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約黃昏》之五：京城記憶

《人約黃昏》之五：京城記憶

辛夷楣

 

1953年8月底，當少年蓋瑞在盡情享受英國西海岸的碧海藍天之時，7歲的我歡蹦亂跳地與家人一起到達了北京。這座古城的外觀與氣氛使我們姐弟感到震撼，它與上海太不相同。我們是傍晚時分到達前門火車站的。一出車站，我們就看見了威武的前門城樓和高高的城牆。上海可沒有這個呀，我們都很驚訝地指指點點。媽媽告訴我們，北京城被一圈又高又厚的城牆圍著，隔不遠就有一個這樣威武的城門樓，而一出城門可就是城外了。

 

培元小學

我們坐車進了高大的城門洞，又往東開。我們的新家在王府井北麵的王府大街報房胡同西口。胡同就是小巷，和上海的弄堂大同小異，不過，北京人都叫它胡同。北京的新家和上海的房子不一樣，不是小樓，是平房，有花磚地與護牆板的很好的平房。奶奶說，這叫四合院，因為四麵都有房間圍著，雖然那個院子沒有東房，隻有其他三麵，但也是四合院的格局。

我和姐姐都進了離家數步之遙的培元小學，大弟則進入旁邊的博士幼兒園。媽媽回上海接我們之前就打聽好了，說培元與博士是東城最好的小學與幼兒園，學生大多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懂禮貌，不罵人。

那年，我正好該上小學一年級。考試那天，媽媽有工作，她就委托報社的一位同事帶我去培元小學考試。我記得考場是在大院最南頭的那間西房。小王老師挨個叫了好幾個小孩兒，就是沒有叫我。我等得好心焦。後來，恍惚間她叫我了，我急忙跑到她麵前說：“我就是圓圓！”小王老師微笑著說：“你媽媽說，你改名叫徐棻（我的原名）了。我沒有叫圓圓，我是叫言焱。你先等一會兒，我一會兒就叫你。”那第一麵我就愛上了小王老師。幸虧媽媽說的話她都記得清，要不就讓我自己把改名的事給攪亂了。

說起改名的事兒，也有一番曲折。我一生下來，奶奶就給我起了小名圓圓，我上幼兒園時自然也用此名。我的父親家姓徐，我們該排“孝”字輩，第三個字按五行相生之說應是“木”字偏旁。但是我們的祖爺爺（也就是爸爸的爺爺）給姐姐、我和大弟起的名字風格陳舊，讀音也不好聽，爸爸媽媽都不喜歡。所以，後來爸爸要求一位學古典文學的老朋友重新給我們起名。這位伯伯給姐姐起名徐植，曹植的植。他又開玩笑說，我再送老二一個名字——徐棻。

可是，奶奶一再說要我姓張，跟外祖父姓。張家輩份該排“國”字，她給我起名張國珍。來北京之前，我知道我到北京上小學，要改名字。我跟奶奶說：“張國珍太難聽了，我不要這個名字。我要叫徐棻！”奶奶反複說服我，希望我做張家的後代，但是我不幹。

所以，媽媽給我在培元小學報名時，用的是徐棻。這個名字好是好，但棻字比較特別，很多人都不認識，所以後來叫我“徐菜”、“徐萘”的都有。有的人幹脆問我：“徐什麽？”我趕緊接茬：“芬芳的芬下麵加一個木字，還念芬！”

一開學，我就有處處跟不上趟兒仿佛鄉下人進城的感覺。同學們說話都帶濃重的兒化音，而且新名詞特多。我一張嘴，南音就出來了。更可氣的是，我CZ不分，同學們忍不住笑我：“你怎麽這麽笨，連吃飯都不會說，說成呲飯呐？”

開學不久，我還露了一個大怯，弄得同學們笑掉大牙。一位姓徐的女同學對我十分熱情，約我下學後去她家裏玩。我很高興地跟著她走，心想又不遠去去就回，就先不回家跟奶奶說了。沒想到她帶著我走到王府大街北口，往東一拐，隔著馬路，我就看見了隆福寺的廟門。

我心想這不是城門嗎，她們家在城外啊！我不由害怕起來，趕緊說：“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你們家太遠了，都要出城了！”她說：“我們家馬上就到了，往那邊一拐就到了，沒出城呀！”我固執地指著遠處的隆福寺廟門說：“那不是城門嗎？我媽說了，一出城門，就是城外了。”我的同學急忙解釋：“那不是城門，那不是城門……”可是，不管她怎麽解釋，我也不相信，我死活不肯往前走了。這樣磨蹭了半天，她隻好過了馬路自己走了。

我回到家，就把這事兒告訴我奶奶。奶奶聽完卻開懷大笑：“你可真是沒見過世麵！那哪是城門啊，那是隆福寺的廟門。你這小上海，廟門和城門都分不清。隆福寺是個市場，裏麵很熱鬧，哪天我帶你們去逛逛。”第二天，我到了學校，同學們聽說我連廟門和城門都分不清，都覺得不可思議，非常好笑。我也覺得自己很蠢，不但說不好北京話，還哪兒都不認識，同學們知道的好多事兒我都不知道。

   我對北京是慢慢習慣的，大概用了兩年時間。漸漸地，我ZC能分了，說話同學不笑了，我的兒化音不如他們重，可也很有點標準普通話的味道了。這一下我的自信心回來了，在課堂上也敢舉手發言了。

我從小就特愛說話，我發現在課堂上最好的說話方式就是舉手發言。假如你在下麵與同學說話，老師很快就會發現，一發現就會當眾批評你，弄得你很下不來台。所以老師一讓同學們舉手發言，我就常常舉起手來。有時候我並沒有想好答案，也本能地舉起手。老師叫我回答，即使我說得不對，我也不在乎。奶奶說我膽子大臉皮厚，其實我就是愛說話想說話而已。

有一次上語文課，老師讓我們歸納一篇寓言的中心思想。我和幾個同學都發了言，老師仍在搖頭。我不肯罷休，想啊想啊，努力在腦子裏搜索答案，手卻一直舉著，始終沒有放下來。當老師第三次叫我時，有同學抱怨說：“你怎麽老叫她啊？”老師說：“她說的有一點兒接近答案了。”我很感激這樣的老師這樣的同學，很慶幸在小學時期擁有這樣的學習環境。現在回想起來，舉手發言培養了我上課精神的高度集中，對我大腦的發育或許大有裨益呢！

 

讀閑書

爸爸媽媽都愛看書，晚上他們總是在台燈下看書做事。奶奶年輕時也喜歡讀書，她的記性相當好。她常常給我們講《三國演義》，講春秋戰國。爸爸是教曆史的，口才極佳，古今中外的曆史他講得出神入化頭頭是道。我最喜歡聽他講楚漢相爭，講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講拿破侖。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我們幾個孩子從小就養成了閱讀的習慣。爸爸還把我們帶到遊泳池去學遊泳。結果，姐姐弟弟都遊得很好，我卻始終學不會換氣。

   在讀了一些希臘羅馬神話和安徒生、普希金童話之後，我很快就開始讀起長篇小說來了。1958年、1959年，在我小學五六年級之時，正趕上中國長篇小說的大豐收階段。《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紅日》《紅旗譜》《山鄉巨變》等，我每一部都喜歡。然後，我很自然地開始讀蘇聯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靜靜的頓河》，還有《苦難的曆程》等，使我如癡如醉。一上初中，我又不由自主地迷上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與契訶夫，還有琳琅滿目的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奧斯丁、哈代、司湯達、莫泊桑、雨果，再加上曹雪芹，這是一座多麽宏偉絢麗的殿堂啊！我衷心感謝引導我踏進文學殿堂的父母，讀書成了我終生受用不盡的享受。

奶奶卻總說小說是閑書，她敦促我們姐妹四人背誦《古文觀止》。我喜歡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也喜歡楚辭和唐詩宋詞。所以，我還是自覺地背了一些，但是小說是我的最愛，我怎麽舍得放下它們呢？奶奶就嘮叨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句話算是說對了一半，因為當時我一點也沒意識到自己吃了虧。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真的後悔當初沒聽奶奶的話，趁年輕記性好多背些古詩古文放在肚子裏。實際上，中國白話文寫得好的人幾乎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魯迅如此，巴金、茅盾、曹禺和沈從文亦如此。

“文革”結束之後的1979年，離家21年的爸爸回來了，爸爸那位搞中國古典文學的老朋友也回來了。我對他的學問與才華佩服得五體投地，就央求他教我古典文學。他說：“我小時候跟老師學古典文學時，老師讓我先背150篇古文，然後他才開講。你現在起碼背50篇，我才開講。”他的要求完全合理，我卻無話可說。我知道自己荒廢了小時候記性好又有大把時間的日子。“文革”結束之後，我白天在報社工作，晚上在夜校上課，記性又大不如前，哪來這麽多時間與精力背古文呢？當初我聽不進奶奶的話，如今真是後悔莫及啊！

 

話劇情結

1954年，我上小學二年級時，媽媽調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又過了一年多，我們全家搬進了北京東城燈市口史家胡同56號的人藝大院。那時，首都劇場還沒蓋好，劇院的辦公室、排演廳都在56號大院裏。風度翩翩的男女演員們整日在院中穿梭來去，看得我眼花繚亂。我家門口的排演廳更成了我流連忘返的好去處。

每天下午放了學，我拿上幾塊奶奶烤好的饅頭幹，就悄悄溜進排演廳，那裏一年四季都在排戲。我們剛搬進56號時，正在排郭沫若的《虎符》，後來又排蘇聯話劇《帶槍的人》，排老舍小說改編的《駱駝祥子》，排《智取威虎山》。再後來，王府大街上的首都劇場修好了，溜進劇場去看連排、彩排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等等，我都是這樣看了一遍又一遍。

這樣天天看戲，不僅使我對話劇越來越癡迷，也使我意識到，當演員可真太不容易了。你看他（她）們一個個的多用功啊！我常聽見焦菊隱、梅阡、夏淳等導演給演員們一遍遍說戲。演員們聽完了，就排呀練呀，上上下下反反複複多少遍。我也經常看見於是之、藍天野眉頭緊鎖，默默地在我身邊走過。我就想，他們肯定又在琢磨自己的新角色呢！

到了學校，我忍不住和同學們興致勃勃地大談話劇大談人藝。我們小學就在首都劇場旁邊，到我們上五六年級時，首都劇場蓋好後成為北京人藝的劇場。劇場外麵有一長溜兒放置劇照的玻璃櫥窗，我們放了學，經常在這溜兒櫥窗前指指點點地欣賞劇照。

到六年級時，兩個要好同學終於被我鼓動起來了。我們說幹就幹，決定在班上成立個話劇組，排戲演戲。我當話劇組組長，她倆當副組長。我們先是自己編劇本，後來又從少年讀物上找到一些劇本。戲排好了，老師就安排我們在星期六的班會上給全班演出，每次的演出總是很成功。

話劇組的活動搞得熱火朝天。全班的大多數同學都被吸引進來。我們暑假就要畢業了，大家商量要在全校的歡送會上演多幕劇《大灰狼》。話劇組開會分配角色那天，我感冒沒有上學，結果別的角色都順利分配下去，隻有大灰狼一角男生女生誰也不願演。最後有人出了一個主意，說今天組長生病沒來，我們分配她演大灰狼，她也許會答應，她要不演她會再想辦法的。我一來上學，兩位副組長就很為難地對我說了這事兒。我一想：我要不演，這台戲不就麻煩了嗎？演就演吧！不就是要不怕醜，不怕往壞裏演嗎？人家人藝的演員如果都隻想演好人不願演反派，那不是就一台戲也演不成了嗎？

《大灰狼》可是多幕劇，排練很費時間。都快考試了，我們話劇組還是雷打不動，每周活動一次，堅持認真排戲。班主任老師可急了：“你們是畢業班，考中學要緊，得利用一切時間複習功課，話劇組暫停活動！”可同學們對話劇的癡迷真令人難以想象，大家都不想停止活動。我們決定瞞著老師到同學家偷偷活動，有一次還跑到首都劇場前的廣場去排戲。後來，我們也意識到這樣做不對，我就主動去向班主任老師檢討，保證一心準備考試，先不排戲了。

沒想到，沒有得到充分排練的《大灰狼》演出竟相當成功。我帶著一個紙做的狼頭麵具，穿著奶奶的黑色香雲紗大褂，又用墨把手背與手臂塗黑，那樣子確實很嚇人。這樣一化裝，一下就縮短了我與角色間的距離。我憋著嗓子陰陽怪氣地說話，不時地舞弄著嚇人的雙爪，盡量表現大灰狼的狡猾與貪婪。演出大受歡迎，大弟（他與我一個小學，比我低一班）班上的同學來家玩，一再地對我說：“你這大灰狼演得太像了！”

 

陰霾漫漫

1957年夏，北京人藝史家胡同56號大院裏突然出現了許多大字報，“反右”運動開始了。姐姐和我好奇地擠在大人堆裏一張一張地看這些大字報，還有漫畫。那時，我該上小學五年級了，姐姐已經上了初中，大字報上的字我們基本都認得，但其中的含義我們卻有些費解。漫畫當然容易理解一些，那上麵的人物很醜陋。連我們都意識到，大字報的火藥味越來越濃了。人藝的幾個演員和幹部被說成反對黨的領導，是“右派”分子、階級敵人。我家門口的排演廳也不排戲了，整天開起了批判會，大院裏充滿緊張氣氛。我心想，他們幾個本來挺好的呀，看不出與其他人有什麽不同，怎麽一下子就成了反黨小集團？大人們的事情真複雜費解。我萬萬沒想到，“反右”運動不僅僅發生在人藝大院，它直接殃及到我們全家，甚至影響了我的半生！

1958年5月的一天，我下午放學回家，沿著史家胡同西口往56號走。老遠我就看見媽媽坐在一輛三輪車上，身旁放著行李卷和大包、小包。她表情凝重、滿臉憂傷。我張嘴叫她，她竟沒有聽見。我想追趕她坐的三輪車，又猶豫了，我預感到一定是出什麽大事了。

我撒腿跑進56號大院，進了家門就問奶奶：“奶奶，媽媽怎麽啦？她上哪兒去呀？我叫她，她都聽不見！”奶奶長歎一聲，才慢慢地告訴我：“你爸被劃成“右派”，要送農場勞動改造，你媽給他送行李去啦！”我的頭嗡地一下。我爸怎麽會成“右派”？他怎麽會反黨？他怎麽會像漫畫上的人那麽醜陋？他這不成了階級敵人了嗎？我從來沒聽他說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呀！

這時，大弟回來了。我趕忙把他拉到排演廳後麵的窄胡同裏，把這個壞消息告訴他。這時，我倆才明白，為什麽前幾天，爸媽找姐姐談話，談完話，姐姐回到我們住的大屋就哭了。我倆問她哭什麽，她死活不肯說。她是怕我們太小，理解不了啊！那天晚上，媽媽終於回來了，滿腹狐疑的我什麽也沒問什麽也沒說。

從那天起，我的生活整個改變了，連我的性格都變了，無憂無慮的童年一去不複返。我是“右派”的孩子，勞改犯的孩子，這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政治汙點。從那天起，我再也不象從前那樣開朗愉快口無遮攔了。我有了心思，有了煩惱，有了許多想不明白又不適於告訴任何人的事。在學校裏，我本能地把這件事當作秘密瞞住，隻悄悄告訴了兩個最要好的小學同學。我盡量把自己包裹起來。

媽媽1920年出生於天津。她的外祖父家是鍾鳴鼎食之家，二外祖父是北洋係的重臣段芝貴。媽媽從小就生活在天津河北區的老段府裏。在她未滿7歲之時，父親患病去世。雖然，外祖父、二外祖父以及管家的三外祖父對她們孤兒寡婦很好，但其他親戚就不一樣了。媽媽的妹妹在院子裏玩，常常被親戚家的孩子欺負，哭得滿臉是淚。

媽媽的祖父家也是合肥有名的大家。他們家不僅在鄉下有大宗田地，還在南京有大片房產和當鋪、藥鋪等大量買賣。我奶奶（外婆）帶著媽媽小姐妹倆回到南京住了幾年，要求分到她丈夫名下的財產。張家的掌權者卻設置重重障礙，讓她們孤兒寡母嚐盡辛酸。

媽媽漸漸意識到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明白隻有自己努力讀書自立，才能解救母親妹妹。在她進入中學之後，她又意識到中國已經被列強欺負到極點，麵臨亡國滅種之災。救國救己的強烈願望在她心中萌生。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華北的大片土地被日本軍隊占領，在天津上聖功女子中學的母親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組織“民先”（全稱“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8歲的她說服奶奶，隻身輾轉千裏，來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聯大為北大、清華與南開三校南遷合並而成，名教授雲集。媽媽在他們的關懷教導之下受益頗多。

1939年初，媽媽在昆明參加了地下黨，並成為學校演劇社的活躍分子。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黨組織把媽媽轉移到香港。當年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軍隊占領了香港，媽媽奉命離開香港回昆明，但是單線聯係的上線與她失去了聯係，後來才聽說那位同誌患病去世了。她在昆明和上海繼續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許多活動，卻一直接不上組織關係。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反右”之前，她的主要證明人幾乎都找到了，事情總算查清楚了，媽媽重新入黨在即，這時爸爸卻被打成“右派”，還被送去勞改。她的黨籍自然就不用提了，“右派”家屬的身份卻是板上釘釘了。

除了這種巨大的政治壓力，媽媽身上的經濟壓力也陡然增加。父親被劃成“右派”、送到外地勞動改造之後，家中收入陡然減少一半，家庭經濟馬上陷入了困境。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一下子在我們眼前顯現。有些親友不再與我們來往。那時，我們從上海帶來的小弟的奶媽也一直跟著我們。媽媽堅持付她工資，直到兩年後她在街道工廠找到工作。

那時，很多人為了劃清界限紛紛與“右派”離婚。媽媽不但沒有與爸爸離婚，還鼓勵爸爸好好接受改造，盡量節省家用在經濟上支持他。家中的經濟困難日益沉重。小弟的奶媽就帶著我們姐弟幾個洗菜醃菜，自家醃的雪裏蕻成了我們每日的主菜，大半年的時間全吃它。冬天洗菜醃菜特別辛苦，我們幾個的小手凍得象小胡羅卜一般通紅。

有人建議讓姐姐初中畢業就進工廠掙錢，還有人建議讓大弟去讀技術學校。媽媽卻說：“我要讓孩子們繼續讀書，我要讓他們享受正常孩子的生活。如果他們能考大學就考大學，我不願他們的學業受到任何影響。”

我記得，每到月底之前，奶奶就沒錢維持家用了。我記得經常是晚上媽媽下班剛進門，奶奶就忍不住對她說：“定華，我又沒錢了！”聽了這話，媽媽癱坐在椅子上，半天才說：“娘，你就不能等我吃口飯再說這句話嗎？”我在心中埋怨奶奶，怪她不該這麽著急地說出這句話。可是我也知道，奶奶一定獨自為此焦慮了很久，一見媽媽才忍不住脫口而出的。

那時，我們四個孩子還小，不懂分擔她們肩上的重負。媽媽白天仍然精神抖擻地去上班。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聽到她坐在奶奶床邊向奶奶訴說。奶奶則不斷地唉聲歎氣。我睡在奶奶旁邊，把臉朝裏裝作已經睡熟，可句句話我都聽得真切，句句都讓我覺得鑽心。

我同情媽媽，我怨恨爸爸，我覺得他不該毫無顧忌地給黨提意見。現在可好，他和我們一起陷入深淵，這種忍辱負重陰霾漫漫的日子是望不到頭的啊！我從來沒見過比我媽媽更富有犧牲精神的母親了。除了夜半向奶奶傾訴衷腸，她從來沒表現出半點的頹唐與軟弱。這需要怎樣的堅強與韌性啊！

媽媽不止一次對我說：“我隻要一到辦公室，就把自己和家裏的一切煩惱忘在腦後了。”她曾擔任北京人藝總導演（焦菊隱）辦公室秘書多年，後來又擔任人藝宣傳資料組組長，再後來調到北京曲藝團擔任編劇，工作一直相當繁重。

 

二舅與舅舅

姐姐自上中學後就一直是他們班上的班主席，卻因為爸爸的問題老也不能加入共青團。那時班裏大多數同學都是共青團員了，這給她造成很大壓力。我本來也是班幹部，自然也寫了入團申請書和不少思想匯報，但是團支部的人總說我與父親劃不清界限，對父親的問題認識不夠深刻。

她們說得很對，我對父親既恨不起來也揭發不出來。我沒看到任何父親反黨的證據，你叫我怎麽揭發？他既然沒有反黨，我又怎麽能把他當敵人？我與他多年的父女深情難道能陡然割斷？我不知道他什麽時候才能回家，也不知道罩在我們頭上的陰霾什麽時候才能消散。我擔心爸爸再也不能回家。

我心中的這些擔心與煩惱是無處言說的。媽媽和姐姐都已經有那麽多的煩惱，我怎好再拿自己的煩惱加添在她們心上？而閱讀中外古典文學名著幾乎就成了我那時逃避現實的最好方式。

爸爸走了以後，家中來往的親友少多了。隻有我們的二舅每月都來。他也被劃成了“右派”，他的問題比爸爸輕，仍留在了原單位，隻是被降了工資。從前，他常來和爸爸一起喝酒聊天。現在，每月一次，他抱著一瓶酒和一包熟肉，有時還有一包花生米，獨自前來，獨自飲酒。媽媽和奶奶就坐在桌旁和他聊天，他總是情緒低沉。媽媽卻沉穩平靜，耐心地勸慰他，有時還敦促他找女朋友。

二舅原來是有女朋友的，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這時他被打成了“右派”，不願牽連人家，就堅決地與女朋友分手了。媽媽雖然熱心地敦促，但二舅總說：“算了吧，老大姐，我哪有這個心思？”聽他這樣說，我不由地想：要是二舅當初跟我幼兒園的鄔老師戀愛，在上海找工作，他會不會逃脫劃成“右派”這一劫？北京人太政治了，上海人會不會好一些？

二舅愛讀外國文學名著。他有時會拎來新買的書。我那時正在如饑似渴地啃名著。所以總會求他說：“二舅，你看完了，就借給我看！”二舅總是爽快地答應。歲月如梭，幾十年過去了，可憐的二舅一直沒有結婚，他的性格也已經定型，總是鬱鬱寡歡的，給人一種壓抑感。

在那些沉悶的日子裏，真正給我們的家裏帶來一點陽光一點歡樂的是我的堂舅，他和媽媽共一個高祖——張紹棠。媽媽的曾祖與堂舅的曾祖是親兄弟。他們之間的血緣關係已經比較遠了。但是，他們的母親——張家人稱四奶奶和五奶奶的，卻是好朋友。他們青年時代在南京是常在一起玩的，新中國成立前後，兩個家庭來往也一直很密切。

堂舅的父親在抗日戰爭中去世時，他還在上中學，為了養活母親和弟弟，他毅然去當工人掙錢。他很用功，一邊當工人一邊學技術，後來當上自來水廠的機械師，再後來又做紡織機械廠的工藝師。20世紀50年代初期，他被任命為鄭州一家大紡織機械廠的總工藝師，然後又兼任副廠長，常常有機會來北京出差。

堂舅身高體闊，五官英俊，風度奇佳，而且他性格爽朗，渾身散發著熱情。隻要他一來，我們家就會有歡聲笑語。他從來沒有因為爸爸出問題就冷落我們。奶奶最喜歡她這位大胖侄子，總是想方設法做些家鄉菜端上桌子。奶奶有一對她結婚時陪嫁的外國座鍾，後來賣了一個貼補家用，另一個外殼鑲的金粉都斑駁陸離了，時不時就停下來不走了。別人誰也修不了，隻有堂舅會修。他皺著眉、嘟著嘴，手握小改錐，擺弄一會兒就修好了。

媽媽也最喜歡她的這位堂弟。她有什麽煩惱，堂舅總是耐心地聽，又細心地給她分析排解。堂舅很能說，和他談完話，媽媽總是顯得輕鬆多了。我們孩子們就更是喜歡他了，所以幹脆就叫他舅舅。姐姐老為不能入團苦惱，後來又因為考不上大學氣悶，舅舅每次來都要與她長談，幫她解除煩惱。

    有一次，舅舅突然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老大，倒是老二了。老大的煩惱都說出來了，老二卻隻字不提，這才是問題呢！”舅舅說的別提多對了，我那時的煩惱並不比姐姐少，但是我不願意說，跟誰都不願說。說了就能把整片陰霾都掃開嗎？說了能讓我們回到爸爸不是“右派”以前的日子嗎？

我從小崇拜舅舅，他自學成才，樂觀豁達，善良仁愛，風度翩翩，他是生活中的強者。爸爸被送進大牆裏麵，我們的父愛完全被剝奪以後，舅舅給我們的愛多多少少填補了這個空缺。如今，舅舅雖然已在九泉之下，但他在那漫長的20年裏給我們的愛與啟迪，我是終生難忘的。

 

失眠

20世紀60年代初，是糧食緊張時期，家中糧食不夠吃，還要千方百計省下一些給爸爸帶去。在爸爸的勞改農場，他們天天吃摻紙漿的窩頭，經常是一覺醒來，屋裏就會有一具僵硬的屍體。我擔心爸爸也會這樣悄悄死去。我也不知自己該愛他還是怨他或是恨他？社會上的政治空氣更加嚴酷，學校的氛圍對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壓力也更大了。我老在琢磨，我怎麽才能跟爸爸劃清界限呢？

1960年冬天，媽媽帶我到爸爸勞改的河北茶澱農場去看他。農場在天津附近，距離北京並不遠，但是交通不便。我們背著給爸爸的饅頭，下了火車，又坐汽車，還搭了一段兒大車，快天黑了才到達荒涼的農場。在一排平房裏，我們見到穿著一身土氣的黑色棉褲棉襖的爸爸。他從前的瀟灑快樂消失得無影無蹤。他迎上來擁抱我，還把我們帶給他的紅糖衝了一大缸熱水給我們喝。我卻一點兒感覺不到親人團聚的溫暖，整個人像凍住了一樣，木木的傻傻的。我就這樣心事重重地去，又心事重重地回來了。

爸爸離家的時候，他帶走了一張我三四個月大時的照片，那是我吃了美國奶粉之後，長得奇胖，趴在床上照的。

實際上，當1979年3月爸爸的“右派”獲得改正回到家裏之後，我們很少談起過去的20年。一來現實生活確有不少事占住了我們的心神，二來我們誰也不想去提那些傷心往事。直到2000年，也就是爸爸已經回家團聚20年後，有一次我從悉尼回京探親，爸爸忽然拿出這張照片對我說：“現在，你可以把這張照片拿回去保存了，這是我去勞改之前帶走的！”

我真沒想到，我的這張照片竟在那艱難的年代裏時時刻刻地陪伴著他，維係著他對家人的苦苦思念，維係著他走出陰霾，回到正常社會的夢想。我真的不敢想，這20年對他是多麽屈辱多麽痛苦多麽熬煎？！我隻知道，這20年的陰霾對媽媽、奶奶（她沒有熬到爸爸回來的那一天）和我們四個孩子已經是太沉重了！

1961年的寒假特別長。為了能在過春節時吃幾頓飽飯，再省一些糧食帶給爸爸，奶奶讓我們四個孩子早睡晚起，一天喝兩頓稠粥，隻有上班的媽媽晚上能吃到一碗菜泡飯。很快，奶奶、媽媽和姐姐都浮腫了。

後來，姐姐果然因為爸爸“右派”的問題不能進入大學。這時，新疆大學來北京招生，不計較出身好壞，隻考慮成績，姐姐被挑中了，她毅然離家去了新疆。姐姐的遭遇使我深受刺激，她的路也是我的路。盡管我們努力地與父親劃清界限，無數次地檢討自己，但是到上大學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們仍然被作為另類被擋在門外。不過，姐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在上高三那年加入了共青團。我和大弟卻入團無望。假如，姐姐得遠走新疆去上大學，我和大弟還不得去西藏上大學啊？

我的心被撕扯著，腦中的疑團經久不散。我開始夜夜失眠，起先還不敢告訴媽媽。等媽媽知道帶我去醫院時，醫生說我的神經衰弱已經相當嚴重，建議休學一年。我天天喝那苦不堪言的湯藥，漸漸地，我想明白了。光靠湯藥或者打太極治不了我的病，我必須自己想開。我必須學會解脫，學會給自己排解，先把問題放在一邊，讓將來去解決。周圍還有那麽多出身不好的人，他們不是也得活嗎？

奶奶知道我喜歡北海公園，特別是一進北海前門通向瓊華島的橋——永安橋。盡管給我看病吃藥大大增加了家裏的經濟負擔，她仍然省出家用給我買了一張北海公園的年票。這樣我每天就可以走進北海，來看大橋，來逛瓊華島，來登北海白塔了。永安橋旁有個大茶座，爸爸在時，我們與媽媽的老同學一家曾在茶座前集合，然後大人們在茶座聊天，我們孩子們就在北海劃船，在大橋的橋洞裏穿來穿去。這座橋叫永安橋，在它周圍散步打太極一年，我的健康漸漸平複了。

    但是，我那神經衰弱的老根是種下了。我對媽媽奶奶隻字不提心中的煩惱，隻說功課太重，“十一”前練體育大軍太累了，所以才得了神經衰弱。我不想讓她們為我難過，她們的煩惱夠多了。40年之後的21世紀初，爸爸在他的自傳中寫到：“我深知徐棻（我的原名）因病休學係因我而起，我感到愧疚，對不起兒女，但是我又何嚐不冤枉呢！”

1919年，爸爸生於北京。他從小就身體好，精力充沛，而且特別淘氣。9歲被我的爺爺奶奶接到雲南之後，他騎馬、養動物，充分享受雲南的亞熱帶風光，身體愈發強健。但是，地處雲南南部的景穀縣教育水平很差。爺爺奶奶擔心兩個兒子荒廢了學業，就決心先把爸爸送到上海去念書，過兩年再送小兒子去。

爸爸在上海考上中法工學院附中，一心想學好法語拿到獎學金，將來到法國留學。可他中學未畢業，上海淪陷，他隻得返回昆明父親家。1939年初，他在雲南大學考取獎學金，到用法語教學的河內大學深造。但不久之後，河內又被日本人占領，他隻得回到昆明。他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跟在西南聯大讀書的媽媽相識的。1940年，法國被希特勒占領，爸爸的留法美夢徹底破滅。

法國留學雖然未能實現，但爸爸的法國情結算是深深地種下了。他認為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是法語，最好的酒是法國白蘭地。他鍾愛法國文學，對巴爾紮克、雨果和斯湯達崇拜得五體投地。爸爸講起拿破侖的故事，那真是跌宕起伏出神入化。而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目標——自由、平等、博愛的推崇與鼓吹，就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之一。

爸爸博聞強記，表達能力很強。讀過的東西經過他的消化歸納之後，再講出來就條理清晰生動傳神，甚至引人入勝了。這使他在學校成為學生喜愛推崇的老師。可是，在1957年大鳴大放引蛇出洞之時，他的這些獨到見解與有理有據就脫穎而出了。引蛇出洞不就是要引出獨到見解嗎？

爸爸從小開朗天真，既無防人暗算之心，又無審時度世之能。“反右”運動開始之時，他自然成為學校網中的大魚，而他又不肯檢舉出賣別人，所以對他的處理就特別重，逐出北京送去勞改。從此，他可謂經曆了九九八十一難，我們全家也跟著進了煉獄。

 

雪中送炭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裏，媽媽的老朋友鳳子阿姨和我的堂姑鴻嬢每月接濟我們,她們是要頂著政治輿論壓力，違背當時的社會潮流，從自己的工資中省下錢來這樣做的。大約一年之後，鴻姑的接濟被其他人阻止了。

鳳子阿姨的接濟仍然持續，大概有兩三年時間，鳳子阿姨每月都送給媽媽20元補貼家用。後來，鳳子阿姨的一位領導對她說：“你這樣做是幫助了張定華，但是政治影響不好。”鳳子阿姨隻得改變做法。那時，鳳子阿姨擔任領導職務的《劇本》月刊總是收到各地寄來的大量劇本投稿，編輯們看不過來，她就讓媽媽幫助審閱劇本，寫出評語意見，並給作者回信。然後，根據媽媽的工作量給一些報酬，大約也是每月20元。這件事一直持續了多年，直到“文革”爆發。她們的接濟不僅給了我們全家經濟上的支援，避免了我們挨餓受凍，更給予了我們心靈上巨大的溫暖，使我們感受到親情、友情的力量，看到了人性中的光輝。

多年之後的2005年，我和蓋瑞在悉尼買了房子，經濟上也不是那麽緊張了。我對蓋瑞說：我要接鴻姑夫婦來澳洲度假。鴻姑在爸爸當“右派”時接濟我們，又在我來澳留學時接濟我，我現在要還情。第二年，他們夫婦自香港來澳盤桓了幾十天。我和蓋瑞盡情招待，一起度過了美好的時光。鴻嬢夫婦非常高興，臨走時姑父感慨地說：“你這是滴水之情湧泉相報啊！”在困難的時候，我曽接受的也許僅是滴水，但是那是何等珍貴的滴水啊！那滴滴清水都體現了涓涓深情，照見了高尚的人心呢！可惜的是，鳳子阿姨已經仙去，我沒有找到機會報答她。我隻是在2009年出版的《記憶深處的老人藝》一書中，寫了一篇長文《鳳子阿姨》來紀念她。

多年之後，我讀楊絳的散文，知道她的丈夫錢鍾書在1957年春“大鳴大放”仍處高潮之時，“已感到將有風暴來臨”，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搞創作。他們夫妻“並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也就逃過了厄運”。我不禁大為感慨。我沒想到，錢鍾書夫婦不但學養高深，且政治上機敏。這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相當少見。我不禁天真地想，我爸爸要能像他們這樣機敏該多好啊！因為見過他們，我對他們的遭際也就特別關心。

大概是1963年末，爸爸那位研究古典文學的朋友突然被送到勞改農場去了。他這一出事，他的父母與兒子們就陷於困境了。這時，“三年災荒”剛剛過去，全社會物資缺乏，他們家的淒慘可想而知。媽媽帶我隔一段時間就去他家看望，記得有兩次都碰到錢鍾書、楊絳夫婦。

錢鍾書穿一件咖啡色中式棉襖，很謙和靦腆的樣子。楊絳在深色罩衣外麵穿了一件深顏色的坎肩，襯衫領子翻在外麵，顯得特別整潔幹淨。她微笑著和媽媽聊天，談起彼此的熟人，記得她說他們住在幹麵胡同，與我們住得不遠。爸爸老朋友的母親一個勁兒地捅爐子，想讓屋裏溫暖一點。她又說：“鍾書講個笑話吧！”

錢鍾書並沒有立即開口，隻是不好意思地微笑著。老太太又對我們說：“鍾書很會講笑話的！”老太太此時恐怕已經70歲了，但她老人家顯然是要鼓足勇氣來麵對逆境的。在她一再催促之下，錢鍾書就開始講笑話了。他講完了，卻沒有一個人笑。他和我們都很尷尬，可那時的境況我們又怎麽笑得起來呢！

我們告辭出來以後，媽媽告訴我，自從爸爸的這位老朋友出事以後，錢鍾書、楊絳夫婦經常來看望他的父母家人，有時還送錢來，甚至發了工資，就把兩人的工資送一半過來。我當時心裏一震。我沒想到，錢鍾書、楊絳夫婦看來文文縐縐，弱不禁風，實則這般有風骨。

 

選自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書《人約黃昏》

 

 

 

[常態]

及其惡心，共匪的幫凶，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