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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總統川普用了一上午時間，連發了6個帖子宣布勝利之後，伊朗方麵開始全麵的嘴仗還擊，全盤否認川普在社交媒體上的說法。現在，伊朗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埃布拉希姆·阿齊茲直言不諱：“世界是時候遵守霍爾木茲海峽新的海上製度了。這些規則由伊朗決定，而不是由某個人的社交媒體帖子決定！”伊朗人已經正式把霍爾木茲海峽當成自己的收費站了，霍爾木茲海峽的新規定：每艘商船都必須獲得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的授權並支付通行費才能通過。伊朗政權不僅要收霍爾木茲海峽過路費，而且把收費權交給了伊朗革命衛隊。
據該知情人士透露，自巴基斯坦斡旋的停火方案提出之初，伊朗本應允許每日通行一定數量的船隻。然而，由於停火協議在黎巴嫩未能落實，且未能將停火協議擴展至真主黨與以色列之間，伊朗暫停了海峽船隻通行協議。該知情人士表示，伊朗為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通行設定了三項條件。
1. 船隻必須為商用性質，禁止軍用艦艇通行，且船隻及貨物均不得與敵對國有關聯。
2. 船隻必須經由伊朗指定的航線通過。
3. 船舶通行須與負責該航道的伊朗部隊協調進行；正如美國中央司令部在戰爭開始前已確認了革命衛隊對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權。
周五川普宣布黎巴嫩與以色列停火後，伊朗外長阿巴斯·阿拉格齊在X上發帖：“鑒於黎巴嫩停火，霍爾木茲海峽對所有商船的通行在停火剩餘期間內完全開放，航線按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港口與海事組織已公布的協調路線執行。”同時，伊朗也鬆口讓幾艘船過去，本是給巴基斯坦一個麵子，也是測試美國誠意。阿拉格齊是外長，雖然帖中也提及需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路線執行，不過也比較模糊。結果川普不僅把"有限開放"吹成"徹底開放"，還單方麵宣布伊朗答應"永不關閉海峽"、"暫停核計劃"、"移交核粉塵"。可能是想生米煮成熟飯後，逼伊朗承認。
於是伊朗繼續封鎖，又不讓過了。目標應該是讓川普解除對伊朗船的封鎖。印度應該是著急了，尿素化肥都出問題，很想放開，衝太前趕上了，運氣不好。也有點冤，明明伊朗方麵是給了許可讓過，但還就被炮擊了。伊朗用炮擊向全世界證明，誰才是霍爾木茲海峽的主人。
伊朗在這次美伊戰爭中的表現，總的來說是有禮有節，總是先等美以擴大規模後，才對等還擊，贏得了了全世界輿論的支持。與40多年前的兩伊戰爭比，可謂天淵之別。八十年代，伊拉克突然動手打了鄰居伊朗。按理說，伊朗是受害者，世界輿論應該支持伊朗。但伊朗竟然可以做到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天天吵架的死對頭，都跑去給打人的薩達姆撐腰。周邊的阿拉伯兄弟們，也拚命給薩達姆送錢送物。反倒是挨打的伊朗，成了孤家寡人，誰都不待見。
因為霍梅尼上台後，伊朗新政權采取反美、反以色列和輸出“伊斯蘭革命”的激進政策，與阿拉伯鄰國關係緊張。同時，霍梅尼政權奉行“不要東方，不要西方，隻要伊斯蘭”的路線。這使其與倡導無神論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蘇聯產生了根本性矛盾。霍梅尼公開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並將蘇聯視為與“大撒旦”美國並列的“小撒旦”或“穿著紅袍的撒旦”。這種基於宗教神權政治的意識形態，與蘇聯的世俗共產主義水火不容。
蘇聯境內有數千萬穆斯林人口（尤其是中亞各加盟共和國），蘇聯領導人極度擔心伊朗的輸出革命會煽動其境內的穆斯林，威脅蘇聯的內部穩定和領土完整。一份1979年的克格勃報告明確指出，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成功“同樣會削弱親蘇阿富汗政權的地位……如果任其蔓延，這無疑會影響甚至威脅蘇聯的中亞穆斯林共和國”。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霍梅尼政權作為穆斯林國家，強烈譴責這一行動，認為這是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並呼籲抵製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這使兩國關係急劇惡化，伊朗廢除了1921年《蘇俄波斯友好條約》中的部分條款，並驅逐了蘇聯外交官。
霍梅尼除了在向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等海灣君主國輸出革命外，重點是針對鄰國伊拉克。
說起來，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烏裏瑪幫助巴列維王朝的創立者禮薩·汗（老巴列維）建立政權，因為他需要什葉派的加持才有合法性。1925年1月，禮薩·汗專程到納傑夫，拜訪當地重要烏裏瑪，承諾捍衛伊朗憲法的伊斯蘭性質。禮薩·汗的這次訪問標誌著他與什葉派烏裏瑪的關係發展達到了頂峰。1925年12月，在烏裏瑪和其他力量的支持下，議會宣布禮薩·汗為新國王。伊拉克聖城烏裏瑪以支持君主製的表態，直接參與伊朗國家建構，成為巴列維王朝誕生的重要推動力量。而聖城烏裏瑪顯示出的政治能量成為英國殖民當局和伊拉克政府削弱他們影響的重要因素。雖然新生的伊拉克政府允許禮薩·汗訪問什葉派聖城，但伊朗與本國什葉派的聯係成為伊拉克政府警惕的對象。麵對鄰國伊朗，防止跨國宗教聯係侵蝕本國什葉派國家認同成為2003年之前曆任伊拉克政府的重要目標。
不久後，禮薩·汗也開始推行世俗化，慢慢開始與伊拉克同步，令到什葉派勢力同時在兩伊遭到打壓。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伊拉克與伊朗關係緊張，霍梅尼作為反對巴列維國王的代表人物受到伊拉克政府的歡迎，尤其是1968年上台的複興黨把霍梅尼作為向伊朗施加壓力的手段，給與他和追隨者活動的便利。
1975年，在伊朗與伊拉克簽訂《阿爾及爾協議》後，兩國關係大幅度緩和，許多伊朗什葉派穆斯林被允許到伊拉克遊訪聖城，這為霍梅尼和國內追隨者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創造了有利條件。1978年10月，由於伊朗政府的抗議，伊拉克政府改變對霍梅尼的態度，他迫不得已前往法國巴黎。這一驅逐行動成為霍梅尼與伊拉克政府矛盾的重要起源。1979年2月，霍梅尼勝利返回德黑蘭，標誌著什葉派影響兩國關係的曆程進入了新階段。
霍梅尼上台後，伊朗輸出革命的主要渠道是什葉派的宗教聯係，伊拉克什葉派由於其在什葉派世界的重要地位，是伊朗輸出革命的優先目標，而伊拉克什葉派也把伊朗伊斯蘭革命視為改變自身命運的重要契機，積極回應伊朗伊斯蘭政府的革命召喚。
伊朗革命的勝利令到伊拉克什葉派伊斯蘭主義者開始把推翻複興黨政權和建立伊斯蘭國家作為目標。伊朗的阿拉伯語廣播積極鼓動伊拉克什葉派學習伊朗革命，伊朗媒體公開把阿亞圖拉穆罕默德·巴基爾·薩德爾（Muhammad Baqir al-Sadr）稱為“伊拉克的霍梅尼”。1979年7月，薩達姆就任總統後堅決鎮壓什葉派的遊行示威活動，達瓦黨（Dawa Party）等什葉派伊斯蘭組織以暗殺政府高官等暴力方式進行回應。1980年4月，薩德爾被秘密處決，伊拉克什葉派伊斯蘭運動遭受沉重打擊。
由於伊拉克什葉派人口占60%以上，因此薩達姆政權認為伊朗的輸出革命威脅到他政權是存亡。而要解除威脅，就必須摧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而戰爭爆發前，霍梅尼對軍隊進行整肅，伊朗骨幹慘遭清洗，全軍損折慘重，猶如一次空前慘敗。等到清洗結束，伊朗全軍40餘萬殘餘不到24萬人，同時大量神職人員進入軍隊。加上伊朗同時得罪美蘇英等列強，遭到封鎖、禁運。
本來，巴列維伊朗時期，伊朗接受英美的軍援，裝備了包括當時最先進的F14戰機在內的近700架各式戰機，以及其他包括2000輛坦克、3000輛裝甲車、3000門火炮、1000架直升機等現代化武器，組建了40餘萬精銳的陸、空、海作戰部隊。伊朗軍力強大，堪為中東之最，一度號稱“海灣憲兵”。但封鎖和禁運時間一長，伊朗無法得到外援補充，先進武器裝備缺乏維修、養護，不得不將進口武器分拆、拚湊零件，保持最基礎的維修。其中，伊朗最先進的F-14戰機，拆舊維修，東拚西湊，能夠參戰不到總數的10%。如此這樣臨到戰事，伊朗兵力和裝備看似領先，實則能夠用於實戰確實少得可憐。
與此同時，伊拉克卻在美蘇暗中支持下，悄然擴軍。戰前，伊拉克的12個步兵旅被秘密擴編為機械化師、坦克師，全軍裝備2750輛坦克、2500輛裝甲車、920門火炮以及140架蘇-20前線轟炸機、米格-23殲擊機等新式武器，軍力急劇膨脹。伊朗軍隊戰力跳水，伊拉克軍力提升，此消彼長，薩達姆再無顧忌，下令開戰。1980年9月22日，兩伊戰爭全麵打響。
戰爭開始，伊拉克進展神速，不久領就伊朗10餘個城鎮，約2萬平方公裏土地。薩達姆這個時候以為勝券在握，宣布停火。但霍梅尼哪裏肯這樣認輸，宣布“聖戰”，擴建“巴斯基民兵”。一番口號激勵，伊朗什葉派穆斯林和大小的毛拉們“奮勇參加巴斯基民兵”。
1980年10月，伊朗軍隊連戰連潰，伊拉克軍隊突入霍拉姆沙赫爾。結果不畏生死的巴斯基民兵發動巷戰，他們三五成群，憑借單兵武器和燃燒瓶、汽油桶向伊拉克機械化部隊發起自殺性攻擊。麵對四麵八方自殺式襲擊，伊拉克官兵哪裏見過這種場麵，當初嚇尿。伊拉克人拋下坦克，驚聲呼叫，撒腿狂奔。伊拉克軍隊的攻擊就此遭到重挫。
11月正值雨季，再加上伊拉克前期進口軍火消耗極大，戰線過長，兵力不足，故而霍拉姆沙赫爾血戰結束，雙方都是轉入戰略防禦態勢。1981年9月，霍梅尼發動人民戰爭，伊朗軍隊集中了數百門D20重炮，以350輛坦克引導，投入2個步兵師，以數萬“巴斯基民兵”當先衝鋒，向伊拉克發起了一月反攻。蘇桑吉爾德附近，伊朗坦克部隊和伊拉克坦克部隊迎麵相撞。兩軍合計近500輛坦克相互廝殺，爆發了一場相當規模的“現代坦克對戰”。不過雙方軍隊都很菜，搞得蘇聯顧問最後親自下場開坦克，架炮射擊與開直升機，最後終於打敗伊朗的反擊。
好在伊朗人口是伊拉克3倍，有的是人。於是1981年9月27日，霍梅尼再度聚集了數十萬伊朗軍隊和“巴斯基民兵”，以絕對人數優勢，向包圍阿巴丹的伊拉克軍發起反攻。兩伊戰爭關鍵性戰役，阿巴丹戰役打響。當然，雙方也是打得毫無章法，最後伊朗憑借人多，耗盡伊拉克彈藥取勝。伊朗士氣大振。於是霍梅尼曾經擴大革命衛隊與巴斯基民兵。
1982年3月22日，1個裝甲師與3個步兵師組成的伊朗軍，在數十萬“巴斯基民兵”配合下，向迪茲富勒的伊拉克軍陣地發起反攻。這是伊朗首次發起瘋狂的“人肉炸彈”攻擊。衝鋒之前，青少年和老人們每人都得到一把廉價的塑料鑰匙。這把鑰匙，就是他們戰死後通往天堂的鑰匙。
於是幾萬平民，不顧生死，冒著彈藥，往前衝。伊拉克軍隊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個恐怖場麵，立刻崩潰。這次戰役，伊拉克軍隊傷亡2.5萬人左右，另有包括當時最先進的150輛是蘇式T-55/54在內的350輛坦克被擊毀和繳獲。據估計，伊朗巴斯基民兵死亡人數在10萬以上。5月24日，伊朗軍隊奪回了霍拉姆沙赫爾。
最後，薩達姆也萌生退意，在聯合國調停下，想撤退停戰，不過霍梅尼想乘勝追擊，反而揮軍入侵伊拉克。為遏製伊朗民兵人肉攻勢，薩達姆對伊拉克軍隊的“手軟”軍官展開清肅。臨戰之前，一口氣槍斃了超過300名軍官。此後，伊拉克集結10萬大軍在巴士拉布防，迎接伊朗最大規模入侵。7月15日，夜裏8點30分，齋月攻勢打響。伊拉克軍隊經曆薩達姆嚴酷整肅，守在陣地，再無潰逃、手軟，甚至不惜以芥子氣等化學武器阻敵。
兩軍激戰18天，伊拉克人傷亡不足萬人；伊朗人發起的5次大規模攻擊都被擊退，尤其以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慘遭重創，傷亡5萬人。伊朗攻擊“代價耗盡”，隻好全麵退卻。
就是這樣，兩伊戰爭耗戰到了1987年7月20日，戰爭深遠影響海灣地區石油供應，波及美、蘇及法、英、中國等國家利益，聯合國安理會葉秋全票通過了第598號決議，要求兩伊雙方立即停火。
如此拖延到了1988年8月20日，伊拉克和伊朗迫於安理會五常壓力，開啟停戰談判，長達近8年的兩伊戰爭這才勉強落下帷幕。這場戰爭，雙方傷亡高達270餘萬人，戰損高達8000億美元。
戰爭結束後，伊朗國內麵臨巨大的困難，在國際上也極度孤立，因此產生了變革的要求。霍梅尼去世前已經開始考慮進行改革，提出：“如果是對維持伊斯蘭政權的統治有必要的措施，即使有違反沙裏亞法及伊斯蘭支柱的事也是可允許的。”霍梅尼改革的願望還未及實施就去世了，其願望也變成了政治遺囑，在後霍梅尼時代成為一份“政治遺產”，對之後的伊朗政治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89年阿亞圖拉·阿裏·哈梅內伊接替霍梅尼成為伊朗最高領袖以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國家凝聚力在表麵上維持著什葉派神權政治的話語框架，但其精神內核卻在悄然發生根本性位移。與霍梅尼時代激進的泛伊斯蘭主義不同，哈梅內伊在長達三十餘年的統治中，日益淡化純粹的宗教意識形態色彩，轉而強化波斯民族認同、民族團結和民族複興等民族主義敘事，將伊斯蘭教更多地塑造為服務於民族團結與發展的工具性框架。
嚴格來說，老哈梅內伊把伊朗重新連接巴列維王朝開始的伊朗民族建設。在巴列維之前，伊朗社會的認同維度更多是部族、宗教、地域：庫爾德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等少數民族有強烈的部族歸屬；什葉派宗教階層掌控著精神話語權；地方封建領主割據一方，中央政府對偏遠地區的管控力極弱。這種狀態下的伊朗，更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老巴列維（禮薩.汗）是個有魄力的人。他做了一件象征意義極強的事：1935年，把國名從“波斯”正式改為“伊朗”。這一改，既有現實考量，強調雅利安人屬性，呼應當時歐洲興起的種族思潮；也有雄心壯誌，用“伊朗”之名貫穿起對光輝過往的追慕，把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土庫曼人等各族群整合到一起。
他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穿西服、禁麵紗、建現代學校、修鐵路。同時，憑借軍隊力量打擊地方封建領主和部族首領，沒收其土地和武裝，將全國劃分為統一的行政區域，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轄。這種強權手段雖然充滿爭議，但確實打破了“一盤散沙”的格局，讓伊朗首次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統治。但步子邁得太大，得罪了保守的宗教勢力。1941年，他被英國和蘇聯強迫退位，流亡海外。這個也是霍梅尼“不要東方，不要西方，隻要伊斯蘭”的根源。
他兒子小巴列維（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位後，更是把現代化推向極致。1960年代，他推行“白色革命”：土地改革、婦女參選、森林國有化、工人分紅製……聽著都挺美好吧？但問題在於，改革太激進，貧富差距拉大；而且他太親西方，尤其是親美國，讓伊朗人覺得，咱們這是在變成“中東的美國跟班”嗎？
更讓宗教人士火大的是，巴列維王朝刻意淡化波斯帝國以前的曆史，把伊斯蘭時期打為“異端時代”；同時推崇波斯帝國榮光，想用民族主義替代宗教認同。1971年，他在波斯波利斯廢墟上舉辦了一場空前絕後的超級大派對紀念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各國王室政要雲集，豪擲上億美元。躊躇滿誌的末代沙阿並未預見到，七年後他將流亡海外。
慶典正是投射於現實的一個白日夢，也是伊朗沙阿統治的最後一夢。這場現代化試驗，最終激化了伊朗社會的深層矛盾：若弘揚瑣羅亞斯德教的文化傳統和古波斯帝國的榮光，其伊斯蘭文化的血脈就會被壓抑。血脈不通，人會死，國會亡。巴列維王朝的伊朗，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因為，伊朗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擁有兩套文化傳統的國家：一是瑣羅亞斯德教文化傳統，這是伊朗的根；二是伊斯蘭教文化傳統，這是伊朗的血脈。這兩套傳統，就像一對相愛相殺的兄弟，共同塑造了這個四千年文明古國的靈魂。
無論如何，從巴列維王朝開始，伊朗已經變成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讓“伊朗人”這個身份超越了部族、教派的隔閡，成為絕大多數國民的核心認同；也為後續的現代化改革和霍梅尼的革命提供了統一的國家基礎。
老哈梅內執政後，伊朗官方在意識形態建構上出現顯著轉向：從強調“伊斯蘭—伊朗”認同逐步過渡到“伊朗—伊斯蘭”認同。波斯帝國—雅利安認同和什葉派伊斯蘭認同成為現代伊朗民族認同的兩大核心組成部分，在這三重身份（伊斯蘭身份、革命身份、伊朗身份）中，伊朗民族身份被明確地作為與伊斯蘭身份並列甚至更優先的維度加以表述。
分析顯示，哈梅內伊將伊朗民族身份視為伊斯蘭身份、革命身份和伊朗身份三重維度的複合體。在這三重身份中，伊朗民族身份被明確地作為與伊斯蘭身份並列甚至更優先的維度加以表述。有學者指出，在哈梅內伊的伊斯蘭主義民族認同話語中，伊朗民族身份作為伊朗人，而非簡單地作為伊斯蘭教徒，被明確地闡發出來，這尤其體現在他對波斯語的態度上。波斯語作為伊朗性的核心標識，被哈梅內伊反複強調為伊朗、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間“重要的共同點”，他甚至公開呼籲加強合作以保護和推廣波斯語。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近年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期間，老哈梅內伊的修辭發生了顯著轉變。據數據分析，哈梅內伊在演講中提及“伊朗”和“人民”的頻率遠超提及“伊斯蘭共和國”或“體製”的頻率，傳統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宗教主題被民族主義話語所取代。
而伊朗人也以波斯語為榮——這是文明的根。年輕人現在給小孩起名，越來越喜歡用古波斯名字，而不是阿拉伯名字。詩歌課上，學生們背誦的是菲爾多西的《列王紀》——這部波斯民族史詩的核心，就是喚醒波斯民族的魂，對抗阿拉伯文化同化。更重要的是，神權政權越強調伊斯蘭，波斯民族主義反彈得越猛。現在伊朗年輕人的口號已經非常直白：“我們不是阿拉伯人！”“波斯祖國萬歲！”“恢複波斯帝國榮光！”
目前伊朗領導的“抵抗之狐”雖以宗教話語包裝，但核心目標始終圍繞著伊朗的國家安全和地區影響力。核心目標是對抗美國及其盟友（尤其是以色列）在中東的主導權，阻止伊朗被孤立或政權更迭。為伊朗提供“戰略縱深”，使以色列陷入多線作戰困境，從黎巴嫩、敘利亞、加沙、也門四個方向對以色列形成戰略包圍。
雖然“抵抗之弧”最初有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態因素，但現在已經演變為伊朗維護國家利益、拓展地緣影響力的核心戰略工具。伊朗通過這一網絡實現了“用相對低的成本在中東輸出影響力”的目標，這一戰略既包含了意識形態因素，也體現了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考量，是伊朗對抗美以、維護自身安全和發展空間的重要手段。
四十多年的製裁、兩伊戰爭的血火、中東地緣博弈的殘酷現實，讓伊朗的政治精英徹底清醒了——純靠宗教，綁不住一個多民族、教派分化的國家，更撐不起一個地區強國的野心。
小哈梅內伊上台後的講話，延續了前任將“抵抗陣線”既表述為“伊斯蘭革命價值理念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明確作為維護伊朗國家安全與地區影響力的戰略工具這一雙重定位。他非常地熟練運用神學話語來包裝和推進國家利益目標。他的講話表明，新領袖將在堅持宗教合法性的同時，更加務實、強硬地捍衛伊朗的國家安全與地緣利益。
我認為，伊斯蘭體製，是壓在波斯身份上的蓋子。而下麵湧動的，是四千年文明的暗流。如果用通俗一點的說法，不顧國力的輸出革命，一定不能持久，也找不到人去繼承，甚至強人的兒子也不可能繼承。一個國家隻能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與實力做出決策才是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