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觀察最近兩年中國社會的經濟走向，若用圖表顯示，已經過了正弦曲線的高點，開始向對稱的低點回落。
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才經過這個四十多年的起落過程，也在低點狀態下生活過，所以想略作分享。也順帶說一下我近年親身經曆的一起撞孩子的車禍。
農村人口
要命的戶口：我成長的年代，中國比今天更像“社會主義國家”，吃“大鍋飯”是其特征。隻是人仍然分成三六九等，比如城市人口就比農村人更有優越感。在城市中生活通常要有戶口，這相當於在城市的合法居留權，有戶口本才可能領取糧票布票油票等，得到基本的物質供應，否則就連飯都吃不上。
工作也需要有戶口，
盡管工資低，但是收入的差別不太大，總比“鄉下人”優越得多。所以女孩子找對象，一定先找有“城市戶口”的，靠此吃上“商品糧”，好改變一生的命運。
隻是，一旦經濟狀況低下，為了降低糧食消耗和資金的短缺，就需要清理城市人口。比如我們那一代的知識青年，就被認為是“在城裏吃閑飯”的，被送到了農村的“廣闊天地”自生自滅，城市的壓力倒是減輕了，知青們的家長，壓力可就太大了。今天的家長談的主要話題是孩子的教育、考大學，那時候是“回城”。
窮苦的鄉村：農村與城市有很大反差。農民不但生活苦、勞動強度大，“臉朝黃土背朝天”，
而且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衣食住行樣樣都困難。缺衣少食，都是常態；手中更沒有現錢，連買鹽買燈油都是大開銷。大部分農村人，一輩子連縣城都沒去過。
那時，除非“特別生猛”的極少數農村人，敢於離鄉背井，去到人煙稀少的沙漠、大森林當盲流；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都像封城時的狀況，被困在一小塊土地上，既缺乏資源，也沒有外來的援助。
一旦國家需要征用這塊土地，不管是修水庫、還是建設什麽“基地”，老百姓連保住茅草房的權力都失去了，隻能乖乖地搬遷。
不過，農村曾是政黨的基本盤，又被譽為“廣闊天地”，被宣傳得如同人間淨土甚至仙境一般。我們下鄉之前滿心幻想，下去之後痛苦不堪。如今，傳統意義的完整村社群體，已不複存在，年輕力壯的去城裏掙錢，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
工友們
我當年一共在“廣闊天地”鍛煉了九年，先去雲南兵團，又轉到山西插隊，再被招工進入附近的新建“三線工廠”。當年的工人，端著“鐵飯碗”，不像今天還會有失業風險；能從農村人口轉成工人的，除了“政策安排”的知識青年之外，多是農民中比較“精明”或者有關係有內線的人。
“三線工廠”遠離大城市，
不少工人是從城市搬遷過來的，他們既有精明、瞧不起鄉下人的一麵，也有離開城市之後變得更放縱甚至更“匪氣”的一麵。我接觸的農民，通常頭腦簡單也比較善良；從農村到工廠之後，也需要一點時間來接受那種相對粗暴而冰冷的文化。
不過，當年工廠的男孩子比較願意護著寵著女孩子。在十多年的漂泊歲月中，我真實的生活寫照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我一向頭腦簡單，不明世事，好在還算大方，雖然常被批評為“任性”或者“驕傲”，還是常能被人原諒。
隻要肯開口求人，總能找到“護花使者”，當然必須要用“食物”或者金錢做為回報（不是性，當年沒有那麽開放）。這麽混日子，好處是沒變成老油條，壞處是老大不小的，還不懂人情世故。
不過，那個年代有很多的女孩子，得不到家人和朋友的幫助（大家都自顧不暇）。若生存環境惡劣，又無人幫忙，就可能更慘。記得嚴歌苓寫過一部小說《天浴》，還被陳衝拍成電影，就是寫當年從城裏下放農場的女孩子的遭遇。
先虧後賺賣飯票
我剛進工廠的時候，在夥食科賣飯票。這是不用倒三班的工作，不明白為什麽大家都不肯做這份“清閑事”，竟需要專門招工讓“新人”來做。我第一天就嚐到了苦頭，賣出了十幾元的飯票，虧了兩元多。
不管我每天再怎麽仔細，也多少總會虧些錢。直到有一天廠裏分到了一張“自行車票”（自行車是搶手貨，憑票供應），我才“扭虧為盈”。當年全場幾百人，各科室都選出一個人去抽簽。行政科過去從來沒有抽中過，大家選我、說我是新人，或許手氣好。我一去果然就抽中了。可是我自己並不需要自行車，於是許多人來找我（包括各科室領導和頂頭上司），許以各種好處換這張票卷。
要求最強烈的，就是和我一起在食堂工作的出納— 張師傅，他說“隻要給我這張票，我保你今後穩賺不賠”。我雖然不信，可在廠裏認識的人有限，也不懂該巴結哪些人，就把自行車票給了張師傅。有了車，張師傅節省了回家的路上時間，更經常地和老婆孩子相聚，心情大好，頗有些得意。
之後，張師傅教了我一個方法，
果然賣飯票穩賺不賠。我調動到辦公室和宣傳科之後，才有人悄悄告訴我，大家不願意去賣飯票，就是因為誰去誰賠錢；都說張師傅外號是“老狐狸”，“特陰會坑人”；明知道被他坑了，卻抓不住把柄。如果我不是給了他那張自行車票，還不知道得賠多少錢呢。
好心的鄉親們
山西晉東南的風俗與南方完全不同。我在雲南時，女人砍柴、插秧、挑擔，什麽重活都幹。山西的女子卻“嬌貴”多了，“苦重”的活都是男人幹。我在晉東南插隊那一年多，感覺很輕鬆，連我燒的柴火、煤炭和用的水都有人幫我“做務”。我一開始還想自己做，反而被其他女子笑話。女人們比的是針線活和做飯、養孩兒，地裏的“營生”是男人爭強鬥勝的領域。大寨“鐵姑娘”是另類，是被老輩人笑話的。
我於是入鄉隨俗，跟女子們一起坐在炕上做針線，比繡花手藝。我和老鄉們關係不錯，常被誇獎“有眼色（會做人）”。老人家和嬸子們都很有人情味兒，雖然大家都窮，都“恓惶”，但是鄰裏間通常都會互相幫襯。
對新聞上那些誇張的革命“大詞”，她們聽不懂，當然不會說，更不怕當“反革命”，說能進去“吃牢飯”，正好給家裏省了口糧，也省了其它花費。
不過農村人是真羨慕工人，在他們眼裏，不用“曬日頭受苦（勞動的意思）”還能每月拿錢，實在“太美了”。
我進了工廠之後，常有村裏人來找我，如果趕在飯點兒，我也留他們吃飯。工廠發的工作服我差不多都送了他們，他們當寶貝一樣過節才舍得穿；每月發的一條肥皂和兩雙線手套等勞保用品，我很少用；其他女工把線手套拆了，織毛（線）衣，我卻把肥皂手套都送給了鄉親們。
鄉親們對我實在好，有人看見我的擀麵杖不好用，就去砍了一節棗木，做了一長一短兩根擀麵杖給我；又看到我的麵板又小又難看，就砍了楊木和棗木分別給我做了兩塊案板，一塊切菜，一塊做麵食。
他們常常給我送時令瓜果。
若找不到我（可能在辦公室開會），他們就請鄰居幫我收下。一來二去的，鄰居老工人就眼紅了，偷偷用我的名義跟他們要東西，拿了東西，還嚇唬他們說這是資本主義，本該被沒收的。我告誡了鄉親們幾次：不是我介紹的人就不要和他們打交道，鄉親們有些困惑，不明白其中的貓膩。
車禍與留守兒童
今日鄉村已經沒有了完整的社群，隻剩下高齡和低齡人口。大概在十年前，我和同事去到湖北鄉下，回武漢時出了車禍。那條路不是高速，路麵有些低，路邊的沙土蓋住1/4的路麵，汽車的速度都很快。當時由一位牧師開車，開到一處鄉村附近時，正趕上鄉下的孩子們放學。有些孩子在路邊跑，牧師已在減速，但是沒想到有個男孩子突然就拐上了公路，我眼看孩子飛起落下，驚叫之後，不敢馬上下車。
牧師下去扶起孩子，
孩子哭得一頭大汗，問他哪裏傷到、他也說不清。這時孩子的爺爺奶奶趕了過來，說孩子的父母都在浙江杭州打工，學校今天提前放學，他們還在地裏幹活，沒來得及去學校接孩子。牧師趕緊把爺爺和孩子都帶上，去醫院檢查，我們三位女生留著當人質，商量怎麽賠償。
天黑之後，他們從醫院回來了。不可思議的是，經過一番嚴格的檢查，孩子居然一點沒受傷。爺爺奶奶說可能會有後遺症，過幾天還要再檢查一次，然後扣押了牧師的身份證和駕照。我們把身上帶的現金都拿出來先賠償一部分，等來拿身份證的時候再賠償更多。後來我們留下錢離開了湖北，那位牧師兩個星期之後再去孩子家，看到孩子活蹦亂跳的，也拿回了被扣的駕照和身份證。
除了這次經曆，我隻有旅遊的時候去過一些小鄉鎮，感覺歲月靜好，反倒是大城市兩極分化嚴重。我隻是走馬觀花，看到的可能沒有代表性。也期望我說的經濟滑坡狀況，也沒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