和利用，並導致抗爭目標的偏離。
除了外部力量的影響，抗爭民眾本身的訴求也並不全是美好的，而其手段也不乏暴力，抗議中跨教派的團結恐怕也是脆弱和短暫的。最重要的，是它並不見得會走向抗議者“初心”中的目標，而是在內外各種勢力的影響下，走入歧途、以不良乃至惡劣的結局收場。
相對於以前，這場運動最具特色的口號就是反對宗派政治，主張不分宗教派別，共同反對貪婪腐朽的權貴，革新國家。而根深蒂固的教派隔閡和曆史仇恨，並不會因一場運動就冰消瓦解。即便部分民眾如今以跨教派的方式團結起來，到了抗議進入更深的階段、變革觸及更多問題時，不同身份群體的民眾的利益分歧就會日益暴露，分歧壓倒共識，重新陷入宗派主義的泥潭中。而且，當民眾的抗議逐步形成固定的團體和組織化時，也會形成新的政治派係。即便“革命”成功，難保他們不會蛻變成與舊勢力一樣腐敗、逐利、低效的統治集團。
就這次抗議本身的成功與否，以及對黎巴嫩變革起到的作用，我也是不看好的。麵對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曆史悠久”的教派矛盾、日積月累的腐敗墮落、年久失修的基礎設施、高度固化的階層差距、無力抗拒的外國幹涉……黎巴嫩各領域的問題在中短期內都難以解決。僅憑抗議者的政治反抗熱情，是難以改變現狀的。
而且，黎巴嫩的抗議缺乏組織，也沒有明確而有號召力的領導人。這導致抗議缺乏更係統的訴求綱領和可行性方案，也會導致抗議變成單純的破壞與發泄，而不能有建設性的、有節製的、團結而長久的抗爭。而且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狀態下，抗議者易被操縱和被少數極端分子騎劫，讓抗議越趨暴力。更重要的是，群龍無首的群眾運動，其抗爭成果幾乎必然被權勢集團竊取。民眾的激烈抗爭、流血死難，隻是為陰謀家和強人上台做了鋪路石、成為居心不良的外部勢力攫取本國利益的犧牲品。
而12月19日，真主黨及其盟友“自由愛國運動”支持的候選人哈桑·迪亞卜通過議會認可並獲總統任命，成為新一任黎巴嫩總理。如前所述，迪亞卜不為沙特等遜尼派國家所喜，也不被美國支持。這就意味著，黎巴嫩經濟崩潰之下，急需的外援尤其經濟援助無法到來。同時，示威民眾也對這一任命不滿，繼續要求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黎巴嫩的動蕩還會較長時間的持續下去。
即便這次抗議促成某種政權更迭，黎巴嫩各領域複雜的結構性弊病也難以猝然清除，甚至會像“阿拉伯之春”中的大多數國家那樣，曆經動蕩乃至流血，社會變革卻止步不前乃至陷入更大的民生和人道危機。黎巴嫩周邊國家“革命”的破碎和轉型的失敗殷鑒不遠。
但毫無疑問，黎巴嫩民眾的抗議總體上是合情合理的，是對社會不公、權貴腐敗、宗派分贓、貧富懸殊、人權侵害等惡劣現狀的怒吼，表達了對政治革新、社會公平、生存保障、維護人權的強烈訴求，撼動了長期以來的宗派政治與依附主義體係，為黎巴嫩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乃至宗教與族群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某種可能的方向。雖然距變革成功還很遙遠，但人民在2019年的抗議，已呼喊出了黎巴嫩未來曆史的先聲。
王慶民
2019年11月27日（基本完稿）
2019年12月（增補、修訂）
參考資料：
中文參考資料：
1.《從智利到黎巴嫩，什麽點燃了全球抗議的怒火？》--《紐約時報》
2.《黎巴嫩抗議示威：WhatsApp稅引發的與眾不同的群體事件》--BBC
3.《黎巴嫩陷入垃圾危機》--BBC
法語、英語參考資料：
1.Lebanon 'Immune' to financial crisis--BBC
2.Qatar Muscles in on Saudi Arabia With Lebanon Investment--WSJ
3.Lebanon's president says unemployment is at 46 percent. Is it true?--Stepfeed
4.Lebanon reforms 'must start from politicians' bank accounts'--Al Jazeera
5.Ministers resign after third day of protests in Lebanon--Al Jazeera
6.A Saudi Prince’s Quest to Remake the Middle East--The New Yorker
7.Total Registered Syrian Refugees, July 2019--UNHCR, UNICEF, WFP.
8.The Refugee Factor-- Carneige
9.La guerre en Syrie gangrène peu à peu le Liban--Le Monde
10.Réfugiés syriens au Liban: "Imaginez 24 millions de réfugiés en France"--L'Express
11.Systemic violence against Syrian refugee women and the myth of effective intrapersonal interventions--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12.Lebanon Crisis Response Plan 2017–2020 --UNHCR
13.Humanity, hope and thoughts of home: Syrian refugees in southern Lebanon --UNHCR
14.The Lebanese revolution must abolish the kafala system--Al Jazeera
15.An open mic revolution in Lebanon--Al Jazeera
16. Israel raises alarm over advances by Hizbullah and Iran--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17.Resistance will continue because it has popular trust, support: Nasrallah--Press TV
18.Why are so many countries witnessing mass protests?--The Economist
19.Lebanese face-off at civil war flashpoint as tensions rise--Al Jazeera
20.Saudi Arabia isn’t rushing to bail out Beirut. The reason is Iran--bloomberg
21.Lebanon crisis: PM candidate Samir Khatib withdraws from consideration--The National
22.Lebanon protests: University professor Hassan Diab nominated to be PM--BBC
23.Lebanese president asks Hassan Diab to form government--Al Jazeera
黎巴嫩經濟數據和國家概況信息來源：聯合國、世界銀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等組織機構官方網站的數據和信息
注：黎巴嫩曾為法國托管地，通用法語，因此文中涉及黎巴嫩的人物、政黨、行政區劃等名詞，除特殊情況外，均以法語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