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68（二）：風暴眼 vs 紅旋風（不堪回首之四）

那些日子，每天都像在獨木橋上行走，下麵是萬丈深淵和紅色旋渦，……。不過，在風狂雨暴的年代，也有極少數人很幸運，他們處在風暴眼的正中，比如演樣板戲的那些人。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6%9A%B4%E7%9C%BC/12022781

幸運音樂人

1968年夏天，被趕出家門的我，暫住中央樂團的叔叔家，樓下住著鋼琴家殷承宗與合唱隊員金鐵霖，二人都是年輕的音樂人。當年的第一夫人在三十年代曾是文藝青年，此時正在抓樣板戲。在血腥的時代，能出演樣板戲，運氣實在超好。

在樣板團的叔叔家，四鄰八舍都是音樂人。每天都聽見各家窗口傳出美聲唱出的現代京戲：李玉和的“獄警傳，似狼嚎…”,小鐵梅的“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沙奶奶的“那一天同誌們把話拉…”。

年輕的合唱隊員金鐵霖，也每天“啊…啊…啊”的吊嗓子，唱樣板戲。 有一天聽見叔叔說：“金鐵霖去湖南‘外調’，釣回來個新娘，明天結婚”。這位新娘是湖南花鼓戲演員，在文革前的全國文藝匯演中，她演的湖南花鼓戲“補鍋”得了獎，她名叫李穀一。

第二天，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去金鐵霖的婚禮湊熱鬧，看見嬌小羞澀的新娘，穿著掐腰的緊身上衣（這裝扮好少見，那時人們都穿著寬大的直筒子服裝）很拘謹地靠著牆邊捂嘴而笑。在她麵前，我們這些北方孩子都顯得過於高大健碩。想不到後來李穀一的民歌，在西洋化的中央樂團挑起了大梁。出名之後，李穀一又改嫁紅二代，成了春晚壓軸的重磅級人物；金鐵霖也成了音樂界的名人名導。

年輕的鋼琴家殷承宗，當年也被“第一夫人”選中，每天反複彈奏“鋼琴伴唱紅燈記”。在那個缺油少糧的年代，殷承宗依然陽光健碩。有一天我和小夥伴在樓下議論說，殷承宗的身材像個大麵包，兩腿像麵包下插了兩根筷子。沒想到他在陽台上聽見了，反問我們：“你們是想吃麵包了嗎？”

照叔叔的話說，年輕單純的殷承宗除了音樂，啥也不懂，連燒開水都不會，生活上全靠好鄰居照顧；別人若忘記喂養他時，他會主動上鄰居家找吃喝。文革中他被人利用卷入了政治，昏頭昏腦地上了位，得罪了些人。後來他移居到海外，聽說前幾年又葉落歸根，回到廈門老家。

失去自由尊嚴

年紀漸長之後，發現人們對居住地的選擇，不一定要繁華和富裕，更重要的是要讓人活得有尊嚴，有行動和言論的自由。文革之前，我年紀還小，沒見過外麵的世界，當時感覺人是有自由和尊嚴的。

如臨深淵：而文革一開始，自由和尊嚴都沒有了。首先說話與做事的自由被剝奪了，人不能說自己想說的，隻能重複報紙上的話，人人都是傳聲筒；更不能做自己想做的，隻能“緊跟黨中央”。那時唯一的期望是“活下去”，早不知“尊嚴”為何物。每天都像在獨木橋上行走，下麵是萬丈深淵和紅色旋渦，一腳落空，就跌下去萬劫不複：不是被群眾專政，就是被當作反革命判刑甚至槍斃。

互告互罰：很糟的是，身邊的革命群眾，甚至親人和朋友，都有權告發或者懲罰“反革命”，輕則打一頓，重則打死或送去坐牢，施暴者沒有任何心理負擔，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受難者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

非正常死亡

隨意殺人：在紅八月中，每天都有許多人被打死，火葬場派了一些卡車去街上拉死屍。有一次無意聽到幾位女生（十四歲上下）講她們押運屍體的事。說她們當時坐在“運屍車”的死屍堆上，押車去火葬場。突然有一位女生感覺身下有人在蠕動掙紮，她嚇得大叫起來，另一位老辣些的，狠狠地跳到那蠕動的人身上，跳起落下反複數次，直到那人的死被“坐實”、不再動彈為止。

殺人合法：這些年輕女孩子，理直氣壯地說，打死人是革命行動，是“響應和執行”最高領袖的最高指示。沒人任何人敢說“你們這是違法，是草菅人命”，因為說這話的人會立刻被暴力鎮壓。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一旦法律規則失效，隻剩下思想標準，草菅人命的事，隨時隨地都在發生。

無死亡統計：即便在撥亂反正之後，也沒能統計出到底有多少人在暴力下非正常死亡。對比之下，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館中，滿牆都是受難者的照片，讓子孫後代永遠記住那場災難和受難者。在中國，誰還記得文革和大饑荒的死難者，甚至連死亡的數字我們都不清楚，更何談記住每一個人！

反人類價值觀

並不追凶：猶太人恩怨分明，追究二戰中的納粹凶手直到天涯海角。文革中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的行為，和納粹殺死猶太人的罪，同樣都是反人類的。納粹是專門針對猶太人種；文革是針對“黑五類/九類”。文革中的非正常死傷何止百萬，文革後“撥亂反正”時，並沒有去追究凶手的責任。

人心之惡：有不少人反思說，當時頭腦發熱，加上缺乏法製，全社會都混亂失控了。其實，有些文革中的受難者，在文革前也曾迫害過他人；受過他迫害的某些人，借著文革的機會施行反報複。於是，許多人都具有逼迫者與被逼迫者的雙重身份。有些文革凶手還辯稱自己也是受害者（受四人幫之害）。

可見，這場民族的大災難，不但混淆了是非，也暴露了人心之惡：人心中的惡念在革命理念的掩蓋下，形成的紅色旋渦讓許多人卷入其中，施暴者能肆無忌憚，是因他們既不受良心的責備，也不受社會法律的製裁。

無文明共識：現代文明社會有一個共識：在非戰爭狀態下，任何人不得用暴力手段傷害他人。可惜在中國文革期間，全社會撇棄了基本的道德和文明共識，在非戰爭狀態下，硬要挖出一批敵人。。其實他們中的很多人，早已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這時更是被隨意地羞辱、打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或者尋求法律幫助的空間。

凶手逍遙：施暴者的暴行不但具有正當性，不必承擔法律責任，還代表了正確和光榮。即便之後證明受害者不是“敵人”，也不過是用一句話或者一張紙恢複其名譽，施暴者仍然逍遙法外。

隻有在弱肉強食的野蠻社會，凶手才不必主動懺悔和道歉。一個用思想標準代替了法律規則的社會，甚至還不如野蠻社會。文革中的打手，大都平安活到晚年、含飴弄孫，從不擔心被法律製裁。至於暴行的旁觀者，在當年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不敢阻止人行凶，則是可以諒解的。

社會道德陷落

包庇惡者、漠視受害人的社會，就是在鼓勵人“從惡不從善”。

人性降級：更可怕的是，經曆了紅色恐怖的時代，大家養成了一種低下的做人原則，在得勢時隨意逼迫失勢的人，到失勢時就趕緊低頭認罪、討好得勢的人。於是，全社會沒有公理，任何人沒有尊嚴，隻能隨機應變地苟活。中國今天有了很多“巨富”，但是沒有貴族，因為這幾代人的脊梁骨都退化了，隻會像泥鰍一樣藏在泥水中伺機而動。

族群退化：一個失去了正義感、不懂賞善罰惡的民族，一個沒有法律規範，不追究個人罪責的民族，惡人惡事一定會不斷蔓延。更可怕的是，一個選擇忘記苦難和傷痛的民族，一定難以脫出“惡與苦難”的輪回。

在個人層麵，一個不會懺悔的人，甚至不如野蠻人。野蠻人殺戮是為了爭奪食物，而文革的殺戮是為了什麽呢？其實有許多國人，對文革是有深刻反思的。可惜的是，如今在公開場合，已經聽不到他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