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 OU教授群像（之六） 德國式執拗

他們是真正的精英，有絕不妥協的個性，隻是在做人方麵，身段太硬了。今日中國的學者若能有他們一分的骨氣，學界就不至於如此烏漆嘛黑。

教“微觀”的女教授

OU經濟係的教授中，年輕教授多是在教基礎課，老教授多教專業課。

經濟係大部分的年輕教授和我的年齡相似，不過比我大個一、兩歲，我因文革被耽誤了十年，大學畢業時已經二十八、九歲了。又工作了三年、加上生孩子，和這些年青教授屬於同齡人。

在經濟係做TA，給老教授當助理比較輕省，因為大課少，學生數量也少，教授對學生相對寬鬆。我是攤不上這種好事的。

第一學期我給一位教微觀經濟學（本科初階課程）的女博士當TA，她和她的男朋友都是OU聘的新教授。他們兩位都是德國人，平日表情刻板，沒有笑容，不像美國教授那麽平易近人。女教授的身量和我差不多，比我還瘦一些；她的穿著十分樸素，像普通的鄰家女孩，和我一樣素麵朝天，從不化妝。他男朋友教高年級和研究所的數學，我也在他的班上修課。這樣，我第一學期與他們的接觸最多。

我趕上文革，沒有好好讀過中學，在文革之後第一次高考時，被財經院校錄取，學的是財務專業。1978年大學教的經濟學基礎課，就是《資本論》，高等數學的課程也相對簡單。而這兩位德國血統教授的數學課，非常tough。

女教授殺無赦的分數

因微觀經濟學是所有大一學生的必修基礎課，女教授班上的人數比專業課的人多十倍，有二百多人。她在階梯教室上大課，沒有麥克風，其實還蠻辛苦的。她授課又極其認真，每周一小考，還有兩次中考，學期末大考，每學期十周之內有十二次考試；而且她出的考試題超多超細。我在中國沒有修過微觀經濟學這門課，幫她改考卷時，這些題中有一大半都不會做，隻按照她的標準答案改卷子。

這個班有二百多人，我幫她改卷子，每次能得A的最多隻有一、兩位，得B以上的不到5%， 75-80%的一年級新生都不及格。看見學生們成績這麽慘，每次我在階梯教室發回學生們的考試卷，見他們驚訝甚至痛苦的表情，心裏很有些不忍。我就替這些新生向她求情說：“他們都還是十八歲的孩子，要修的課太多，難免顧此失彼。他們玩心也重，先放他們一馬，以後這些內容還會學到，常常複習，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她冷笑一聲回答我：“孩子？他們玩得可不是孩子的遊戲，保證妳聞所未聞。這裏是學府，不是遊樂場，想玩的出去玩，別在這兒浪費時間和父母的錢。”

除了不接受我關於放鬆分數的請求，女教授與我合作愉快，對我的助理工作很滿意，態度也越來越溫和。我其實也喜歡她做事的一清二白。我本人雖然不太喜歡嚴苛的人，但對沒有章法隨心所欲的人，更要敬而遠之。

教“數學”的男教授

我在OU的第一學期，一邊給德國女教授當助理，一邊在她男友教的經濟數學課上修課。女老師完全沒有德國口音，男老師略有些德國口音，長得也算帥氣，一雙碧藍的大眼睛，留著兩撇八字胡，隻是臉上冷冰冰的，讓人不敢接近。我在女教授辦公室工作的時候，也聽過他們兩位聊天，對OU這種party school的作風頗有微言。想來德國的大學，應該更具備“高等學府”的威嚴風範吧。

 後來我經曆了一次男教授“發威”，嚇得退掉了這門數學課。數學課是合班上課，既是研究生的基礎課，也是本科高年級生的進階課。因此班上的學生大概有四、五十位，大部分是男生。中國學生隻有我一位，還有一位台灣男生，是從加拿大過來的。班上亞洲人也不多，最明顯的是五位韓國的男生，他們常常坐在一起講韓文。

在第一節課教授就明確規定，上課鈴聲響了之後才進教室就算遲到，遲到三次就算自動退課。每節課在打鈴之前，要先把作業交到老師桌上，講課之前會有一個quiz（小考）。那一天我交好作業、把書包放在座位上之後，先去上洗手間。當我回來、踏進教室的時候，上課鈴剛響，我一腳跨進門，突然看見老師正在大發雷霆，大喊說這個班上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弊。他講台上堆著兩尺多高的考試作業本，他一掌推向作業本，大約三分之一的作業本嘩然撒了一地，然後他憤怒地說：“都應該給你們零分”；又說“誰要是在我進教室之後才交作業，統統零分。”

我嚇得站在門口不敢動，等他轉身才悄悄走向自己的座位。他發怒說：“你們以為我是瞎子，看不見你們合夥作弊，你們要不就退出我的課，要不就等著我把你們一起當掉。別以為我會裝看不見”。後來其他同學告訴我，說這五位韓國男生中有一位是數學係的研究生，他坐在第一排，他身後的四排都坐著韓國學生，每次他快速解題，然後把答案一排一排傳到後麵，他們合作得很隱蔽，至於老師怎麽發現的，就不得而知了。

我自知自數學底子很差（才上初一就趕上革命了），遇到這麽暴脾氣的老師，恐怕會被“當掉”的，所以當即決定要退了這門數學課。男教授聽說我要退課，專門來找我，勸我不要害怕，也不用drop課，說我不會的部分，他可以專門給我解釋補課。又說：“那天我不是針對妳的，妳不要怕，我肯定妳能通過這門課。”

我相信教授是正直的人，眼裏不揉沙子， 隻是，我已經被那天的暴烈場麵嚇壞了，對他說“我有自知之明，還是退了為好。免得心理壓力太大。如果我的分數過低，恐怕連TA資助也保不住（平均分必須高過B）。”再說我給他的女朋友、刻薄的女老師當助教，已經甚感壓力，實在不想再承受男老師的暴脾氣。我萬沒想到這兩位“刻薄”的德國裔老師，其實都對我評價都很好。

我退課令這位數學教授非常失望，後來接觸美國人多了，才知道，其實很多美國老師不是很在乎女生的成績，覺得女生學得不好是“理所當然”的。女性首先是要人品好，招人喜歡，如果再加上功課好，當然是錦上添花。

被學生聯名告到校方

後來有其他學生告訴我，兩教授的嚴苛態度得罪了太多學生，很多人聯合舉報說他們的考試不公平、不友善，他們使用不恰當的語言，讓學生感到受辱。

還有人對他們的打分標準提出質疑，說他們沒有用Scale（統計平均值）來確定班上的成績，按照Scale，成績的A、B、C和不及格都有一定的比重，不及格的人數很少。而按照他們的嚴苛標準，總會有一大半的人不及格。當很多學生聯名上告教授，學校對此也是不可能視而不見的。

校方找他們二人談話，希望他們能夠改善對學生的態度和打分標準。他們斷然拒絕校方的要求，決定一起辭職離開。這事在學生中吵得沸沸揚揚，我們因沒有住在大學生宿舍，大概是最後才聽到這個消息的。

他們要完成這個學期的教學，才可以離校。我覺得他們這樣有些因小失大，因為從小（從文革）就常處在逆境甚或被整治的狀態中，深知“胳膊擰不過大腿”的道理；我試著勸他們做些妥協、保留教職，堅持至少三年，有了經驗之後再跳槽。他們對我的建議表示感謝，扔持守“寧折不彎”的理念。我很理解他們想維護學術的崇高和幹淨，但在美國平民化的大學教育體係下很難做到。

或者說他們還活在20世紀前期的精英大學理念當中，又固守德意誌民族一絲不苟的傳統。他們是真正的精英，在做學問上絕對是好的，隻是在做人方麵，身段太硬了活著是很累的；畢竟絕大多數人都是俗人；中國人早就說過“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今日中國的學者若能有他們一分的骨氣，學界就不至於如此烏漆嘛黑。

那個學期，我還遇到一位年輕的統計學教授，上課也常常是一頭霧水。他也看不起老教授，時不時地諷刺挖苦兩句（參考教授群像之二的內容）。他出的試題，也十分tricky，全班一大半人成績在C之下。

他們的辭職，也讓其他年輕教授，比如Dr. Shelbert很不開心，我也沒想到，接下來係裏讓我給Dr. Robert Shelbert當助教（參考教授群像之三：帥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