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約黃昏》之六：運動、下鄉與回歸

《人約黃昏》之六：運動、下鄉與回歸

辛夷楣

 

女十二中

1966年，在我高三畢業那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家中的親戚朋友熟人幾乎無一漏網，全被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黑幫份子”甚至“聯合國特務”等嚇人的大帽子。北京人藝那些我們熟悉的名演員毫無例外地進入了“黑幫隊”。我們今天聽說這個熟人跳樓自殺了，明天又聽說那個熟人被打死了。在那段時間，我的兩位堂姑先後瘋掉了。

我們的中學——女十二中（現在的一六六中），解新中國成立前叫貝滿女中，建於1864年，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是北京的名校。而位於北京東城燈市口同福夾道的高中部來曆非淺。同福夾道原為佟府夾道。佟府是清初順治、康熙皇帝的內親佟國綱、佟國維的府邸，順治之妃、康熙之母佟妃曾長期居住於此。

1959年，我先在初中部上學；1961年上初三時進入同福夾道高中部，直到1968年底才離校。這座佟府有著幾進大四合院與一些偏院，相當有氣勢。而這些房間開間非常大，有的隔成兩間或三間教室，那些耳房則是老師們的教研室，有一個小偏院是圖書館與閱覽室。校園內一些百年大樹枝葉繁茂綠蔭鋪地，更增添了曆史感。

我想，這座佟府大院幾百年來是經曆了不少跌宕沉浮，但它一定被“文革”的一幕幕攪得心神顫亂。如果它會說話，它一定會說自1864年以來，你們這幾屆在這裏搞“文革”的學生最沒良心，你們給老師們造成的創痛太深了。我覺得作為一名學生，我們怎麽道歉都不為過，都不能挽回當年對老師們造成的傷害。

1959年，我進入女十二中上初一時，還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小姑娘。我碰到多少學養高深道德高尚的好老師啊，他們的諄諄教誨、眷眷之心、殷殷鼓勵，甚至他們的氣質、風度都深深地滋潤了我，影響了我。我和姐姐先後在女十二中從初一讀到高三，我們經常懷著敬意談論我們喜歡的老師。

但是，女十二中又是我們的傷心之地。那時，自上而下鋪天蓋地的階級路線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我們不斷地檢討爸爸的“右派”問題。當了六年班主席的姐姐直到高三才入了團；而我則一直未能越過這個“標誌杆”。我一生中思想最苦悶情緒最低落的十年是在女十二中，並因為苦悶而生病。我在1964年休學一年，1965年再上高三，1966年高三將要畢業時，卻趕上了這個“史無前例”的浩劫。愛恨交加，複雜糾結，這一段生活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運動初期，我像其他同學一樣，整日整夜地在學校寫大字報，揭露學校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一心一意要保衛毛主席。那時，盛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抓住一點小事就上綱上線。記得我和幾個同學決定給班主任老師李爽麟寫一張大字報，班上的紅衛兵已經寫了，主題是“揭開李爽麟的畫皮”。 我們幾個大多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我還是“右派”之女。如果不跟上紅衛兵的調子，就有維護資產階級教育路線之嫌。大字報由我執筆，我寫了幾稿，其他人都說不夠尖銳。平時，李爽麟老師對學生很好，為人又很謹慎，要想給她挑錯是很難的。我們於是費盡心機給她羅織罪名。

大字報終於貼出去了，我心裏卻在嘀咕：這樣上綱上線生拉硬扯地羅織罪名對不對呢？後來，我越想越良心不安，覺得文中不實之詞頗多。在那樣的時刻給老師無限上綱，不是把她往火坑裏推嗎？這想法困擾著我，以致在路上遠遠看見她，我就趕緊躲開。但是直到運動後期離開學校前，我都沒有勇氣去向李爽林老師道歉。現在想起來，我應該道歉的何止是一位李爽麟老師呢！作為學生，我們以老師為敵，給他們製造了一種多麽恐怖的環境啊！

    運動的矛頭很快就指向我們——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了。按照“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邏輯，出身不好的人都是混蛋，都是狗崽子。作為“右派”子女，我當然被劃歸狗崽子之列。我們班上的一位同學，第一天被父母單位的紅衛兵抄了家，第二天，她就在校門口的大影壁上貼大字報宣布，自己從此改名“x狗崽”了。學校裏的紅衛兵看到這張大字報，得意非凡，成群結隊跑到我們班的教室，來看這個“x狗崽”，還大聲地喊：“x狗崽滾出來，x狗崽滾出來！”那時，正興改名，好多人改叫“李向東”、“張衛國”之類，以示自己革命。“x狗崽”事件象一顆炸彈，使學校裏的氣氛更加緊張了。

 “x狗崽”事件對我刺激很大，我被激怒了。我父親有問題，但是我沒有問題，我是人，我才不是狗崽子呢！我不能坐視人家欺淩，我要反抗！我和幾個同學組織了戰鬥隊，開始寫文章批判血統論。我們的這個戰鬥隊很快就與其他年級觀點相似的戰鬥隊結合在一起。

麵對這紛亂的世界，我暗暗下了決心：我一定要學會保護自己，學會反抗。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有機會上大學了。我也永遠不能像爸爸媽媽那麽有學問了。但是，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我要爭取像媽媽那樣善於保護自己，我要避免像爸爸那樣被人無辜迫害。

媽媽可真是了不起，那麽風雲詭譎毫無章法的運動，那麽多人陸陸續續被打倒，加之她又身在文藝單位，真是險之又險啊！雖然有人給媽媽貼了大字報，但最後什麽罪名也沒扣上。在“文革”中，媽媽始終保持了正常人的身份。這是媽媽難能可貴的勝利，也是我們四個孩子和奶奶的福祉。爸爸已經久陷勞改農場，如果媽媽再出事，我們一家可就慘了。

1968年夏天，在“文革”的驚嚇中，奶奶患癌症去世。那是我第一次失去親人，也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著一個生命漸漸衰弱下來。奶奶臥床之後，每天中午，就由我扶著她在小院裏走幾圈。她總是說：“不想走了，走不動了。”我總是說：“奶，再走一圈吧。”她死去的那天下午，曾經有氣無力地問我：“我一點東西都吃不下，怎麽辦啊？”我說：“奶，別擔心，你會好的！”我不懂，奶奶已經病入膏肓了。那天傍晚她就斷氣了，媽媽和我們幾個孩子悲痛欲絕。悲傷滲在我心中久久不去，我不敢相信，奶奶就這樣永遠地離我們遠去。

 

永興三大隊

“文革”還在風風火火地進行，1968年毛主席指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年年底，我和大弟準備一起去山西插隊。我們的學校甚至北京都亂得讓人無可留戀，作為“右派”子女，參軍與留城，我們沒份，隻能下鄉。

我們要走，總得準備被褥、衣服、臉盆等等行李，媽媽還想給我們帶一點錢在身上。但是，家中哪有錢呢？媽媽就決定把奶奶陪嫁的那個古董座鍾賣掉。奶奶雖然在數月前離世，但那個老座鍾一直在走。小弟到今天還記得隻賣了幾十元錢，這當然不夠，媽媽又翻箱倒櫃找出一些東西變賣，我與大弟才得以啟程。

我們去的地方是山西省原平縣王家莊公社永興三大隊。原平是晉中大縣，距省城太原僅兩小時車程。僅原午，曾經有氣無力地問我：我一點東西都吃不下，怎麽辦啊？我馬上那裏的貧困與落後使我吃驚。房子是土坯房，村裏沒有電燈，沒有電磨，晚上點的是油燈，吃水從井裏打。水利設施很少，基本上是靠天吃飯，大家的勞動工具仍是土鍁和鋤頭。原先住在京城，說讓我們來改變農村落後麵貌，我們還信心十足躊躇滿誌。現在親眼看到廣大農民的赤貧落後了，我們心中不由升起一股無奈。

老鄉和我們掙的工分從來分不到錢，吃的是玉米、小米、高粱等等雜糧，油極少，白麵和肉隻有過年過節才可以吃到。老鄉們靠賣雞蛋換鹽、換燈油。他們家裏除了土炕、鍋灶、小炕桌，就幾乎沒有什麽家具了，有桌椅板凳櫃子的就算家境好的了。

我們大隊有40多個知識青年，大家吃食堂，輪流做飯，每天早晚是玉米麵窩頭和小米粥，中午是小米飯。食堂的素油很快就吃完了，整個夏天我們就隻好吃白水煮西葫蘆、白水煮韭菜就小米飯。鹹菜也很稀罕，因為吃的鹽分不夠，女生的頭發從腦後開始變白。而長期吃不到油水，總感到饑餓，胃裏那種空蕩撓心的感覺真是難受。

有一天清晨，一名男知青在外麵扯著嗓子叫我們，問我們有沒有醬油膏（我不知現在市場上還有沒有醬油膏，那年頭它可真是寶貝）和花椒大料。原來，他和幾個老鄉一起出早工，看見一隻奄奄一息的狼躺在村外小河邊。年輕的老鄉起哄說：“狼肉可好吃了。你打死它，背回去給你們京娃娃（這是老鄉對我們這幫北京知青的稱呼）吃哇。”那位男生也不害怕，上去一鐵鍁拍死了狼，一把抓起來，就真把它背回了食堂。

我們一聽有狼肉吃，都興奮起來，趕緊翻箱倒櫃把所有佐料都找出來給了他。那天，他和另一位男生扒狼皮、切狼肉，又把狼肉和所有的佐料放在大鍋裏燉。他倆輪流拉風箱，幾個小時沒停手，累得汗流浹背。

幹活時，老鄉告訴我們，這隻狼夜間去村裏偷襲羊圈，被看羊的打傷後就逃跑了。它準是先失血過多，又在村前小河喝了水，一下子就癱了跑不動了，成了我們的美餐。他們嬉笑著說：“你們這幫京娃娃沒有家，又不懂粗糧細做，真是餓慘了，甚（什麽）也吃！”

我們晚上收工回來，老遠就聞見了肉香，走進食堂，人人都分到一大碗狼肉，有的女生不敢吃。我一嚐噴香，一點怪味沒有，隻是比牛肉稍微老一些而已。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高高興興地把一大碗狼肉吃得精光。吃完狼肉，渾身發熱，有一種精神抖擻的感覺。以後的好幾天，我幹活都覺得渾身是勁。可惜，那以後再也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

有一年夏天，我大弟被派到水庫工地幹活。那裏天天吃高粱麵，又缺油少菜，大弟痔瘡犯了。這時，我聽說村裏有人殺豬，就拿僅有的幾塊錢去買了一塊豬腿肉。我抹了好多鹽，把肉醃了幾天，又用紙包好掛起來晾幹。我知道，夏天不是醃肉的季節，但也隻好試一試了。

過了幾天，正好有知青要去水庫工地。我準備把肉切成片，蒸熟了，再裝在玻璃瓶裏給大弟帶去。沒想到一刀切下去，肉裏鑽出許多白蛆。我一向不怕蟲子之類，可看見這麽多蠕動的白蛆，也嚇了一跳。但是這塊豬腿肉太珍貴了，絕對不能扔。我立馬橫下一條心，三下五除二把肉切成片，又把蛆一個一個挑出來，包在報紙裏迅速扔進火塘。我反複把肉洗淨，然後再放進食堂的大籠屜裏蒸。大弟收到這瓶油汪汪的鹹肉，喜出望外。我自然不敢告訴他長蛆的事，我想，反正洗幹淨蒸熟了，應該沒有問題了，幸好他吃了並沒生病。

村裏的物質生活雖極為貧乏，但精神生活卻是非常豐富的。這裏天高皇帝遠，“文革”的每一個步驟到了這裏就雷聲大雨點小了，有時甚至連雷聲都聽不到。我們這幫北京知青差不多都帶了些千方百計藏匿下來的世界文學名著，大家的一大樂趣就是交換彼此的珍藏。什麽《白癡》啊，《簡·愛》啊，《加爾曼·高龍巴》啊，全有。晚上下了工，我們知青的排房裏樂聲陣陣，那是我們在唱《三套車》和《古諾小夜曲》呢！我有一套《外國名歌200首》和續篇，開本很小，我帶到鄉下，成了同村知青珍愛的瑰寶。

能從“文革”的硝煙中逃跑，躲到這樣荒僻的去處，盡情地捧讀久違了的外國文學名著，盡情地吟詠唐詩宋詞，盡情地高唱外國民歌，而不用擔心有人來批判你，這真是那荒謬年代難得的享受。心情好時，我不但在油燈下寫日記，還開始寫詩。這種回歸中西傳統文化的氛圍也越來越讓我們疏離了京城裏的最高司令部，越來越不把那裏的權威們當一回事。

我們的村子離縣城20公裏，每天有一趟公共汽車進城。我們整天幹活，自然也想進城玩玩，但是大家囊中羞澀，舍不得買車票。我們發現，每天幾乎都有軍車從山裏出來，經過我們的村子，去縣城、鄰縣或者太原。我們決定試著搭軍車出去。

有天早上，我和大弟等幾個知青事先向隊裏請了假，在大道旁等軍車。我們讓男生們躲在院牆後麵，看見軍車遠遠開來，我們幾位女將就忽然打橫在大路上站成了一排，軍車隻好刹車停下。我們問：“你們去哪兒？”駕駛室裏的兩位解放軍說：“去忻縣。”我們就說：“我們也去忻縣，帶上我們吧！”不等他倆點頭，我們向牆後麵的男生一喊，七八個人呼啦一下就爬上了卡車。兩位解放軍死說活說，我們就是不肯下來。他們怕誤了事，隻得開車走了。

坐在卡車上，小風一吹，我們心裏美得不行。為什麽要讓男生躲著女生截車呢？因為那時知青們名聲不大好，確有偷雞摸狗甚至搶錢的。如果是男生們截車，軍車是不敢停的。一個小時後，忻縣到了，我們高高興興下了車，圍著駕駛室問：“你們下午幾點回去？”兩位解放軍真實誠：“4點。”我們一連聲地說：“我們還跟你們一起回去。你們可要等我們呀！”

沒走幾步，一位女生擔心地說：“要是他們不等咱們怎麽辦？”我靈機一動，返身跑回卡車，噌地一下，把一個裝著塑料雨衣的網絲兜扔進駕駛室。兩位解放軍還沒反應過來，我一邊喊：“下午見！”一邊跑遠了。解放軍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為了這件雨衣，他們一定會等我們的。同伴們都放心了，說我急中生智，想出了好主意。

後來，我們隔一段時間就攔軍車出去一趟。我和一位女生還攔軍隊的卡車去太原玩了兩天。我倆在太原的名勝晉祠照了相，晚上在太原火車站坐了一夜，第二天又順利地搭軍車回村。

有一次，住同屋的一個女生幸運地被選調到縣裏的一個鎮上當廣播員去了。一天她來信說，一人悶得不行，讓我去看她。我從原平縣城買了火車票，到她那裏住了一夜。第二天，她說：“讓你花錢坐火車來看我，心裏真別扭。我們這個小站常有貨車停幾分鍾再開，都是經過咱們縣城的。走，我送你走！”

我倆在小站上等了一會兒，一列貨車果然開過來了，但是它沒有停下來，隻是放慢了速度。一節、兩節，貨車慢慢地在我們身前開過。我倆互相看了一眼，有點傻眼了。這時，最後一節列車長的車廂開過來了。我突然伸手抓住鐵欄杆，縱身一躍，就牢牢地站在車廂的最下一層台階上了。列車長板著臉用山西話問：“你克（去）哪兒？”“克原平！”就在我倆對話的時候，火車加速了，我是下不去了。他隻好說：“上來吧！”我高興地向我的同伴揮手，她向我豎起大拇指。

    落後與貧窮絕對是一對孿生姐妹。村裏普遍實行包辦婚姻，姐姐訂婚得到的彩禮正好作為弟弟娶媳婦的聘禮。我們小隊有一對姐妹叫改燈和換燈，這名字起得好，後來果然就改了換了，一連生了兩個弟弟。他們的父親四處托人給改燈找婆家。改燈不好意思說，換燈卻羨慕不至地告訴我們：“她婆家不但答應了俺爹提出的禮金數目，還答應給俺姐五套新衣服，新毛衣、新棉襖，新絨褲，還有的確良襯衫呢！俺姐真是好福氣啊！”

新郎是外村的，兩個新人結婚前見過一麵。這哪是結婚，這不是做買賣嗎？這樣的包辦婚姻太沒人性了。可再一想，我又很理解換燈的想法了。村裏的姑娘們冬天一身黑布棉襖棉褲，脫了冬衣，夏天隻有一件襯衫，白天穿了，晚上天黑時洗了，第二天早上再穿。我們晚上去串門，她們隻穿著兜肚，不好意思出來見我們。結婚要的這幾身新衣服也許就是她們這一輩子最寶貴的財產了。至於那男人怎麽樣，兩人合不合得來，婆婆厲害不厲害，對她們來說，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我們生產小隊有個小腳老太太李嵐嵐，大概五十七八歲了，還是整天出工。我們問她：“您這麽大歲數了，不如像別的老太太一樣，在家幹點家務算了，天天跟我們出工多辛苦啊！”她痛痛快快地告訴我們，她的三個女兒都結婚嫁人了，家裏隻有一個老伴是瘋子，隻能靠她掙工分分糧食，家裏家外的活都要靠她一人來做。

她的日子這麽艱難，可我從沒見她愁眉苦臉過。她整天和大夥說說笑笑，還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落的。夏初時節，她告訴我們，她家的杏子、李子熟了，可甜了。我們說好傍晚下了工，到她家去買水果。我和大弟及幾個知青剛一進她的院門，她的瘋老伴就拿了一根棍子遠遠地衝著我們揮舞起來。我們正嚇得要跑，李嵐嵐出了屋子，幾句話就讓瘋老頭安靜下來，把他推進了屋裏。

李嵐嵐把我們引到後院的果樹前，摘下杏子、李子讓我們嚐，果然又甜又軟。她要的價不比別家貴，我們高高興興地買了幾大書包回來。過了幾天，我們又去買，但是錢已經不多了。她爽快地說：“用全國糧票換也行！”我們興奮不已，那一陣兒三天兩頭去她家換水果。去的次數多了，我們也不怕她的瘋老伴了，趴窗往她屋裏一看，沒想到竟收拾得井井有條幹幹淨淨，連炕上的被子都摞得整整齊齊。這個老太太可真了不起！這麽辛苦的日子她卻過得這麽有滋有味。

我可就脆弱多了，特別是到了第三年出身好些的知青都選送上了大學，或者在縣城裏分配了工作，我就覺得實在忍受不下去了。1972年，大弟把每個家庭可以有一個知青回北京的名額讓給我，自己卻仍留在苦不堪言的村裏，等著在當地進工廠當工人。我這才得以脫離苦海，回到北京，進入一家大工廠當工人。自大弟出生以來的二十多年，我們倆一直在一起，沒有分開過。此後，我們卻隻有短期的重聚卻沒有機會再如手足般相守了。

山西的四年，使我飽嚐了物質極度匱乏、饑餓、赤貧、落後及愚昧的滋味。這種滋味恐怕是人類最深沉最基本的痛苦了，我不願再過那樣的生活，也不願看到任何人再處於那樣可悲的境地。回到北京之後，一想起那麽多老鄉仍在過著赤貧的日子，我就心如刀絞。怎麽才能讓我們村裏的大爺大娘姐姐妹妹盡快過上好日子呢？我常常苦苦思索，也暗自慶幸自己出生在城市。中國的城鄉差別真的太大了。感謝鄧小平，中國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迅速，經濟大大增長，我們山西的老鄉終於有機會擺脫貧困愚昧，提高生活水平了。我希望，改燈、換燈和李嵐嵐的境況能漸漸好起來。

 

驅散陰霾

1976年，“四人幫”終於被粉碎了。媽媽爸爸的親戚朋友同學又開始來往了。大家都在四處打聽消息，爭取早日落實各項政策。媽媽和我們也重新燃起希望，盼著能解決父親的問題。此時，1957年的反“右”運動已經過去了20年，將近60歲的父親已被安排到浙江蕭山縣的鄉下勞動，我們姐弟幾個每月寄一點錢貼補他的生活。197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終於下達了關於給“右派”改正的文件。

媽媽多方了解分析情況，層層尋找熟人關係。我這時總算成熟起來，請示了車間的領導，就開始在外四處申訴，充當了打先鋒的腳色。下了夜班，睡一會兒覺，我就到處跑，從東城區委到區教育局，從教育局政策落實辦公室到爸爸原先就職的學校。我跑了無數趟，想盡辦法向他們反映、要求；媽媽又千方百計找關係疏通。這樣雙管齊下，1979年初，教育局終於同意給父親改正。

爸爸曾經就職的學校領導給我找出一張紙，說是當年給爸爸做的結論。上麵幹巴巴地寫了幾句話：崇拜資產階級議會製度；宣揚資產階級自由民主……

我把這張紙一揚，忍不住問他們：“你們就憑這張紙把他整了20年？”

他們幾人麵麵相覷。有一人囁喏道：“不是我們搞的，當時我們不在這裏……”

一個雪夜，媽媽和我出外打聽信息，想把爸爸盡快調回北京，以防政策有變。不幸媽媽竟被無軌電車撞倒，摔成腦震蕩，不能起床。我們當時打聽到的消息是，回來的“右派”太多，北京市政府很快要下文件，不許“右派”回京，提倡就地安置。那時，家裏沒有一分錢存款，我立時把存著準備結婚的兩百多元人民幣拿出來，對小弟說：“你快坐火車去把爸接回來，那邊如果說手續不全，不放人，你立即打電報給我，我再去找教育局。”

小弟到了杭州車站，等著接他的爸爸根本認不出來自己的兒子了。父子分別已經十幾年了才第一次相見，說是恍若隔世也不為過。當地果然不放爸爸走，說是手續不全，其實是他們想要留他在那裏教書。小弟拍了一封長長的電報給我，我趕緊去找東城區教育局補辦了手續寄去。直到1979年3月下旬，小弟才把爸爸從浙江接回北京，媽媽仍病在床上。爸爸到後的第二天，我們就去派出所上戶口。真是萬幸啊，趕在了北京市關於“右派”就地安置的文件生效之前，我們將爸爸接回了北京，否則我們全家就不能團圓！

經曆了21年的磨難，我們頭上的陰霾終於被驅散了。我們一家不必再背著低人一等的黑鍋，時時事事被人看不起了。後來，經過不少周折，在媽媽的老同事幫助下，爸爸得以調入北京廣播學院教授曆史。他的才華終於在花甲之年得到發揮，他的得意門生們至今仍然活躍在中國的電視屏幕上。

20年來，爸爸在大牆後麵受盡屈辱磨難。在他身邊，許多人倒下了，停止了呼吸；他卻堅信“曆史終將證明我無罪”，不但沒有倒下，還煉就了一副好身板。媽媽在大牆外麵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和經濟壓力，把我們四個孩子養育成人。這是兩個多麽堅強的靈魂！

1972年回京之時，我已經二十好幾，是典型的“大女”了。我該上大學時，卻趕上“文化大革命”；該結婚時，卻在上山下鄉。現在，我好不容易回到北京，進了工廠，有了工作。親戚朋友都著急地說：快找對象，快找對象！那時，中國還沒有任何類型的廣告，更別說征婚廣告了。再說，就是有，我也未必敢於問津。媽媽四麵八方為我張羅對象，但親戚介紹的第一個人就嫌我的父親是摘帽“右派”，退避三舍了。

爸爸回來之後，媽媽繼續為我尋找對象。我對婚姻幸福幾乎不再報任何幻想，隻想盡快擺脫這種讓自己和家人都尷尬的處境。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關心已經不是溫暖，而是難以負荷的重負。在當時的中國，人一定要隨大溜兒。別人到年歲都結了婚，你也必須結婚，否則，輿論壓力就很大，煩惱就莫名其妙包圍你。

這時，有人給我介紹一位男士。他脾氣好，有教養，和我也有不少相同的愛好。不過，結婚歸結婚，我決定不要孩子。我的大好時光被“文革”耽誤了，現在我好不容易有了自己喜愛的新聞工作，又在業餘時間攻讀自學考試中文係大學文憑，每周有三個晚上在北師大上輔導課，我不想為撫養孩子分心。更主要的是，我不知道我的婚姻會走向何方。婚姻破裂了，受傷害最大的是孩子。丈夫也不想要孩子，因為他怕做家務事。到澳洲多年之後，有位女友問我，當初沒要孩子後不後悔？我非常堅決地回答：“一點也不，我覺得這是我一生做出的最明智的決定！”

 

地質報

1979年春，就在爸爸回到北京的那個月，我從工廠調到地質部所屬的《地質報》工作。出野外，到地質隊采訪成了我的最愛。別的女同事出差出野外，常常生病，我卻一點事兒也沒有。可不是嗎？從前在鄉下插隊時，沒錢買車票，我們想到哪兒，不得不扒火車攔卡車。在那麽艱苦的情況下，我都沒生病。現在出差，坐火車有臥鋪，去偏遠的地質隊有長途公共汽車甚至吉普車，我怎麽會生病？那幾年，我去了河南、河北、安徽、寧夏、四川好幾個省，見識了中國的名山大川，也體會了地質隊的辛苦。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去川西雅龍江（金沙江的上遊）邊的一個區域地質調查小隊采訪。長途公共汽車從西昌出發不久，就在人跡罕至的雅龍江峽穀裏顛簸開了，直到傍晚我們才到達。地質隊的人看見我，像見了親人一樣，說好幾年沒看見部裏來的人了。小隊長為難地說：“怎麽辦？大家都想來和你談談，叫誰不叫誰呢？”我高興地說：“讓大家都來，誰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我盡量把大家的意見反映上去。”

屋子是土坯蓋的，非常簡陋，燈光昏暗，卻坐得滿滿堂堂，而且氣氛熱烈。他們談到地質隊的工資待遇很低，沒有午餐補貼，出野外遇到小飯館或者老鄉家可以買飯，都掏不起錢。大家中午總是用冷饅頭充饑，很多人都得了胃病。家屬來隊上探親，隊上沒有足夠的房子給家屬住，家屬不能常來，夫妻分居時間太長。他們談得很質樸很實在，沒有一點渲染，一點發泄。這是一群多麽堅強的人啊！我一定要把他們的困難反映上去，爭取上級領導關注解決。

我把他們談的問題歸納整理後，先與在西昌的該區域地質調查大隊領導核實情況，再到成都與省地質局領導核實。回到北京，我又與部裏的有關司局一一核實。然後，我精心構思，寫了一份內參，上報給部領導。我知道，寫內參調查核實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在保證句句落實、經得起推敲之後，還必須把這份內參寫得生動感人，它才容易引起注意。否則，部領導每天文山會海，這份內參很可能就被淹沒了。一句話，我要讓它脫穎而出，揪住部領導的心。

內參僅僅發出幾天之後，報社領導告訴我，地質部部長孫大光召集有關司局領導和我們報社領導及我一起開會。孫大光架子大，部裏的人都怕他，報社領導和我都有點緊張。出乎意料的是，在會上，發言的司局局長們紛紛表示我反映的問題屬實。我想，他們早就想解決這些問題了，我的內參隻不過是把這些問題再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來罷了。

有的司局長還說，這些問題很普遍，不僅是區調隊，其他地質隊也一樣，都應該解決。孫大光立即問財務司司長，可不可以給所有出野外的工作人員發放午餐補貼，並且給地質隊普遍發放保溫飯盒？財務司司長說可以這樣做。孫大光當即拍板說，就這麽定了，立刻起草文件。我心中一陣狂喜。司局長們都鬆了一口氣。我們《地質報》的總編指著我高興地對大家說：“她可是我們報社的女幹將呢！”我沒想到，午餐補貼和保溫飯盒能擴大到所有的地質隊，要知道，全國有幾十萬地質隊員呢！

20世紀80年代，我在《地質報》工作了8年，雖然寫了不少稿件，但是我覺得這份內參才是我做的最有益的一件事。它總算為第一線的地質隊員們說了話，使部領導聽到了他們的聲音，使千千萬萬的地質隊員得到了一點兒實惠。內參反映的問題雖然沒有全部解決，但午餐補貼總算發放下去了。我的上傳下達總算落實到了實處。在《地質報》8年的工作與生活是充實愉快的，我喜歡新聞工作，特別是爸爸的“右派”改正之後，我沒有了思想包袱，心情豁然開朗，整個人恢複了愉快與自信。

1986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搞得紅紅火火。我決定挪挪窩，離開已經幹了8年的《地質報》，換個工作環境。新單位已經找好，但是報社領導說，我們不放你走，我們需要你。這可把我愁壞了。有位阿姨對我說，你不如去澳洲留學，國家有政策，凡自費留學不能扣住不放。那正是留學風興起的時代，我就和丈夫商量，他非常讚成，極力慫恿我先去打前站，然後再接他去。

我希望有機會繼續學好英文，我更想飛出國門看一看，親身感受一下外麵的世界。中國古人就講究“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何況生活在現代的我們？自50年代我懂事以來，中國閉關自守，盲目排外，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隻井底之蛙，對外部世界對其他國家全無了解，真有枉活一世的感覺。

自我上小學以來的30年，我的青年時代幾乎都住在北京城圈裏，處在政治漩渦之中。我們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漩渦之中掙紮沉浮，爸爸媽媽和我們幾乎被淹沒，幾乎被碾成齏粉。值得慶幸的是，這陰霾漫漫的一頁終於被翻過去了，中國總算打開了國門。我很想親眼看看別的國家的普通人到底是怎麽生活的。我沒有想到，我一飛出中國，竟一時半會兒飛不回來，我將失去我在北半球所擁有的許多東西，甚至婚姻。我更沒想到，我會選擇與生長在英國的蓋瑞·坦普相伴餘生。

認識蓋瑞以後，他常常問起我的過去。他怎麽也想象不出爸爸媽媽曾經遭逢了20多年厄運，而我們姐弟的青少年時代也是充滿了掙紮與坎坷。他反複地詢問事情的細節，探究這些政治運動的起因。他總是問我，為什麽會是這樣？為什麽會這麽荒謬？

飛到澳洲，我的生活發生了全新的變化。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普通人的生活，也漸漸接受了一些西方觀念。例如，與中國人的守土重鄉相比，西方人更崇尚冒險闖蕩。蓋瑞16歲就隻身一人來到新大陸的經曆，仍令我驚歎不已。

 

選自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書《人約黃昏》

 

照片說明：

         辛夷楣（左一）在山西插隊時，與其他知青合影

[綠珊瑚]

我熟悉的故事和情景。那個年代走過來的，幾家家都有這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