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話說乾隆因為感受到法國大革命背後勢力的邪惡，比自己還邪惡百倍而盡量減少與歐洲的來往。不過法國大革命隻是左翼革命的1.0版本，經過這次試驗後，後麵還有蘇聯與其藩屬以及藩屬的藩屬的不斷演化與完善。相信如果乾隆知道，一定會嚇得目瞪口呆。
我相信乾隆明白，單靠幾個暴民不可能推翻法國皇室，暴民能夠成功，關鍵大量貴族與軍隊已經被滲透成反皇室的力量，所以路易十六調派的軍隊對暴民袖手旁觀，最後拉法葉侯爵直接擔任革命派的巴黎國民衛隊的指揮。大家可以參考最近白俄羅斯與緬甸的動亂，就會明白人民在軍隊麵前不堪一擊。
俄羅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說道：“我們不能說所有猶太人都是布爾什，但沒有猶太人就沒有布爾什。真相就是對猶太人最大的冒犯。從1918至1957，瘋狂血腥恐怖的猶太人屠殺了6600萬俄羅斯人。”
他們在種族仇恨下殘殺和折磨幾千萬俄羅斯人，沒有一點人性。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人類曆史上最殘忍的屠殺。一個更為殘酷的現實是，世界主流媒體竟然對這竟然熟視無睹，毫不上心。顯然媒體掌握在這些屠夫手中。“
大家想想，一個屠殺可以從1918-1957，持續39年。除了對白人基督徒千年以上的仇恨外，經過幾十年的屠殺，還把保留傳統與善記憶的整整一代人屠殺幹淨。剩下都是肝膽俱裂的臣服者。
隨著這些政權控製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新一代，可以說是完全改造成一個新的人種。一個唯利是圖，隻信仰金錢與權力，鄙視一切美德，反對傳統，以個人欲望為先的族群。他們血統雖然與他們的祖先沒有區別，但從靈魂上，已經完全脫胎換骨。這一點，俄羅斯因為斯大林的反叛不成功，最後還為普京保留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土壤。但在新崛起的大國就非常成功，已經成為左翼陣型的典範之作。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就公開表示讚賞。
經過幾十年的屠殺與培養新一代後，國家已經極端貧窮，此時突然重新準許私營經濟，縱容一群沒有道德底線唯利是圖的人去牟利，從而可以進一步令社會去道德化，原子化。整個社會的道德倫理，家庭就徹底解體。同時引入高利貸經濟模式，進一步放大人的欲望，讓大眾成為債務奴隸。可惜俄羅斯因為斯大林的反叛沒有成功，最後在另一個大國實現。
很多人以為現在進步了，已經重新允許私營經濟了。大家忘記人的一切活動，包括經濟活動，必須以道德為約束。英國古典自由經濟開山鼻祖亞當史密斯著有被簡稱為“國富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不過大家忽略他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他著名的“看不見之手”是指上帝或者道德。可以說沒有道德約束的商業或者從政，最後的結果都是叢林法則，為權力與利益，可以不擇手段，欺騙，造假甚至殺人放火都可以，隻要不被抓就可以。
由此可見滿清對漢人的屠殺對比猶太人，滿清簡直小學還沒畢業。下麵我們分析一下滿清的治術，雖然比起現在左翼水平已經相差很遠，但滿清與猶太政權都是一個部族政權，他們統治的精神與原則是一致的。
滿清從馬上得天下，但也明白不能馬上治天下。滿清以上數量稀少的蠻族征服一個幾千年文明的國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因此他們也隻能局限於一個部族政權，以維護滿清族人利益為主。
我們摘錄一段錢穆先生的《中國曆史精神》中的第五講《中國曆史教育》。中國自古以來，政治所代表是法統，教育所代表的是道統。道統遠高於法統。政府官吏是遵守法統，而士與君子是宣揚道統的，而士則由儒家精神中培植而來。孟子有一天要去拜訪齊宣王，恰巧齊宣王也有事找孟子，派了一個人去請。孟子說他剛巧有病不能去。而孟子隨即故意出外訪友。門弟子詢問孟子：“先生本有意訪王，何以王來請卻又推病不往？。既有病，卻又仍出外訪友？”孟子說：“人生有位又德有壽，齊王位高於我，德未必若我，年齡又低於我，我不能受其召而往。“
孟子是要保持道統尊嚴，不屈抑於法統之下。漢高祖統一中國，路徑山東，首先到曲阜拜謁孔廟。東漢章帝為太子時，張輔為太傅。後來帝即位，巡守泰山，路出東郡，當時張輔為東郡太守。帝到，太守自當迎接。章帝說：“今天我們相見，應先行師弟子之禮。“於是張輔上坐，帝下坐，執書請教。然後再改行群臣之禮，帝上坐，太守謁見，報告政事。這是代表法統尊嚴的皇帝，自己屈抑在代表道統的師之麵前的隨手偶拾的兩個例子。像此類事，充滿在中國全部曆史中，隻是皇帝要做人，也要講道德，也要尊崇人格尊嚴，就也得要尊師。
然而滿清以少數蠻族當政，怎麽可能讓中國讀書人掌握道統。中國讀書人掌握道統，意味掌握話語權。
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員作文。題目：理學真偽論。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員當考生。羞辱這幫以才學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師熊賜履和一些已經過世的名儒。罵這些人是假道學，同時以皇帝的威嚴痛斥當世名儒。告訴人們：真正懂道學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大臣失去道統，就失去了製衡皇權的王牌。法統與道統的統一，使得清王朝成為曆史上最為專製的王朝。
從此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稱奴才，口稱主子，開口閉口皇上聖明，沒人敢和皇上爭高下。
我們再看，康熙和同時代的彼得大帝，幾乎一樣的好學。不過，彼得將自己對科技的興趣推廣到全國，使俄國迅速走向強盛。康熙對科技僅僅是個人興趣，而這種興趣還有政治動機。他要讓漢族大臣看到：他是一位多麽能幹和智慧的皇帝，滿人並非蠻裔。這就是康熙學習科技的動機。
康熙年間，戴梓發明的28連發的，當時最先進的火器，康熙棄之不用。還說：以滿洲夙重騎射，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有馬上槍箭熟習者，勉以優等。後來，天才級人物戴梓被充軍關外。這就是康熙打壓科技的手段。
清朝後期，左宗棠在西北平叛，從一處明代炮台遺址挖掘出開花彈百餘枚，不禁仰天長歎："三百年前中華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傳，以至被列強所欺淩。"這就是康熙，不僅不發展科技，反而打壓科技；不僅不進步，反而退步。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的本質。
我們再比較康熙和同時代的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奢靡無度；熱衷芭蕾；沒有興趣參與任何科學活動；期望成為亞曆山大那樣的歐洲霸主。真是荒唐，不學無術之人還愛做夢。
相反康熙一生節儉勤政；對西學頗有研究；以大禹為自己的治國偶像。很不錯的樣子。
不過路易十四大力支持國家普及科學。他接受大臣的建議，成立了法蘭西科學院，法蘭西建築學院和法蘭西喜劇院，其成員享受國王的津貼，研究活動受到資助。同時代的康熙，則忙著進行文字獄，以維護滿族統治的合法性。
路易十四發動了大量的對外戰爭，打造了一個鼎盛一時的法國。康熙熱衷打內戰建功立業。對外隻和俄國發生過衝突，麵對俄羅斯一股小小的遠東軍，康熙煞費苦心。
路易十四為了發展海外貿易，拓展海外殖民地，將國門大開。加強法國與歐洲及世界的聯係；而康熙在開海禁海問題上，長期猶豫不決，最後以禁海告終。禁海不僅使中國造船技術一路滑坡，也導致離奇事情的發生：明末對世界地理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清末竟沒人知道歐洲在哪（還有其他原因：銷毀相關地理和科技書籍等）。有人會說：明朝也禁海，為什麽隻說清朝的不是？
須知明朝有七下西洋的太監英雄--鄭和；足智多謀的和尚軍師--姚廣孝；百科全書式的王爺--朱載堉；史上唯一封侯的女將--秦良玉；文武兼備的一代宗師--王守仁；為研究西學加入天主教的宰相--徐光啟……明朝的開放與精彩哪是清朝可以想象的。明朝雖然也禁海，卻不是徹底的禁，而是時禁時開。即便後期官方從海洋退出，海洋世界也不是權力真空。海商和海盜成為海上的統治者。鄭成功之父鄭芝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出現在中國海域的荷蘭船隻，常被鄭芝龍部截獲。天啟七年，鄭軍與駐台荷蘭軍還發生了一場戰爭。結果，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的，西方海洋強國，荷蘭戰敗。此外，明朝非常重視與西方的交流，積極吸收西方先進的技術。那個木匠皇帝朱由校，還為中西交流做了很大的貢獻呢。
看到這裏，大家是否有愧對祖先的感覺？
然後有乾隆的《禦製程頤論經筵劄子後》雲：“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使為人君者，以天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所用若韓琦，範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所用若王安石、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學者惟一精神所寄，而為清廷所最極端反對。
他們隻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得程朱招牌，他們決不願學者認真效法程朱，來與聞他們的政權。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麵公開政權作實際的讓步，一麵厲行剃發令，要中國士大夫內心承認一個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當時南方士民擁護明政權之熱心，遠不如其擁護衣冠製度之甚。隻要政體不變更，王室推移，無關重要。至於衣冠文物，則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輕變。
因此滿清發起文字獄。看過金庸《鹿鼎記》的一定記得莊廷龍案。康熙初年，莊廷龍修《明史》，莊家被滅族。這類案件數不勝數，有思想的人幾乎被殺盡。此外，滿清律規定：凡漢人三十人以上集會者，以謀反罪論處。這可是古往今來第一次，滿清在邪惡方麵的創意真是無限。
於是，有氣節者，埋首故紙堆。應科舉覓仕宦的，全隻為的是做官，更沒有絲毫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存在胸中。清代中葉以後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為此故，而社會也日益愚昧。
我們再節錄錢穆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清代政府發布最高命令的手續，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稱上諭，上諭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明發上諭，一種是寄信上諭。明發上諭都是比較不關緊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經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書，侍郎，地方政府總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曉諭中外諸事，都由內閣擬好，皇帝看過，再由內閣交到六部，這是中國向來的慣例。寄信上諭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軍機處寄給受命令的人。譬如給江蘇巡撫的上諭，直接寄給巡撫，旁人誰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給吏部尚書的，也是直接寄信給吏部尚書，此外無人得知的。開始時，或因軍事機密，才用這辦法，後來凡是緊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諭發出了。
從前做皇帝，外麵送給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來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為政治該公開，而六部尚書是全國的行政首長呀。這在明代還是如此的。那時大官的任用還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則隻經過吏部。事關教育，則一定要經禮部的。不能說皇帝私下決定了，不再給政府行政長官預聞就可辦。這絕不能說是一種製度，也不能說它是習慣法，隻該說它是法術。為什麽？因為這是純粹出之於私心的。而私心則絕不能形成出製度。
這也是明朝皇帝比滿清懶的原因。大明朝最懶的皇帝應該是萬曆帝了。30年不上朝，真是曆史上絕無僅有。不過這是在皇權與文官製度發生了劇烈衝突，皇權受到壓製的情況下發生的，不上朝是萬曆帝的消極對抗。皇權受到壓製？不是說明朝很黑很專製的嗎？事實是清以前的皇權一直受文官係統製衡。所以皇帝才用宦官或者外戚與文官係統抗衡。
不過萬曆帝沒有因為大臣與他作對而殺過一人。不上朝也並不是不辦公，萬曆年間的很多大事小情，都是萬曆處理。大的如萬曆三大征（全勝），特別是明朝的援朝逐倭戰爭，一直是在萬曆關心和支持下進行的。小的如利瑪竇進京傳教，建立教堂等，都是在萬曆過問下，得以順利進行的。東西方文明得以交流，萬曆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目前流行的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真是個笑話。除清朝外，中國曆朝都是開放的，真正的第一人哪能跑到清朝去呢？林則徐不過是清朝看世界的第一人罷了。
事實上，明朝的皇權是有限的，內閣是很成熟的。很多國家大事都是內閣處理了。內閣的老大稱為首輔，類似於現在的總理或者首相。這些內閣成員大都是當時淵博，德高望重，聰明絕頂之人（有時也會有些混蛋）。這些人的努力，成了大明皇帝懶散的資本。這就是明朝的部分皇帝不勤政，機構卻能一直正常運行的原因。
由這一點看來，清代不知比明代倒退多遠。其實明朝因為朱元璋非常宰相，已經被以前退步。不過明代還是在製度之下由皇帝來當宰相。宰相廢了，而宰相的職權則由皇帝兼。隻是宰相做錯了，須負責。皇帝做錯了，可以不負責。除此分別以外，明代製度還是和過去大體相似的。
清代就更超越了這限度。唐宋諸代的詔敕，宰相一定要蓋章，沒有宰相的章，就不成為詔書。為什麽皇帝下詔書一定要宰相蓋章呢？這就是一種製度了。為什麽清朝的皇帝的詔書不能給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這就是一種法術了。其中的分別很簡單：一個是公的，有理由的，一個是私的，沒有理由的。維護整個滿洲集團的利益就是滿清之私，皇帝唯一支持的力量也是全體滿洲人。
中國曆史從秦以後，曆代皇帝的背後就沒有這樣一個固定的力量。貴族，軍人，資產階級都不是皇帝背後的力量。若說皇帝利用讀書人，讀書人在擁護皇帝，可是讀書人擁護皇帝比較是公的。因為讀書人不是皇帝的私勢力。而且讀書人也不是一個固定的集團。中國曆史上隻有元和清，皇帝後麵有整批蒙古人和滿洲人幫忙。其他各代，大體說，是全國的讀書人——由全國民眾中間受過教育經過考試的人來幫政府忙，這不能說是不公道。有人認為這便是“封建社會”了，這真是胡說。讀書人不就是封建。反過來說，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讀書人，也並不是私心。並不如元清兩代，存心扶護蒙古人和滿洲人。這種政治當然是私心的。因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現都不成為製度，而隻是法術。
明以前，隻有尚書可以直接上奏皇上，他的副手侍郎是不可以的，滿清每個部門都安排滿漢官員，而尚書侍郎都可以單獨上奏皇上，結果尚書管不了副手侍郎。結果全國事務都歸皇上一人。
然而除此以外，不論什麽人，又都不許向皇帝講話。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廷在每個明倫堂裏都置有一塊石碑，這塊碑不是豎栽而是橫躺的，故叫做臥碑。臥碑上鐫有幾條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這三條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謂三大自由了。比起明代來，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講話，這相差就太遠了。
魯迅曾評價《四庫全書》：“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於內廷，還頒之於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麵，也曾經有過很多很有些骨氣的人”。
在滿清以前，中國地區各政權是不禁止民間修史的。並形成了除了正史以外，還有野史、方誌、家譜、話本、演義等等的一套完整係統。這些曆史記錄真實可靠，可以進行對照研究，是使曆史學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上成為一門科學的重要保證。無論是用以評估政治決策還是研究文化都是最重要的依據。
而從滿清開始，這一局麵發生了巨大變化。滿清規定，可以收藏觀看的存書3475部，79070卷；嚴禁收藏的禁書：6766部，93556卷。據統計，滿清銷毀對其不利的書籍共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版片總數170餘種、８萬餘塊。同時還對明代的檔案進行係統的銷毀，數量至少估計銷毀1000萬份，同時，對殘留的進行了篡改。魯迅就發現，原來考古發掘的金史宋史等史書上，裏麵凡是中國兩個字，都被滿清刪掉了。中國的曆史就是這樣被一頁一頁撕毀的。
滿清同時以弱民為國策，讓國民處於半饑半飽狀態。明末崇禎年間，中國耕地總數783萬頃。而順治16年，中國耕地總數是549萬頃。乾隆31年，達到741萬頃，才接近明末。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的《中國劄記》這樣記載中國：這裏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 …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 …很多人沒有衣服穿… …軍隊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
這就是康乾盛世的本質。
利瑪竇與徐光啟
總結滿清製漢之策，女真以不過百萬蠻族麵對泱泱中華時，心理弱勢是不言而喻的。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們就從漢人的文化和民族自信下手，打掉漢人自信和能幹的基石。漢人變得愚昧和奴性，才便於他們統治。這就是滿清極力醜化扭曲漢人政權及曆史的目的，也是文字獄的目的。漢人習慣了當奴才，他們才能放心做主子。國人的愚昧和奴性，就是這樣被滿清種植的。而滿清後期的屢戰屢敗，除了落後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滿清不願勝。鴉片戰爭中，滿清重用琦善，誣陷林則徐，以及後來的中法之戰"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已經把滿清的意圖顯示的清清楚楚了。三元裏抗英，更是說明了英國根本沒有想象中的強大。滿清貴族說過"漢人一強，滿人必亡。"即使國難當前，滿清首先提防的還是漢人，而不是友邦。於是出"寧與友邦，不與家奴"之語，就不難理解了。
至於滿清對另一個強大的民族蒙古又用另一個統治手段。滿清政府首先是通過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將蒙古人民進行了人群劃分，將整個蒙古劃分為僧人和俗人兩個部分，並通過鼓勵供養的方式，誘導了大量蒙古人投身於宗教團體。
此外他們在蒙古地區推行的“盟旗製度”。盟旗製度有效的解決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領權利過大的問題，將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劃分了固定的牧區，割斷了各部之間的傳統聯係。
更重要的是，從前從屬於一位首領的大部落，被劃分為好幾個旗，每個旗都有各自的劄薩克（執政官），直接向清政府負責。
在編旗的過程中，遵循如下原則:1、原來的領主能否成為紮薩克，並不完全取決於其原來的成分，還要考慮其政治表現，如對清土朝的效忠程度、貢獻大小；2、編製戶口時要重新考慮，使之大體均衡，以防有一些封建主實力太大；3、編製牛錄，基本是按照整齊劃一的標準進行，使之更像軍隊，這樣更加容易指揮；4、登記戶口，保證兵源；5、牧地一經劃定，不得私自更改或越界有畝，違者要受到處罰。
盟旗製度實施後，迅速有效的瓦解了蒙古大部落的固有勢力，將中國曆代政府都異常頭痛的北方邊患化解於無形。以至於，連長城都失去了意義，難怪康熙帝曾頗為自詡的說:“普秦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恩施於喀爾喀，是指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如果簡單點說，清政府的蒙古盟旗製度是另一套人群細分政策。將整個蒙古族部落打碎，分化在一個個稀碎的牧場藩籬之內，讓這些奔馳的烈馬，失去了縱情馳騁的遼闊草原。
另外，這個政策還有一個令人細思恐極的內核，製定這一政策的政治家，對於蒙古人的性格特點掌握之透徹，實在令人發指。
蒙古族兄弟們自古以來就不太團結，各部落之間的掠奪和仇殺司空見慣，大部落正是用這種優勝劣汰的方式壯大自己，最終便會出現，成吉思汗這樣的英雄人物和蒙古帝國這種龐然大物。
當然這是草原的自然環境造成了隨時隨地的遊牧生活，讓草原民族難以固化，各部落之間相距甚遠，談不到有什麽親情和睦。而且，遊牧的生活，抵禦災難的能力極為有限，一旦發生災害，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所有人都會拿起武器，去掠奪別的部落和國家。
如此，這樣一種劃分牧場的方式來固化民眾，讓牢牢依附某一特定區域，彪悍的蒙古人便和農耕文明的漢人沒什麽區別了，失去了馳騁的草原，再烈性的駿馬也得低頭。除此之外，滿蒙通婚、分化拉攏蒙古王公等等，都是清朝對蒙古使用的手段。正是在這些手段疊加作用下，清朝成功的化解了北方的邊患。
各位看官看完滿清的治術，一定歎為觀止。隻是強中自有強中手。滿清畢竟沒有自己是文化，因此他沒有能力改變漢人的信仰傳統，隻能偷偷地閹割，而公開也隻能尊孔。下篇我們一起探索猶太更為高明陰險的治術，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