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約黃昏》之十七：巴黎人情

《人約黃昏》之十七：巴黎人情

辛夷楣

 

蓋瑞對科學技術的愛好非常執著，他的鑽研精神與上進心特別強。他經常閱讀各種科學、科普雜誌，包括各種電腦雜誌；對醫療測試領域內的最新發展動向，他更是了如指掌。他們公司研製出一種非常複雜的高效新儀器，已經推向歐美市場了，蓋瑞非常想盡早學會維修這種新儀器，以便為它推向澳洲與亞太市場服務。他總在我耳邊念叨這種新儀器，生怕自己在這個領域裏落後了。其實他此時已經年過60，離退休沒有幾年了，他的技術與經驗已經在公司裏名列前茅，不學修理新儀器，也不愁沒有活幹。但是，蓋瑞沒有一點兒吃老本的心態。

2006年8月，蓋瑞突然告訴我，公司將派他10月去巴黎出差3周，學習如何修理新儀器。他的同事、這種新儀器的澳洲項目經理大衛對我說：“這種新儀器比較複雜，維修力量特別重要，有蓋瑞配合我，我就放心了。他是我挑的。幾年前，另一種新儀器也是他配合我，結果非常成功。別的工程師技術和經驗不夠，一時很難掌握，所以我必須先讓蓋瑞去學。”

蓋瑞一點畏難情緒沒有，充滿躍躍欲試的興奮。他反複地說：“寶貝，我好好學習，你好好欣賞巴黎！”我自然樂不可支。為了倒時差，我們當然要早到兩三天；公事完了，再讓蓋瑞好好玩幾天，那就是整4周啊！

上次去巴黎，我們隻待了3天，浮光掠影地看了塞納河畔的主要景點，簡直沒有時間和巴黎人接觸。但是，那座城、那條河以及那座城裏的人，卻老是縈繞在心上。自從和蓋瑞在一起，我的生活圈子擴大了，在世界各地遊走與結交，就成了我們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

 

小旅館

在巴黎下了飛機，找到蓋瑞公司巴黎分部為我們訂的小旅館，一位年輕姑娘立即笑容可掬地歡迎我們。她說：“你們找對地方了，我正等著你們哪！”我奇怪她的英語這麽好，連口音都聽不出來。

她說：“我曾經在澳大利亞住了一年，我非常喜歡澳大利亞！”對以澳洲為家的我們，她的話立即使我和蓋瑞覺得如沐春風，我們像老朋友似地聊起來。

她叫安娜。安娜的美是全方位的，她褐色的秀發，褐色的眼睛，甜美的五官，豐滿的胸部；她態度安詳，風度優雅，笑起來溫暖燦爛。我覺得，她仿佛是從盧浮宮的某幅法國名畫上走下來的。

安娜微笑著拿出一張巴黎地圖，先劃出旅館所在的位置，又劃出附近的幾個地鐵站。蓋瑞想買啤酒，問她超市在哪兒；我感到饑腸轆轆，問她附近有沒有餐館。不管你問什麽，她都耐心回答，而她的笑容讓你安心，讓你溫暖。

有一天我下樓時，見是一位打扮入時的中年婦女值班，她說她叫依莎貝拉。聽說我從澳大利亞來，她興奮地說：“我們的蜜月旅行是去澳大利亞。我們喜歡那裏。最後，我們在悉尼機場要離開時，你猜怎麽樣？我們哭了。”我不敢相信她的話，巴黎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嗎？她怎麽會那麽留戀澳洲呢？

“我們真的喜歡澳大利亞。我們結婚25年了，一直忘不了澳大利亞！”

“25年？可你還顯得這麽年輕呢！”我更吃驚了。

她高興地笑著說：“是25年了，我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

“那就將來帶著孩子們一起去澳大利亞！”

她笑著點頭：“是呀，是呀！”

除了安娜和依莎貝拉，晚間則由三位男士輪流當班。他們都很友好，一位年輕的黑人男士一見我們，總是微笑。

蓋瑞誇他英俊，他就笑得更燦爛了：“英俊倒不見得，善良卻是真的。”

這個三星級旅館是包早餐的。但是，安娜第一天忘記告訴我們了。兩天之後，蓋瑞偶然想起來問她，她才笑著說：“哎呀，對不起，我忘記告訴你們了！每天早上，7點到10點供應早餐。”我倆一聲都沒埋怨她，我們早已掉進她笑容的羅網裏了。

有一天是星期天，我們起晚了，9點40才來到餐廳。這時又有一家老小也來了，慌得廚房的黑人姑娘急忙上樓去找值班的安娜。原來，麵包吃完了。安娜讓黑人姑娘快去買麵包，又下來安慰我們。一會兒，黑人姑娘就買了新鮮麵包回來。

每天清晨，蓋瑞和幾個同事吃了豐盛的早餐，就出門上班。他和幾名公程師從世界各地飛來接受培訓，一名法國工程師負責培訓他們，還有別人協助，美國總部又派了一人來督導。

我是獨行俠。早上出門之前，下午雲遊歸來，總會和安娜或依莎貝拉聊上幾句。早上，她們總是問：“你又準備去哪兒？”下午，她們又很有興趣地聽我講述我的觀感。有的法文地名發音我怎麽也記不住，就反複地讓她們教我。我真沒想到，我會遇到她們這樣完全沒有語言障礙，又這麽友好熱情的旅館服務員。上次來法國，有位旅館女服務員臉總是拉得特別長，我至今記憶猶新。

這個小旅館的位置相當好。距最近的地鐵站10分鍾，餐館、超市、麵包房、洗衣店及銀行的自動取款機都在步行幾分鍾的範圍之內。還有一點相當重要，它位於一條背街上，門外是單行線，車很少。巴黎是一個擁擠喧鬧的城市，城圈裏住著二百多萬人。據說，人口密度僅次於東京。上一次，我們從網上找的旅館，比這一間便宜，但是緊鄰大街，清晨五點就車聲隆隆。

我和蓋瑞很快就愛上了這個小旅館。原先我倆商量，如果公司給訂的旅館貴而不好，培訓結束，我們就換一個地方住。但是一住下來，我們倆人都不想再搬了。

 

大街上

巴黎的美，不僅僅是幾個著名景點，大街上處處布滿經典建築，到處洋溢著藝術氛圍。我不僅要把想去的宮殿、博物館都去個遍；還要在塞納河邊，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轉個夠。

真後悔在北京沒向爸爸學幾句法語。旅遊書上都說，跟法國人講話，最好先講幾句法語，再開始講英語。這樣法國人會覺得舒服一點兒，也會對你友好一些。可我連用法語問好都不會，他們會怎樣對待一個一句法語都不會的華人呢？

我曾聽一位澳洲朋友講過，20世紀80年代，他到巴黎的一家餐館吃飯。他看不懂法文菜單，也不會講法語。他要了最簡單的火腿煎蛋，餐館的女服務員明明聽懂了，卻裝做不懂。折騰了半天，他才總算吃上了飯。他的結論是：“巴黎真美，但是法國人真傲！”

我和蓋瑞第一天上街回來，出了地鐵站，走走就猶疑起來。我倆剛拿出地圖，一位法國老太太就湊過來，指點我們。她滿口法語不停地說，還伸手比畫。我們雖然並沒聽明白，還是一邊按她指的方向走，一邊連聲感謝。她這才放心地走了。

有一個周末，我和蓋瑞坐在杜伊勒利花園的石凳上休息。杜伊勒利花園位於盧浮宮與協和廣場之間。那天陽光燦爛，遊人如織。在我的旁邊坐著一位很有風度的女士。她正用奶瓶給嬰兒車裏的嬰兒喂奶。

我不由自主地盯住那可愛的嬰兒，隨口問了一句：“是男孩吧？”

她微笑著用英語回答：“是女孩。”

“那你是祖母了？”

“是呀！你們從哪兒來？”

這時，蓋瑞插進來：“我們從悉尼來。”

“真的嗎？我女兒剛從悉尼出差回來，可惜她隻去了4天，沒有時間多玩。你們在這兒多久？”

知道我們可以在巴黎住4周，她連聲說：“好好玩吧，這座城太美了！”

這時，一位老先生走過來，嬰兒一看見老先生就笑了，這是祖父了。祖母顯然在用法語向丈夫介紹我們。老先生親切地和我們打招呼。

蓋瑞問他們住在哪兒？遠不遠？他們說，就住在郊區。蓋瑞不由地感歎：“你們真幸運啊！”

他們告許我們，女兒工作忙，又有三個孩子，所以嬰兒由他們照顧。聊了一會兒，他們要走了，蓋瑞就說：“我們一起照張像吧！”

他倆欣然同意，老先生伸手摟住我的肩膀。蓋瑞給我們4人照了一張；我又給他們4人照了一張。

嬰兒並不明白我們在談什麽，她一直乖乖地坐在嬰兒車裏。可是正因為她，我們4個不同民族的成年人有了美好短暫的邂逅。

看來，法國的老年人熱情，但大多不會英語，像這對夫婦這樣的人不多。所以，我在請人給我照相或者問路時，盡量找年輕一點的。

有一天，我去參觀先賢祠（Pantheon）。先賢祠是對法國有貢獻的偉人的陵墓。我看到，雨果和左拉在一個墓室，居裏夫婦在一個墓室，心中有種欣慰的感覺。先賢祠就在巴黎大學旁邊，街上滿是三三兩兩夾著書本的男女大學生。我請一位女大學生給我在先賢祠前照張像，她的同伴們在旁邊友好地笑著，還說：“很漂亮，很漂亮！”

我高興了，指著先賢祠旁邊的古教堂說：“再以教堂為背景照一張。”我又環顧一下：“再以你們大學的法學院為背景照一張。”照完了，我一連聲地感謝，她們嘻嘻哈哈地笑著跟我再見。

4周裏，我請生人給我照了100多張照片，他們（她們）全都十分友好。當然，有的人是外國遊客，但起碼一半是法國人。因為我去的一些地方，外國遊客很少。

有一天，我獨自坐火車去距巴黎六十多公裏的楓丹白露宮。拿破侖曾在那裏長住。1814年4月，他在那裏簽署了退位書，又在馬蹄形的大台階上向自己的衛隊告別。我在宮裏細細看了一遍，又來到宮外的花園。

花園裏湖水碧綠，景色旖旎。我想請人給我照張相，就向湖邊的3個女中學生走去。我把相機遞給一位女學生，另一位女學生笑著用英語說：“你等一等。”

然後，她很清晰地用中文說：“你好！”

我很高興，也對她說：“你好！”

她又用英語說：“你再等一等。”

然後，她又蹦出一句中文：“你好嗎？”我高興地誇獎她。

她告訴我：“我去年就開始學中文，但是實在太難，學不下去了。今年我又開始學，我一定要學下去。現在，隻要學好英文和中文，就可以和世界上大多數人溝通了。”

這時，拿著相機準備給我照相的女學生問我：“你從哪裏來？”

我回答：“我住在澳大利亞。”

她立刻說：“你很幸運，那可是個好地方！”

我驚訝她們信息靈通意識前衛，就問：“你們是從巴黎來玩還是住在楓丹白露鎮上？”

她們三人都點頭說：“我們住在鎮上。”

我在湖邊的草坪上散步，久久舍不得離去。住在小鎮上的法國中學生在刻苦地學習中文，且對中國人如此友好。這難道不讓人感動嗎？

 

餐館裏

4周裏，我們去了不少家餐館。無論是大餐館還是小餐館，服務員幾乎都會講英語。有一天，我和蓋瑞去我們地鐵站對麵的一家西餐館，那家餐館生意很好，樓下的桌子幾乎都坐滿了食客。一位年輕的男服務員把我們讓到一張臨窗的小桌邊，對我說：“庫尼齊哇！”

蓋瑞笑著說：“她不是日本人，她是中國人！”

他馬上用很標準的中文說：“你好！”

我也笑著說：“你好！”

那天，我要了意大利海鮮麵，蓋瑞要了牛排，我們又點一份沙拉。那位服務員很熱心地建議：“就要西紅柿沙拉吧！”

我們用餐期間，他跑進跑出服務周到。飯菜味道不錯，價錢也不太貴，我們滿意而歸。

後來，蓋瑞對與他一同培訓的同事們說了，有三位同事就說，哪天要和我們一起去這家餐館。

那晚，我們五人剛走到這家餐館前，我就看見那位男服務員正好站在門口。我笑著說：“喂，我們給你帶生意來啦！”

他立刻張開手臂把我們往裏麵讓。我們酒足飯飽之後，他又請出大廚，跟我們握手。

蓋瑞培訓的第二周，關於這一新儀器的全球推銷會議也在巴黎召開。澳洲的項目經理大衛和蓋瑞商量，應該請美國來的項目總經理查爾斯等同事吃頓飯，聯絡一下感情。大衛問蓋瑞該去哪家餐館。

蓋瑞和我商量，我說：“城裏我們去過的那家名氣大，裝潢好，但飯菜貴，味道一般；還不如我們地鐵站對麵這家，離大家的旅館都近，又物美價廉，可以替你們公司省點錢。”

蓋瑞和大衛欣然接受。那天，我們七人在地鐵站聚齊，浩浩蕩蕩往那家餐館走。到門前看見那位男服務員，我忍不住說：“我們又給你帶生意來啦！”

他的眼睛睜得老大：“幾位？”

“七位！”

他高興地說：“來啊，大家跟我來！”

然後，他像跳法國宮廷舞一樣，誇張地拉著我的手，在前麵引路，上了木樓梯，來到二樓的一張長桌邊。

他一邊把菜譜遞給每一個人，一邊和大家打招呼。一位加拿大來的推銷經理是意大利裔，他就和他講意大利語；大衛是黎巴嫩裔，他就和他咕嚕咕嚕講起阿拉伯語；查爾斯是日裔，兩歲時隨父母移民美國。蓋瑞就指著查爾斯說：“你和他說日語，他是日裔。”他立刻衝著查爾斯“庫尼齊哇”起來。

查爾斯連忙笑著擺手：“我不會說日語！”

大家都好奇地問這位服務員到底會幾國語言。他說：“七國。”

大家又問：“你在哪兒學的呢？”

他答：“我在學院裏進修，我喜歡學語言。”

真沒想到，巴黎一家普通餐館的服務員都會講七國語言。巴黎，你真是一個具有世界意識的城市！

那天，大家吃得十分盡興。飯後，這位男服務員請出大廚，拿了一瓶檸檬酒，挨個給我們斟酒。他說，這是送給我們的餐後酒，讓我們盡情地喝。我們真的把那一瓶甜甜的檸檬酒喝完了。

蓋瑞拿出相機要跟這位男服務員合影。他趕忙拿了一張餐館的名片，在上麵寫上他的名字，遞給蓋瑞說：“你一定要把照片寄給我！”

    培訓結束的那個周末，其他人已經飛回去了，隻剩了我們和美國督導斯蒂夫。法國培訓師阿努本說要車蓋瑞和我下鄉去玩，但三周的培訓實在太累，他去不動了，就說周六一起吃頓晚飯吧。阿努帶著他的女友，另一位法國同事赫曼帶著他的女友來了。

赫曼送給蓋瑞和斯蒂夫一人一瓶法國紅葡萄酒，他倆連聲道謝。

我們剛在餐桌邊坐下，斯蒂夫就微笑著掏出一本小書：“看，這是我今天得到的禮物呢！”

原來，他去一家禮品店買東西。他用英語講了好幾分鍾，人家也搞不清他要買什麽。店主拿出一本英法小字典讓他找，他還真找到那個關鍵的單詞了。

店主一看，高興地笑了：“你要買開信的開信刀啊，我們有，我們有！”

斯蒂夫高興地買了他要的開信刀等小禮品，正要離開，店主卻叫住他說：“帶上這本英法小字典，這是送給你的禮物，以後，學點兒法語吧！”

聽了他的故事，蓋瑞感慨起來：“阿努，赫曼，我不知道你們法國人怎麽想。但是，我覺得法國人真的變了。記得我80年代來巴黎，不管是在街上或餐館、商店，遇到的法國人都很冷淡。”

斯蒂夫也說：“沒錯，80年代，我也來過巴黎，那時覺得巴黎人很傲慢。現在，他們非常熱情友好。我真沒想到，店主會送給我這本小字典！”

阿努點頭，他說：“法國人，特別是巴黎人有機會和世界各地來的遊客接觸，眼界開闊了，想法和態度都在改變。”

    阿努說得太對了。巴黎遊客數量之大，不僅維持了巴黎的繁榮，也在改變著巴黎人的性格。遊客帶來的大量就業機會幾乎養起了半個城的人口，遊客增加的政府稅收使法國政府有能力實施定期維護粉刷巴黎所有臨街建築物的龐大計劃。

寫到這裏，我就不能不想起北京的城牆、城樓和牌樓。假如從20世紀50年代，我們不拆毀它們，又陸續把保護維修四合院的工程做好，我們今天不也可以把北京城的曆史完整地展示給世人了嗎？

現在，真是後悔莫及，誰叫那時我們一心革命呢！這使我不能不從心底對法蘭西民族肅然起敬。人家命也革了，法國大革命影響多麽深遠！不就燒光了一座巴士底獄嗎？巴黎及至全國的文物卻保護得這麽好！

 

收費廁所

    任何地方都不是完美的。在巴黎，我們也有一次不快的經曆。那個周六，我和蓋瑞在城裏遊逛。在經過盧浮宮時，他說：“我們走地下通道，我記得那兒有廁所。”

巴黎哪兒都好，可街上廁所太少，而且要收費，女廁所往往要排隊。

到了廁所外麵，蓋瑞說：“你付錢，我先進去了。”說著，他往男廁所走去。

我指指蓋瑞，對收費的黑人男子說：“兩個人。”我給他兩歐元硬幣。牌子上寫著一人40分，他卻找給我80分。我懶得和他計較，硬幣多了怪討厭的，不如趕緊去排隊，免得讓蓋瑞久等。

等我上完廁所，出來洗手時，一位穿製服的白人女子指著手裏的硬幣用英語對我說：“錢，錢！”

我本能地回答：“我付了！”

這時，那位黑人男子竟站在女廁所門口，當著排隊的女士們大聲用英語說：“你沒付！”

我直直地向他走去：“我付了你兩歐元！”

蓋瑞一下衝過來，推了那個黑人一把，氣哼哼地說：“你別跟我來這套！”

那個黑人嚇傻了。他沒想到我們會反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拉著蓋瑞就走。我想，大概我沒讓那個黑人找夠零錢，他就以為我連歐元硬幣都分不清，又不會說法語，一定是剛到的遊客，正好詐一詐。

蓋瑞仍然餘怒未消：“巴黎市政府太小氣了，賺了遊客那麽多錢，應該多建些免費廁所，去了世界上那麽多國家，隻有這裏上廁所要錢！”

蓋瑞是英裔白人，我不願他因這件小事對黑人留下不好印象。當今世界，黑人及有色人種仍是弱勢群體。我們旅館的黑人雇員不是都在辛勤地工作嗎？像剛才這個黑人這樣想投機取巧，恃強淩弱，來詐點小錢的人，應該是很少的吧？蓋瑞把怨氣發泄在巴黎市政府身上，我想是罪有應得。

這時，我們正好看見前方有一家麥當勞。蓋瑞就說：“走，咱倆到麥當勞去好好地喝些咖啡飲料，再去上它的免費廁所！”

我倆要了飲料咖啡，舒舒服服坐下。巴黎的麥當勞就像其他餐館一樣，店堂不大座位不多。這時，一對年輕人端著盤子伸著脖子在找座位。蓋瑞熱心地向他們招手，他們就過來坐到了我們的對麵。

小夥子買了冰激淩，姑娘買了冰牛奶。姑娘起身離去，小夥子一直靜靜地坐著。他英俊端莊，風度優雅。好半天，姑娘拿著一根吸管來了。她雖也身材苗條，但相貌平平。小夥子讓她先嚐一口自己的冰激淩，然後才開始吃。

我忍不住笑了：“他是個好男孩。他一直等著你，直到你先嚐了冰激淩，他才吃。”

姑娘也笑了：“他是。”

小夥子問我們從哪兒來？又問我們是怎麽認識的？他的英語很流利。

聽說我們從悉尼來，而且是報上登廣告認識的，小夥子驚訝地揚起眉毛，又微笑著一指姑娘：“她從西伯利亞來！”

雖然我們在巴黎街上看到黑人新娘白人新郎依偎著拍照，也碰到黑人妻子白人丈夫抱著巧克力膚色的孩子談笑走來。但我們還是很驚訝：“西伯利亞？那你們怎麽認識的？”

小夥子講道：“我是工程師，我去莫斯科出差，我倆在那兒認識了，產生了感情。後來，我特意跟她去了西伯利亞，看望她的父母家人。今年上半年她來到巴黎，我們才結婚五個月。”

姑娘說，她正在學校學法文。

聽說姑娘是俄羅斯人，我像找到知音：“你知道嗎？20世紀50年代中蘇關係很好，我從小看了很多俄羅斯文學作品。”

她卻睜大眼睛問：“什麽？文學？”

顯然，姑娘的英語不太好。小夥子就用法語給她解釋，又提到托爾斯泰。姑娘才懂了。

我又說：“我們從小就唱俄羅斯民歌，看蘇聯的芭蕾舞……”

姑娘又問：“什麽？芭蕾？”急得蓋瑞伸出兩臂學著跳芭蕾的樣子。還是小夥子用法語解釋一番，我又提到“天鵝湖”，姑娘才懂了。

我不由好奇地問：“那你們之間通常講什麽語言呢？”

他倆都笑了：“我們什麽語言都講，直到互相理解……”

姑娘承認：“剛開始，非常困難，現在好多了。”

我們四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無拘無束地聊著。小夥子說：“你倆沒有這個問題，你們認識前早都有了澳籍。我們現在很麻煩，我把她申請來，我們要填很多表，要提供照片等等證據，非常麻煩。三年之後，她才可以有永久居留身份。”

蓋瑞安慰他：“澳洲也這樣，要兩年。原來澳洲很鬆，但有些人利用這個做假，所以才嚴起來。你們會順利的。”

他倆和我們告別。隔著桌子，我們四人熱烈地握手。我和蓋瑞一再真誠地祝願他們幸福美滿！看著兩個年輕人的背影，我不禁想，假如地球上的所有角落都像巴黎城這樣充滿各民族祥和共融的氣氛該多好！

 

 

巴黎華人

未到巴黎之前，我就想，要是他們公司給訂的旅館附近有中餐館就好了。我們結婚數年，在家基本吃中餐。悉尼的中國食品菜蔬之豐富令人咋舌，蓋瑞雖是英裔白人，又在澳洲生活幾十年，但他的胃已幾乎中國化了！我的中國胃之頑固自不待說。

那天在戴高樂機場下了飛機，到達旅館，已是傍晚時分。我倆饑不擇食，在旅館對麵的一家意大利餐館簡單吃了一餐，發現貴而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們出了旅館，剛一轉彎，沒走幾步我就看見了一家中餐館的招牌。走近一看，一位華人青年男子正在門口。他看見我，就用普通話說：“11點開門。”

我對蓋瑞說：“今晚，咱倆就來試一下！”

那天傍晚竟下起雨來。看著窗外密集的雨點，我問蓋瑞：“是去對麵的意大利餐館還是冒雨去中餐館？”

“當然是中餐館！”他毫不猶豫。

我們沿著牆根，一溜兒小跑到了那家中餐館。店堂寬敞明亮，門口的玻璃櫃台裏，玲琅滿目擺著許多菜肴。蓋瑞喜歡的糖醋肉、檸檬雞、炒西蘭花以及炒飯、炒麵、炸春卷應有盡有。我倆點了葷菜素菜和炒飯。最妙的是，這裏還有蓋瑞喜歡的青島啤酒。

我付了錢，竟然隻有意大利餐館的一半。老板娘把飯菜一樣樣在微波爐裏熱好，又給我們端上來。我倆吃著豐盛的飯菜，大喜過望。以後的幾天，我倆不斷光顧這家中餐館。其實在我們的旅館周圍，也有其他兩三家中餐館，但是不如這家店麵寬敞。

蓋瑞少不了向同事們吹噓，說我們在附近發現了一家價廉物美的中餐館。有天傍晚，蓋瑞回到旅館，高興地說：“今天，他們都要和我們一起去中餐館！”

我們七八個人擁進餐館，他們好奇地打量玻璃櫃裏的各種菜肴，老板娘高興得樂不可支。大家這會兒才發現，我這個翻譯太重要了。老板娘和另一位女服務員都隻講中文與法文。蓋瑞和他的同事們，包括督導的夫人卻隻會講英語。我就依次讓他們每個人選喜歡的飯菜，又一一翻譯給老板娘聽。

南非來的傑克還說：“這麽好的菜，我得來瓶法國紅葡萄酒！”

大家吃著喝著，不住地稱讚。督導夫人說：“這不是一般的便宜，簡直是太便宜了！”

老板娘麵帶微笑地給我們送來餐後酒，她說：“這是送給你們的！”大家自然更高興了。

漸漸地，我們和老板娘熟絡起來。有時候，客人不多，她就索性站在我們桌前，和我們聊一會兒。她還把看完的中文《歐洲時報》借給我看。

她和丈夫都是浙江人，已經來法國十幾年了。六年前，他們買下這間中餐館。原來的老板經營得不太成功，生意清淡。他們接手後，首先對餐館進行全麵裝修，使店堂顯得幹淨明亮；然後又在菜式和服務上下工夫。丈夫帶著幫手負責廚房；她和其他女服務員則站櫃台及上菜。中午進來坐下吃的客人多，晚上則以外賣為主。幾年下來，生意已相當穩定。

    有一個星期天傍晚，我和蓋瑞又來這家中餐館。三位打扮入時的華人女士坐在我們旁邊的桌上，嗑瓜子聊天。

蓋瑞說：“她們肯定是成功的生意人。你看她們的衣服，她們腳上的高跟鞋，都質量上乘，價格不菲！”我把蓋瑞的話翻給老板娘和幾位女士聽。

老板娘笑盈盈地指著那幾位女士：“她做時裝；她做餐館，她做進出口。我們浙江人很會做生意，人嘛，又長得漂亮，對不對？”

當然，也不是所有法國華人都像她們這麽成功這麽如意。這家中餐館裏的一位女服務員老是板著臉，我們去了那麽多次，從沒見她笑一笑。有個周末，我們看見一個10歲左右的華裔女孩在一個小桌上做功課；有時候，女服務員又跑過去跟她講一兩句話。

後來，老板娘告訴我們，這位女服務員和丈夫離婚了，孩子剛從中國接來不久。她一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顧孩子，比較困難。我不好深問，心想：這就是她老板著臉的原因了。

蓋瑞卻評論道：“沒準是因為她老板著臉，丈夫才和她離婚的！”男人和女人的思維方式就是不同。

有一天晚上，蓋瑞公司的法國分部頭頭宴請來培訓的工程師們，我也在被邀之列。晚宴是在塞納河的一條豪華遊船上，我們可以好好欣賞燈火璀璨的巴黎了，大家都很興奮。

法國男士真有禮貌，堅持讓唯一的女士——我坐在窗邊的最佳位置。開始點菜了，一名高高大大穿著漂亮製服的亞裔男服務員拿著紙筆走到我麵前，又是女士優先！可我盡顧欣賞夜景了，還沒顧上問蓋瑞的法國同事，法文菜單上到底寫的是什麽。

看出我尷尬猶豫的樣子，蓋瑞說：“他好象是華人，你問他會不會講普通話？”

我用英語問：“你是華人嗎？”

男服務員用英語答：“是！”

我碰見過不少隻會講英語的海外華人。所以，我仍用英語問，“會講普通話嗎？”

他立刻用很標準的普通話說：“會！”

這下我可高興了，立時把供挑選的三道開胃菜、三道主菜和三種甜點搞得一清二楚，而且翻譯給蓋瑞聽。我倆迅速點好了菜，蓋瑞又興高采烈地向他那些說英語的同事們解釋菜單的內容。

我感歎：“我真沒想到他是華人。”

蓋瑞笑了：“寶貝兒，華人到處都是。你以後，看見亞裔麵孔就不妨問問他是不是華人？”

酒足飯飽之後，我向船上的衛生間走去。女衛生間外麵有兩位女士在等待，女孩子說著軟軟的普通話。

我忍不住問：“你們是從台灣來的吧？”

女孩子驚訝地睜大眼睛：“你怎麽知道？”

“我聽你說的普通話就知道了！”

原來她們是母女，兩人都長得相當清秀，母親依然年輕美麗。知道我是北京人，現在住在澳洲，母親說：“我們在南京住過四年，現在住在荷蘭。”

“你們是從荷蘭飛來巴黎還是坐火車來？”

“我們坐火車來，才兩個小時。”

“兩小時，這麽方便，那麽你們可以常來常往呀！”

母女倆都高興地笑著說：“是呀！”

我告訴她們澳洲也很好玩，很美。女孩子的眼睛裏流露出興奮的光芒。她和媽媽一樣高，我以為她是大學生。她說，她還在讀中學呢！我又落伍了，現在的華人女孩大都長得很高了。

回到座位，我告訴蓋瑞：“你說的真對，華人到處都是。剛才，我去衛生間，碰見一對台灣母女。”

我們下船時，在大廳裏，又碰見了那對母女。我趕緊把蓋瑞介紹給她們：“這是我丈夫。”那位台灣母親笑著拉過身邊一位男士說：“這是我丈夫。”

蓋瑞建議：“我給你們照張相吧！”

那位丈夫趕緊閃開了，並笑著用英語說：“僅僅女士！”蓋瑞給我們三位女士照了相。照完了，他又把相機給我，讓我給他和兩位台灣女士也照一張。

    在巴黎的四周，我確實碰到不少華人，有大陸來的，台灣來的，有散客，也有旅遊團，當然還有定居當地的華人。令人高興的是，法國的各大博物館，例如盧浮宮、凡爾塞宮及盧瓦爾河穀的三座著名古堡都有中文說明書及出版物。這顯示著大批中國人真的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了。

有一天，我和蓋瑞去參觀卡那維萊特巴黎曆史博物館，那裏隻有英文和法文的說明書，我倆一人拿了一份英文的。

蓋瑞故意與工作人員開玩笑：“有中文的說明書嗎？”

服務台後麵的中年婦女搖搖頭。我倆笑著離開了。這時，就聽她在用英語叫我們：“回來！回來！”

我們走回來，她的臉笑成一朵花：“今年沒有，明年也許就有了！”

我和蓋瑞都笑起來。這句話太好了，太有預言性了！走出國門的中國人會越來越多，明年肯定會比今年多。

古老的中華民族閉關鎖國太久了。和平勤勞的中華民族打開國門之日，走出國門之日，就是昌盛之始，就是持續繁榮之始。

 

選自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書《人約黃昏》

 

照片說明：2006年10月，辛夷楣（左）與法國老夫婦及嬰兒在巴黎杜伊勒裏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