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最近在影視作品《三體》上出現的文革鬥黑幫場麵，引起了很大反響。
這兩張照片，左邊一張是《三體》電影畫麵，右邊一張是當年的現場照片。在1966年夏天，我的父輩和親友，都曾像影片中的葉教授那樣，被戴著高帽子遊街，在台上接受體罰和批鬥。
而我自己，在1966年6月2日，在文革開始的第一天，去了北京大學，跟著北大學生進了陸平的家，……。多年之後，在受洗歸主時，我當眾懺悔了這件事。
北大和我的中學
我的中學就在北大旁邊，通常搭乘32路（今天的332路）汽車，到北大西門下車。然後走十幾分鍾到達中學的校園（圓明園）。當時大部分的同學都住校，我家住在西郊的一所大學中，我通常騎車上學，有時候一高興就從北大校園穿過。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開始。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點了北大校長陸平的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大批判文章：《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同時在《人民日報》還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陸平成為文革中北京高校的首位“黑幫分子”。Mao宣稱：“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重大。”這樣，文革的群眾運動在北大點火，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勢。
其實，從1966年5月開始、廣播、報紙上的大批判調子，就越來越高，能感受到一種要發生大事的前兆。
我還記得，1966年6月2日（星期四）的前一天是兒童節（當時中學裏麵能過兒童節的學生不多）。2日那天陽光燦爛，我們正在校園中的生物園地拔草。突然聽見人喊，“北大鬧革命了，同學們趕緊排隊去北大，聲援北大的革命派”。我們年紀還小，聽見有熱鬧的革命場麵，立刻就熱血沸騰。我洗洗手就跟著高年級的同學去了北大。
進入陸平的家
北大貼滿了大字報，遊行的隊伍絡繹不絕。 
我們遊行了一陣之後，隊伍就散了，我跟著一些人往西門（過去的正門）的方向走，打算回學校。這時對麵走來幾位大學生，說他們要去“黑幫分子”陸平（北大校長）的家，讓他“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讓我們也去。我就跟著他們進入陸平家，當時大概有十多個人，我年紀最小，像跟屁蟲一樣跟著他們穿過狹窄的巷子，進了一座灰牆灰瓦的小四合院（後來知道，是北大冰窖胡同11號）。
陸平正好在家，他慢悠悠地走出來。我基本上沒聽見他說話，或者是周圍人的口號聲太大了，聽不見他的話。陸平身材十分魁梧，穿灰色中山裝，雙手交叉放在身前，站得筆直，就像要做報告的樣子。暴怒的學生要求他交代“反革命罪行”，他說沒有什麽可以交代的；學生推搡他，他體量甚大，巍然不動。
於是有學生衝上去按他的頭，讓他“低頭認罪”。我站在他身後，差點被他踩住撞倒，想把他往前推兩步，發現他身體堅硬、厚實，根本推不動。
又有人把他拉進房間，要他把反對毛主席的黑材料公布與眾。他說沒有黑材料，他家的文件是黨和國家的機密，不能隨便給群眾看。
於是有一位暴怒的北大男生把他辦公桌上的電話線拔出來，用電話線抽他，逼他低頭認罪；另外一位瘦小的北大女生，嘶啞著嗓子吼，又推他打他，都像撞在石牆上。此女生就幹脆跳上椅子，從上麵往下按他的頭，用拳頭打他的背。
這種情況大概持續了十幾分鍾，就有人說工作組來了，讓大家都撤出去。當時的年輕人還沒有完全失控，也就聽命出去了。出去之後，見院牆外已經站了很多人，工作組長張承先（我父母親曾和他是同事）從院子裏麵爬上梯子，站在牆頭，對外麵的學生喊話。他讓學生們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搞好文化大革命。要相信黨，聽工作組的安排，不要情緒激動或者采取過激行為。之後，我跟著年紀大些的同學離開了北大，回到自己的中學。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群眾運動還沒有進入全程暴力。陸平自己對那一天的記憶也不深，因為和他之後遭受的暴力與折磨相比，那一天實在很“小兒科”。
全麵暴力年代
文革開始後，北京的大學和中學在1966年的6月和7月，都進駐了工作組。這是劉少奇想控製和避免全國發生大亂。他當時可能還沒想到，動亂的根源其實在上麵。
1966年7月中，Mao在武漢暢遊長江；之後發指示說，工作組執行了反動路線。七月底工作組開始受到批判，從學校撤出。
北大的工作組在8月13日完全撤出。張承先後來也被算作反對文化革命的黑幫分子，被當眾批鬥。北大附中紅旗的頭目彭小蒙在批鬥會上，跳上台用銅頭皮帶抽打他。同一時期，我的父輩也遭到同樣的待遇。
兩年後我見到了陸平的女兒陸瑩，她的年紀比我略大，個性似乎大大咧咧的。我的好友燕兒與她在育才學校是同學。看見她，我甚感愧疚和不忍。
二十多年之後， 我信主受洗時，需要當眾做見證，與過去的罪一刀兩斷。我首先想到的就是1966年6月2日去北大陸平家，雖然我是跟著年長的學生進去的，是一位旁觀者，但那時我也是支持大哥哥姐姐的革命行動的。
我當眾懺悔了這件多年前的往事，進了受洗池，出水後一身輕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