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這兩年因“新冠病毒”的流行，“封城”這種聽起來“古舊”的事，竟然頻頻發生，讓很多人難以忍受。
其實不過在五十多年前，人們被“封死”在一個地方，是常態（可能“封地”不是居室內，而是廣闊天地）。當時把那些到處跑的人被稱之為“盲流”。顧名思義，就是不留在“屬地”，到處盲目流動。當時大部分人能接受“被封”的狀態，是因為戶口、糧票、薪資連環鎖定，想突破“封鎖”，就得麵對沒飯吃、沒地方住，而且隨時被抓被驅逐的命運。
我在雲南邊疆農場接受“再教育”階段，曾經有過兩次“逃跑”的經曆。回想起來沒有糧票還能生存，一是父母的幫助，二是我一向飯量很小，不太會成為別人的大負擔。今天就說一下我的第一次逃跑。
偷回北京，隊裏的好心人
1969年11月底，我接到家裏的電報，讓我速回北京。說他們工作的大學被撤銷，全家要搬出北京去江西五七幹校勞動，希望我速回京與他們見麵（似乎有點不知道將來能不能再見麵的意思）。
我拿著電報去請假，當時農場還沒有改軍墾，隊長也算通情達理，說對我的情況表示同情，但是不能批準我回北京的探親假。雖然請假未獲批準，但我決心已下，決定“逃走”，不過這樣身份就頗類似“盲流”：沒有單位蓋章出示的證明，無法證明自己的歸屬單位，也不能證明是“合法出行”。
我們所在的滇越鐵路係統，因天高皇帝遠，信息比較閉塞。當時要出行買票，通常要出示蓋有單位紅色公章的介紹信。我去小站窗口，說要買去北京的鐵路聯票時，他們居然沒有要我出示任何有公章的證明。
隊裏幾位雲南本地的年輕人和我關係不錯，他們與隊長、支書什麽的似乎都有些彎來繞去的親戚關係。他們不但支持我逃跑，還為我設計方式，保證要把我安全送上火車。後來多次南去北歸，幾乎次次遇到萍水相逢的人幫助。在那個“紅色風暴”席卷全國、人人自危的年代，真要感謝這些有“俠肝義膽”的人們。
逃走當天，我對領導說，要去上麵的寨子“趕街”，兩位當地的青年幫我拿著手提包（其中有一個裏麵放著生香蕉），護送我上了火車。為了避免被人盤查，我特意穿了一身中式盤紐扣的黑色衣服，想裝成山地“民族”。不過山地民族都又矮又瘦，我之前吃了太多“生花生”，比較富態，想盡可能地縮小身量體積。一路上不敢說話，怕鐵路乘警聽出我的口音，被攔截下車。
當時逃跑之風已盛，而且大部分“知青”沒錢買票，靠扒車回家。鐵路係統與農場密切合作，抓捕逃跑的知青。我的好友高人得知我順利逃回北京之後，想走同樣的路數，因為太鶴立雞群，被鐵路職工識破，才到大樹塘站，就截獲回去。還有更慘的，被鐵路警察和軍人抓獲之後，帶回去到各隊輪番遊鬥。
坐了一天的火車，到了開遠。我一天沒吃飯沒喝水，下車趕緊找飯吃。沒想到所有餐館都已經關門打烊（才7點左右）。終於看見一家還開門的，已經有人在掃地，他們說還有十分鍾就關門，剩下的隻有一種菜，就是炒豬肝。我本不吃豬肉，更何提豬肝，以前一聞那味道就要吐，但當時饑腸轆轆，好歹有東西入口都行，於是要了一份“炒豬肝”加上四兩米飯（8毛錢，好貴啊），那是我有生以來吃的最美味的“炒豬肝”，從此就“破戒”了。
偷回北京，好心的同座大哥
從開遠到昆明的車是夜車，非常擁擠。白天坐的是從河口到開遠的車，乘客多是短途旅客且多是山裏人和少數民族。從開遠到昆明的乘客中，有了不少工人階級和城裏人。我依然不敢說話，怕口音不地道，一說就露陷。
不過我一直在聽到旁邊的乘客們聊天。我的座位靠窗口，我旁邊那位中年男子似乎是昆明哪個大工廠的，去下麵搞外調什麽的（就是調查過去有可疑曆史的人）。我心想：這不就是專門整人的“政工幹部”嗎，更加提心吊膽，就靠在車窗閉眼裝睡。哄然雜亂中似乎聽見他問我是不是下放的知青，我當然要裝沒聽見。
沒有介紹信又不得不出行的人，風聲鶴唳，舉步維艱。在今天，大概隻有逃犯才能體會這樣的心情。車快到宜良的時候，突然聽見五米開外的車廂裏麵有些騷動，有人說，是執勤軍人來查乘客身份的。沒有介紹信的人，會被趕下車，集中關起來處理。想起前些日子聽說有知青像我一樣逃跑，遇見軍人上車盤查，隻能跳車逃跑，結果被開槍擊傷，以帶傷之身被押回各隊巡回開批判會……。我心裏“拔涼拔涼”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假裝睡著了，聽天由命吧。
突然聽到身邊的中年男子小聲說“你莫怕，也不消說話，我會說你是和我一起出差搞外調的。”我輕輕點頭，繼續裝睡，半信半疑，心中仍然驚恐。
執勤軍人到了我們麵前，那位我的“保護者”十分淡定地把介紹信遞上，簡單地說“軍工單位，搞外調的，這位是我同事。你不必喊醒她。” 那年頭，隻有最被組織信任的人，才有資格去做“外調”，去查其他人的問題。如果“外調”的目標是需要保密的事，更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
執勤的軍人十分尊敬地草草看了一眼介紹信（燈光十分昏暗，大概也看不清什麽），又見我睡得深沉，還加了一句“你們辛苦了！”這位大哥也迅速接了一句“為人民服務嗎！”
軍人走遠了。大哥細聲細氣地像在自說自話：“他們不敢再來了，我的介紹信硬氣的很”。我感激地睜開眼睛，他輕聲說：“好生睡吧！不要講話了。”他好像還含糊其辭地說了句什麽，大概是提醒我從昆明北上的路上，還有可能遇到盤查。我其實有個打算，到貴陽之後，請貴陽電視台的九嬸（她1968年從清華無線電係畢業分到貴陽，是貴陽電視台的創始人）給我開張介紹信。
小火車在天蒙蒙亮的時候，到了昆明站。出站的時候，我不知道該怎樣感謝大哥，大哥小聲說“先一起走，出去之後再分開”。到外麵之後，人很多，有接站的，送站的，拉貨拉人的，熙熙攘攘……。大哥小聲說“你可以走了”。我想說兩句感謝的話，他說“快走吧，一路保重！”
這位昆明大哥，就這樣與我萍水相逢，拔刀相助，又各奔東西，我甚至沒有正麵看過他的臉。在朦朧的晨曦中隱約看出他的關心和一絲憂慮。
偷回北京— 鐵路職工小姐姐
小火車淩晨到昆明，下午才能去乘昆明到貴陽的大火車，時間很多，我自己慢慢步行去到大火車站，當時叫“昆明新站”。
“新站”的內部裝修尚未完工，沒有開放候車室。過去的兩個晚上，我都沒有睡好覺，十分疲勞隻好自己搬了幾塊磚頭，坐下靠著車站門口的柱子歇息，也在擔心去貴陽的一路能否闖關成功。
我靠在那裏昏昏欲睡。朦朧中看見一個穿著鐵路製服的年輕女孩向我走來，問：“你還好嗎？是不是生病了？”我說“沒得病，隻是兩天沒睡覺。”她說：“你跟我來好了，到我那邊去休息一下。”我很好奇地問：“你住在哪裏？”她說“我是鐵路員工，住在集體宿舍，你跟我走，就在那邊，兩分鍾就到了。”
我當時昏頭昏腦地就跟著她走，到了一間宿舍，裏麵沒有人（好像有兩張床）她指著一張床說：“這是我的床，你睡吧。”我說“謝謝！我外麵的衣服很髒，可以脫下來再睡嗎？”她說“沒關係，那是我的被子，你蓋上，別著涼。”
接下來的事情我就記不得了，似乎是立刻倒頭大睡，沒聽見她還說了什麽，也也沒看見她什麽時候離開的。後來在手術台被打了麻藥也是這樣，前一秒還在和護士說話，話沒說完已經昏迷不醒，再醒來仿佛再世為人。
小姐姐的床好神奇，我一覺醒來，神清氣爽，已經找不到她，房間裏隻有我一人。我疊好床鋪，寫了一張感謝的條，就拎著手提包往外走。我沒有手表，不知道當時的鍾點、也不記得來時路。
一出門沒走幾步，就發現自己已經是在站台上，就是說，不需要過檢票口那一關了。一列火車穩穩當當地停在那裏，牌子上寫著去貴陽，人們正在上車。我也去上車，可那列車員一看我的票就說“你那班火車已經開走兩個鍾頭了”。
我說“那怎麽辦？我還讓人去接站呢。我可不可以上這班車？”說著就要上車，列車員說“你買的是慢車票，這是快車。你先去簽票窗口簽票，補交快車費用，然後再來上車”。我立刻飛跑出站，還好簽票口沒什麽人，交錢簽好票，又飛奔回來，火車竟然還沒到發車時間。
上車之後發現車廂當中沒幾個人，可以躺下睡覺。又睡了一覺醒來，就問列車員幾點能到貴陽。這時候發現這班快車比我原來打算乘的慢車，要早到4、5個小時，我立刻又發愁了，我沒有九嬸的地址。難道又要在車站待半天嗎？
火車進貴陽站時，我看見一座電視塔立在一座小山上。
我就朝著小山走去，爬上山，才發現山上隻有一間小工具房，不像有人住過的樣子。我下山打聽，當時貴陽電視台還在儲備階段，沒有人知道，還被人引去城裏的電報局。
隻好再次爬上有電視塔的山頭，繞著圈對山下大喊：貴陽電視台在哪裏？喊了一陣子，隱約看見山下的一排房子中有人走出來，可能把我當成精神病。我對著那排房子下山，這回竟然讓我蒙對了，那就是電視台的宿舍。九嬸滿臉詫異地問“妳的車不是在三小時之後到嗎？”聽我說起這一路的遭遇，她哈哈大笑。
第二天，她去上班。我在她的抽屜中發現一枚“貴陽電視台”的公章和一些公用信箋（他們當時還沒有正式辦公室，辦公用品都在宿舍）。於是我自作主張給自己開了一張介紹信。後來終歸覺得自己太鬼祟，就告訴了九嬸，她再次哈哈大笑，說“希望這封介紹信帶你平安回到北京。”
我從此不再懼怕路途中會被抓住送回河口農場，或者押到哪裏去辦學習班了。
好久之後，有位好友告訴我，他當時有一門絕技：用一根圓潤的水蘿卜刻公章，也幫助了不少“逃跑”的知青呢。
成為基督徒之後，常常說困境中有神的保守，我想說的是：即便在我還不認識神的時候，祂也一路派天使保護，讓我的旅程都有驚無險，平安走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