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約黃昏》之四:孤獨少年
蓋瑞·坦普
1954年,父親被調到倫敦附近的一個空軍基地。母親決心把我和大妹凱瑟琳送進倫敦西北幾十公裏海威科姆(High Wycombe)城的一所寄宿學校去。這所學校是在一個很大的莊園裏,小學部的學生周一至周四住校,周五下午回家。中學部在小城的另外一邊,學生全部走讀,不住校。管理寄宿學校的是兩位女士——古奇(Gooch)小姐與索普(Thrope)小姐。媽媽與她們達成了協議,我和凱瑟琳長期住校,周末也不回家。其實那時我已經上中學了,所有同學下學後都回家,隻有我得從中學部回到寄宿學校。
出逃
寄宿學校校園很大,花木扶疏,還有果園、菜園甚至暖房,景色是美麗的。但是,我和凱瑟琳必須按時起床、按時上課、按時吃飯、按時睡覺,甚至按時去院子裏活動。我們的行動是處於嚴格監管之下的,沒有一點兒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空間。古奇小姐和索普小姐對我們相當友善,管束卻很嚴。我覺得這樣的管束太難忍受了,校園景色美麗又有什麽用呢?每逢周末,我和凱瑟琳眼巴巴看著小學部的同學們被父母接回家,他們歡笑著撲到父母懷裏熱烈親吻。我羨慕他們,嫉妒他們,我覺得自己快要氣瘋了。
有一次,兩位小姐嫌我不聽話,把我關進廚房,不許我出來。12歲的我決定逃走。我想,逃到外麵,沒有吃的不行。我就打開冰箱,給自己做了一個大大的三明治,在麵包裏夾了許多火腿,然後我帶上三明治從廚房裏悄悄地逃跑了。我毫無目的地跑出校園,但是去哪裏呢?回家是不可能的,這裏離家很遠,我沒有錢坐火車。我實在無處可去,隻好在小鎮的街上轉來轉去。後來,有一個同學在街上看見我,報告了老師,兩位小姐才把我接回去了。
朝思暮想的暑假終於要到了,學生們都忙著收拾東西回家,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家長接走了。我與大妹在大門口翹首盼望,望眼欲穿,但就是看不見媽媽的影子。這時,索普小姐把我倆叫到一邊,告訴我們:“我非常抱歉地通知你們,這個暑假你們不能回家,你們得和我們一起呆在學校裏!”
這個消息對我們兄妹倆人真有如晴天霹靂。“什麽,不能回家!就在這裏度過六周的暑假?”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沉到了黑暗的深淵。學校裏到處空空蕩蕩。我倆長久地坐在校園的台階上,像小傻子一樣百無聊賴地聽蟬鳴,要不然就在大樹上爬上爬下。我感到一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絕望。媽媽沒有給我們任何解釋,我隻是聽說,她跟著父親去歐洲了。我覺得這太不近人情了,我們被媽媽大大地忽視了,簡直可以說丟棄了。幸虧我還有好妹妹凱瑟琳的陪伴,但是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孤寂的暑假,忘不了那種被媽媽忽視的感覺。
我的才能
暑假之後幾個月,父親被調回倫敦,我和大妹終於回到了新家。新家在倫敦遠郊,又大又好,有客廳有車房,樓上有4間臥室。我們每天放學後,都能回家,真是太好了。業餘時間,我終於可以做一些我想做的事了。我的動手能力很強,又老有一些新想法,特別喜歡自己做東西。八九歲時,家裏的一台老鍾不走了,我就把零件都一一拆下來,檢查一番,琢磨一通,然後,又一一裝了回去。大鍾竟然被我修好,又滴答滴答走了起來。這使我自己深受鼓舞。
爸爸首先發現了我這方麵的才能,對我的這些愛好大加鼓勵。他給我買來一大盒做航空模型的材料和圖紙,讓我照著圖紙,做各種型號的小飛機。你想,我從小在空軍基地長大,對各種飛機可是太熟悉了。所以那些圖紙我一看就明白,做小飛機對我來說真是駕輕就熟。
這時候,爸爸又給我買來一個帶耳機的晶體管收音機。這個簡單的晶體管收音機幾乎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我不滿足於隻用它聽廣播。我把它拆開,了解了它的構造,又重新裝好。不過我對它稍加改裝,把它和一個舊變壓器聯在一起,又給它安了長長的天線。天線掛在後院的大樹上,這樣,我不用電池就可以清晰地聽到歐洲各個電台的廣播。
我一做起這些事就入迷,就忘了時間,常常很晚都不睡覺。媽媽爸爸就忍不住上樓來查看。我就想法做了一個監控器,我把兩條電線放在樓梯的地毯下麵。媽媽爸爸一上樓,我房間裏的耳機就“嗶、嗶”做響。我就趕緊摘下耳機,閉眼裝睡。這樣,媽媽爸爸從來沒有抓住過我。這是我少年時代最得意的秘密。
埃斯特豪軍校
可惜,自由時光對我是如此短暫。1956年,爸爸媽媽決定把13歲的我送進軍事寄宿學校,把我培養成一名英國軍人。我一點也不想當軍人,我憎恨寄宿學校,我聽說軍事寄宿學校管束極為嚴厲,我找出各種理由想要逃避。但是,爸爸媽媽根本不聽我的。他們怕我私自逃回家中,就把我送進遠離倫敦的約克郡(York)的埃斯特豪軍事寄宿學校。
埃斯特豪軍校(Eshton Hall)坐落在一座孤零零的古典式美麗大廈裏,裏麵的布置也是古色古香充滿英國派頭,大概它要充分顯示它是一所貴族化的軍事寄宿學校吧。學校的四麵則全是曠野,放眼望去全是綠色的舒緩山坡,隻有一條公路蜿蜒伸向遠方,看不見村莊,更別說城鎮了,完全是一個與人世隔絕的地方。
我們平時不許邁出校園一步,星期天才允許排著隊步行兩公裏去一個村莊的小教堂做禮拜。隻有幾個有特權的高年級學生允許在星期天下午離開校園騎自行車在周圍轉一轉。離學校最近的小城叫斯根普敦(Skipton),聽說很好玩,有古堡有商店有運河。我們都想去那裏轉一轉,但是學校不許,連高年級同學都不許去。
軍校管束很嚴,老師動不動就對學生實施體罰。在英語課上,一次我的單詞拚寫有錯誤,英語老師就讓我脫下皮鞋,他當著全班同學的麵用皮鞋狠打我的屁股。那是爸爸媽媽給我買的一雙新皮鞋,本來我無限珍愛。挨打之後,我一看見這雙新皮鞋就害怕得發抖,我再也不想穿它了。到我放假回家時,媽媽還問起來:“你的新皮鞋哪兒去啦?怎麽不穿呀?”我把挨打的事告訴媽媽,我以為她一定會表示出無限的憐惜與同情,但她卻無動於衷。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學約翰(John)知道進教室要晚了,就在走廊上急跑。那位英語老師看見了,喝住我們說:“你們到我房間裏等我!”我倆隻得聽他的話乖乖去等著。不一會兒,英語老師來了。他用板子輪番打我們倆的屁股。我的屁股被打得皮開肉綻,一坐下就疼痛難忍,晚上睡覺隻好趴著睡。幾周之後,我放假回家,媽媽看見我屁股上的大疤痕,問我是怎麽回事。我講了,我以為媽媽一定會說:“那就別去那個學校了,回來吧!”但是,媽媽什麽也沒說,我隻好又十分沮喪地回到軍校。媽媽一次次的冷漠刺痛了我的心,我覺得她不關心我,漸漸對她產生了怨恨。我明白今後一切都得靠自己了。我在軍事寄宿學校一住幾個月,才有機會回家一次,我與家人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了。
我從小就不喜歡體育課,而軍校的體育課簡直就是受罪,一點樂趣也沒有。有一年冬天,地上結了薄冰。老師讓我們在冰上踢足球,隻許穿足球服和短褲,裏麵不許多穿衣服。為了不致凍僵,男孩們隻好拚命地跑動。一個男孩摔倒在冰上,摔斷了胳臂;另一個男孩的臉被別人的鞋釘戳破了;我的膝蓋摔得鮮血淋漓。但是,老師看見管都不管,非常冷酷。
那個軍校不但教授一般的功課,英語啦、史地啦、自然科學啦,還得用很多時間洗軍服、擦靴子、擦肩章和拋光皮帶扣。每星期二專門有軍人來上軍事課,教射擊、戰術、拆槍擦槍等等。學校裏有一個大倉庫,裏麵全是武器。在學會使用一般武器後,教官又教我們使用機槍。機槍很重,在演習時,總是兩人一組,一個男孩負責扛槍和射擊,另一個男孩扛子彈帶。我和約翰常常被分在一個機槍組。
軍事教官和老師們經常教導我們說:你們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勇敢。你們在軍校畢業之後,21歲之前,每個人都得準備上戰場。你們的敵人多得數都數不清,你打死一批又來一批。所以,你們必須勇敢,必須殺人不眨眼。
那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朝鮮戰爭剛剛停戰。英國參加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與新中國軍隊和朝鮮軍隊大打出手。英國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是關於朝鮮戰爭的深入報道。作為老牌的殖民主義強國,自1840年以來,英國屢次打敗中國,不斷蹂躪中國,習慣了中國的“東亞病夫”形象。朝鮮戰場上的新中國軍隊大兵團作戰,勇猛頑強,使他們大驚失色。
教官們的這些話讓我覺得毛骨悚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和平終於到來了。我不想與任何人為敵,不想去殺任何人,更不想現在整天學習殺人,將來以打仗為業。軍校的生活如此枯燥艱難,將來的前途又如此可怕殘酷。我一有機會回家,就向爸爸媽媽吵著鬧著要離開這個可惡的軍事寄宿學校。後來,他們終於意識到,這樣勉強下去,我在軍校根本畢不了業。與其花費昂貴的學費逼我呆在軍校,還不如讓我離開軍校找份工作更好。
在倫敦打工
這一年是1958年,我15歲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去找什麽工作,但是能夠離開讓我討厭的軍事寄宿學校,對我真是天大的喜事。我的少年時代幾乎全是在寄宿學校度過的,我的多少自由被剝奪,我的自尊一再被踐踏。我憎恨寄宿學校,我永遠不能忘記母親為了自己的輕鬆而置孩子的利益於不顧把我們往寄宿學校一放好幾年。現在,我總算是個自由人了,我不必聆聽軍校教官與老師的愚蠢教導,我可以聽憑自己的良心,找一份工作,在社會上自食其力。
1958年聖誕之前,我終於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倫敦著名的大百貨公司海羅斯(Harrods)的玩具部管理玩具火車沙盤。這個火車沙盤很大,吸引了許多小顧客,帶來熱鬧的聖誕購物氣氛。這份工作很適合我。因為我從小喜歡修修搞搞,善於動腦筋,動手能力很強。小火車沙盤哪兒有了毛病,我一修就好,所以它始終運行正常。老板與顧客皆大歡喜。
聖誕過去,玩具火車沙盤要收起來了,我失去了工作。我還不懂應該尋找適合發揮自己專長能夠學到技術的工作,隻好找到什麽做什麽。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去另一家大食品百貨店福特南和梅森(Fortnum & Mason)當門童。我穿著路易十四時期的豪華服裝站在大門口,送往迎來,給富人們開車門拎提包。我有機會見到電影明星與服裝模特,有一次,我還見到伊麗莎白女王來購物。
這一段時間,家裏正在醞釀一件大事。我的父親被派駐新加坡擔任軍事顧問,媽媽與兩個妹妹都將同行。我已經成年,飛新加坡要自己出機票錢,而且我這樣一名英國青年在新加坡能有什麽就業前途呢?可是一個人留在多雨寂寞的英國並不美妙。寄宿學校的日日夜夜像惡魔一樣纏繞著我,我覺得離開家人獨自一人在英國生活是很淒慘的。
去澳大利亞
正在這時,我突然想起店裏的一個年輕同事來自澳大利亞,他常常講起那裏的天空多麽藍,牧場多麽大,海灘多麽美,人們多麽友善,講得我和其他同事羨慕不已。我想,我不如去澳大利亞這個英語世界闖一闖,何況那裏離新加坡也近。如果實在不喜歡澳大利亞,我還可以去新加坡與家人團聚。
那時,澳大利亞正千方百計吸納英國移民。報紙上登著大廣告,說一個人隻要交納10英鎊手續費就可以移民澳洲,其餘全部費用由澳洲政府負擔。我一說出自己的想法,父母都表示讚同,他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媽媽陪我去澳大利亞大使館打聽情況,辦理手續。那裏有一個組織,叫“大兄弟運動(Big Brother Movement)”,是已經移民澳洲的人又返回英國來幫助接應後來者。
一切似乎都令人鼓舞,我興奮地做著各項準備。有一天,媽媽讓我去老家克裏索普斯向姨媽和舅舅們告別,那時我的外婆已經去世了。我從倫敦坐上火車,向我的出生地行進,一路上興奮地想著:媽媽從小就說我要走遍天涯,現在我可真要乘萬噸巨輪遠航了。我不僅要離開英國東海岸的故鄉克裏索普斯,我還要遠離英國,遠離歐洲,遠離所有的親人,去南太平洋的新大陸探險了。我被探險的想法迷住了,感覺渾身熱血沸騰。
在姨媽家裏,姨媽把一位陌生的男子介紹給我,說這是亨利(Harry)叔叔。亨利叔叔說,知道你要遠行了,送給你10英鎊帶在路上用吧。姨媽要我收下,我說了謝謝就高興地收下了。我沒想到這位叔叔對我如此慷慨。但是從第一眼看見亨利叔叔開始,我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隱隱約約的奇怪感覺。我覺得我跟他長得有點相像。姨媽們親熱地與我話別,說東道西。我也就沒有再多想亨利的事情。等我回去轉車時,去我家的末班火車已經開走。我隻得睡在暖和的候車室裏,坐第二天的早班火車回家。
沒想到我一踏進家門,發現媽媽正在大發雷霆。我解釋了誤車的經過,媽媽仍然激動不已,仍然喋喋不休地大罵姨媽們做得如何如何不對,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後來,她自己終於忍不住告訴我,那個給了我10英鎊的陌生男子亨利就是我的親生父親。
這個消息對我來說有如晴天霹靂。我立即問她:“你怎麽早不告訴我?”媽媽無言以對。我不知道她為什麽要把這件事瞞得死死的,也不明白她為什麽直到我16歲了也不告訴我。我也不明白為什麽亨利一直不來看我?我覺得自己被蒙蔽了,被欺騙了,被傷害了。人是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父母的,但是,人在懂事之後有權利知道誰是自己的親生父母。
我從小深愛母親,依戀她、崇拜她、敬仰她,感到她是那樣的愛我。但是後來她變了,對我的態度變了,我很少再能體會到她對我的母愛了。自從母親多年前把我送進寄宿學校,不管我是受虐待也好,我是挨打也好,她都漠然置之,不聞不問,顯得冷酷無情。
我倒覺得父親才是真正愛我關心我的。既然,我從母親那兒得不到充分的母愛,我就不由自主地與父親更加親近起來。真沒想到,一直被我視為親生父親的他竟隻是我的養父;兩個妹妹特別是我親愛的大妹卻與我是同母異父!我與家人的關係並不像我想象的那樣親密無間啊!悲傷、怨恨、孤獨、淒涼、痛苦、辛酸,燒灼著我的心。在就要離開英格蘭,離開家人時,我愁腸百結,萬念俱灰。
多年以後的1980年,已在澳洲多年的我到英國駐澳大利亞專員公署(即大使館)申請護照。公署要求我先向英國有關當局申請出生證。不久,從倫敦寄來了我的出生證。麵對這份出生證,我才知道了生父的全名、職業等等,上麵也寫明了養父是在1946年7月,我快滿4歲之時收養我的。也就是說,這發生在母親與養父結婚之後,大妹凱瑟琳出生三個多月之後。
我從心裏認為養父多年來無可挑剔地對我盡了一位親生父親的責任,我終身對養父懷著崇敬愛戴之情。在我的童年與少年,他給與我真摯的愛與關心。他從來沒有讓我感到我隻是他的養子,我一直以為他是我的親生父親,所以一直受之無愧地接受他的愛。在16歲知道他是我的養父之時,我就一直懷著歉疚,一直很想報答他。可惜在我到達澳洲的幾十年中,我們的聯係越來越少。我在他去世之前都沒有機會報答他的養育之恩,這是我的終身遺憾。至於生父亨利,自16歲時在家鄉見的那一麵,我們就再也沒有聯係過,我也從來沒有感到我們之間有什麽關係。
告別英國之時,媽媽爸爸妹妹們都到碼頭上給我送行,但是我的心情是複雜的。因為生父亨利的出現,我和家人的關係變得複雜別扭起來。此刻,我望著他們,心中充滿苦澀,我要離開他們了,他們才是有緊密血緣關係的一家人,我隻不過是邊緣而已。在熙熙攘攘的人世上,我覺得自己和誰都沒有緊密的實在的牢固聯係。我就像天邊的孤雁,海上的孤帆。這種孤獨失望的情緒長久地留在我的心裏,折磨著我,時時隱隱做痛。我也不知道澳大利亞將是怎樣一個地方?我隻知道,剛滿16歲的我將要獨自麵對一片陌生的土地。
選自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書《人約黃昏》
照片說明:
1,少有的全家合影,爸爸(後左)、媽媽(前中)、蓋瑞(後右)、大妹(前左)和小妹
2,蓋瑞母親年輕時,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