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時間很快過去了......
1971年,我和好友“高人”一起調離原來的連隊,來到了遙遠的新建營—— 十一營。我們的營長是有名的“朱大炮”,我有一篇專門寫他的文字《大炮營長》。
意外出現,成了鄰居
我們剛到十一營的時候,被留在營部基建隊,住在靠河邊的那排茅草房中,和一群“小重慶”為鄰。靠鐵路邊也有一排茅草房,比我們的草房蓋得早,裏麵住的多是老工人。
當時的基建工地都在場部,我也就常在場部幹活。有一次,我正在在烈日之下、在場部辦公室和老工人茅舍之間的空地上攪拌石灰。忽然聽見有人說北京話。我知道鐵路上邊的連隊裏,有十多位北京知青,他們多數是北大、清華的子弟,這個聲音和口音,顯然不是他們那些人的。
聽起來,這人好像是在和老工人討些酸菜吃,學著雲南話的語調,態度很溫順、甚至很討好。我忍不住想看看這是什麽人,一抬頭看見的這人,人高馬大,卻穿著一條當地人才會穿的花短褲,而且行為舉止畏畏縮縮的。我完全沒有認出他就是當年威震河口的小蘇。
再後來,聽大炮營長公開說,有些其他營的知青,要來“找我們這裏的小蘇算賬”,小蘇可憐兮兮地去求營長保護。
大炮營長揮動著他的細麻稈兒胳膊,十分仗義地說,“誰敢來,先找我,我可不會跟他們客氣。老蔣我都打跑了,怕你們幾個小毛賊!”
我這才知道,失蹤了兩、三年的小蘇,竟然到了十一營。他原來所在的南屏農場(五營)是從河口沿著公路往西北方向去、最遠的一個營,而十一營是從河口的鐵路沿線,往東北方向去最遠的一個營。兩地交通十分不便,最快路上要走兩天。
後來我問過他怎麽會跑到這裏來,他回答時顯得緊緊張張、結結巴巴的,聽起來像是調動了好幾個地方,最後到了這個邊遠的新建營落腳,我也早就記不清他說的複雜過程了。我們與他並沒有太多交往。本來就不是一路人,他也不是一個善於表達的人,又很刻意地低調、討好領導和老工人,也與北京知青保持距離,可見大概當初真是被打怕了。
偷內部書事件
直到發生了一件事,我才真見識了他的“渣男”本色。
1972年夏天我請假回北方,直到一年之後才回去辦調動手續。當時上山下鄉運動已經有了四、五年時間,知識青年的淒涼狀況、兵團幹部的胡作非、各種草菅人命的事件已經廣為人知。連毛大人的遠房親屬也寫信求助,毛還親自批示並且寄錢幫助親屬排憂解難。家人看到這些消息,很為我擔心,希望我不要繼續獨自在那邊“接受再教育”。同年的下半年好友高人已經調離農場,我若自己回去,連同伴室友都沒有,父母更加不放心。家人在同時幫我辦理調動的手續,讓我再次回去時,就是去辦理調離手續。
好友高人離去之後,我們二人的茅舍就沒有人住了。我倒不擔心身外之物,那時候窮得很,沒有幾件衣服。我最掛心的就是我的一箱書。那是我家搬去江西幹校時,本來父母想要處理掉的。那時候大部分機關學校都要去鄉下幹校,城裏二手店的東西便宜得離譜,十幾塊錢就能買到鋼琴和古董字畫。書是沒有人要的,隻能當廢紙賣。我父母原來有四個書架的書,我挑了一批,主要是“灰皮書/內部出版資料”和馬恩、列寧選集。用鐵路慢件托運的方式(路上走了好幾個月)運到了雲南農場。
那些書是我的寶貝,有幾本常常墊在枕頭下麵。這批書中,最有價值的是內部係列發行的“灰皮書”,是被當作“反麵教材”出版的。因是內部發行,封麵灰色,沒有任何設計裝飾。發行這批書的本來目的,是所謂的“知己知彼”、幫助革命者更有利地了解敵人。不過文革後,大家完全不相信官方消息,更希望看到“被禁”的資料。我從家裏書架上挑選的“灰皮書”,主要是一些1957年反右運動的右派言論集,還有關於蘇聯修正主義的一些內容。我也選了些馬恩列寧選集的精裝本,很厚,我不確定自己會不會看,隻是覺得當廢紙可惜了。這批書有40多公斤,陪伴了我在那些強體力勞動之餘的閱讀時光。
高人走後,我的茅舍沒有人住,我很怕有人去偷我的書(文革中偷禁書是很普通的事)。就托我原來的小學同學、當時在另外一個營的朋友去把書拿走,放到他們那邊我更放心些。正好他們也很想讀這些“灰皮書”。
但是,他們去了我所屬的營和我的茅草棚,卻沒有找到書。旁邊住的老工人老李告訴他們,有一次小蘇帶著一些人進入了我的茅舍,說我走時委托他保管這些書,於是這一箱書都被他們拿走了。我的朋友們去找小蘇查詢,小蘇懶洋洋的,懶得和他們多說,自然也沒問出個結果來。
追究無結果
1973年夏天我帶著蓋好公章的介紹信,回到河口,目的是辦理調離手續。不過我必須先回連隊,做些檢查,等表現更好一些,再提出辦調離的手續。
我回到連隊,自然要去找小蘇“算賬”。我去他的茅草屋質問他的時候,原指望他會自我分辨、或者能問出些線索來,繼續追蹤。
沒想到他看著我的眼神可憐巴巴的,似乎有淚花在打轉,他說他被人用刀脅迫,那個脅迫他的人,是知青中很有名的一個“霸氣”人物,連帶槍的團長也被他打過。那人聲稱隻給小蘇兩條路,不去拿書、就拿命來抵。他被逼無奈,隻好從命。
我問他書的去向(我想繼續追蹤),他又說那人也不是自己想要那批書,書早已經被他轉手,不知去向何方。我當時又氣又無奈,看著他那副可憐樣,還有點不忍心。過後想起來,我怎麽就那麽傻,這麽容易就被他騙了。
他1米85,人高馬大,我比他矮一頭,當時隻有30幾公斤。那場麵,就像一隻羽翼未豐的小雞娃,疾言厲色地質問一隻羽翼豐滿的大老鷹。我被他顫抖的聲音和哀怨的表情所騙,輕信了他說的每一句話,還自責沒有搞清楚狀況,就“咄咄逼人”,冤枉了他。許多年後,聽說了“同理心”的說法,當時正是他的表演激發了我的“同理心”,以為他和我一樣,也是“受害者”。
這個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你以為很了解的人,其實你根本不了解。小蘇看似簡單粗暴,其實善變會裝,或許這就是他的“生存之道”。如果從聖經的角度看,人人都有“原罪”,隻是處境不同,各人的對應之策也不一樣。
“改革開放”之後,期望他能走出一條“高光”的路來,光明正大地做個內、外都“美而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