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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先宣布“美國已將伊朗從地圖上抹去”。然後又宣布“如果伊朗不在此時起的 48 小時內,毫無威脅地全麵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利堅合眾國將打擊並摧毀其多個發電廠,從最大的那個開始!”伊朗的回應是:“如果敵人攻擊燃料和能源基礎設施,所有屬於美國和該地區政權的能源、信息技術和海水淡化基礎設施都將成為目標。”老川心中慌亂可見一斑。
美國與以色列雖然聲稱已經重創伊朗,但伊朗發射的導彈和無人機數量,似乎又開始增加了。還拿出了4000公裏射程的中程導彈,打到印度洋迭戈加西美國基地,這是4000公裏的距離,雖然沒打中,也出人意料。本來美以宣傳的是,伊朗導彈和無人機發射下降了80%,要不行了。但從最近幾天情況看,伊朗有越打越強的感覺。美以之所以拿伊朗的導彈發射車沒辦法,據說是因為伊朗機動的導彈發射車,跑出山洞發射,10分鍾完事又回山洞了。美以發現了也沒辦法抓住,時間不夠。

據說,川普多次通過中間人要求停火,但伊朗外長明確拒絕臨時停火方案,強調伊朗尋求的是徹底、全麵、持久地結束戰爭。他說“過去幾十年,我們經曆了太多停火、衝突、再停火的循環,每次停火都隻是為下一次戰爭埋下伏筆。”阿拉格齊在記者會上情緒激動地表示,“這一次,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必須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而所謂的根源問題,在伊朗看來就是美國和美國盟友的軍事存在。
阿拉格齊指出,美國在中東地區長期部署軍事力量,頻繁幹涉他國內政,是地區動蕩的主要推手。“美國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耀武揚威,以色列戰機肆意轟炸加沙,這不是自衛,而是赤裸裸的侵略。”他一再強調,伊朗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臨時妥協,要求美國立即停止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從中東地區全麵撤軍,並對伊朗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
總結伊朗停火的核心條件是永久結束戰爭、美軍撤離、獲得賠償,反映了其試圖通過當前軍事態勢重塑地區安全架構的戰略意圖。
對於伊朗突然變得如此強大,美國對伊朗四處砸毀中東與以色列的美國軍事基地,石油設施毫無辦法。是因為大家一直以來對伊朗的印象是說最狠的話,做最慫的事。其實,這正是體現伊朗的國家戰略是建立在“防守-反擊”的基礎上的。伊朗弱,不能先打第一槍,但是確保自己有反擊的能力。
2001年阿富汗與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令伊朗意識到鑒於美國在空軍、情報和其他領域的優勢,大部分甚至全部高級指揮人員都有被擊殺的風險。”於是伊朗不再將國家安全寄托於指揮中樞的絕對安全,而是通過製度設計確保指揮體係在遭受打擊後仍能持續運轉。從某種意義上說,“馬賽克防禦”正是美國反恐戰爭留給中東地區的“反向遺產”:它證明弱勢一方同樣可以借鑒遊擊戰的組織邏輯,將其上升為國家層級的防禦戰略。
“馬賽克防禦”的核心機製,在於“將最大限度的權力下放給省級指揮部、基地和其他層級,使其具備自主開展作戰行動的能力”。這種權力下放並非簡單的分權,而是建立在一整套“預先授權”的製度安排之上。伊朗將全國劃分為31個獨立作戰單元(德黑蘭+30個省),每個單元配備完整的指揮、情報、後勤和火力係統。各單元擁有無條件開火權,省級指揮官可自主發動導彈、無人機攻擊,甚至聯動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海外代理人。
最高領袖生前下達“密封總體指令”,預設了中央指揮中斷、高層全部陣亡等極端場景的作戰方案。一旦觸發條件,各單元無需人工幹預,自動按計劃執行反擊,後勤係統也按預設清單自動補給。這種製度設計的關鍵詞是“冗餘”與“預設”。一方麵,所有關鍵領導崗位均指定了多達四名的繼任者,核心親信圈被授權在領袖遇刺或失聯時代理行使決策職責;另一方麵,基層作戰單元在失去與中央聯係的情況下,仍可依據事先確定的打擊方案獨立展開行動。這意味著,即使指揮體係的頂層被“斬首”,整個戰爭機器仍能按照預先設定的程序持續運轉——正如科羅特琴科所言,這種模式的本質優勢在於“即使伊朗最高領導人遇害、防空係統遭美以打擊削弱,伊朗仍具備持續武裝抵抗的能力”。
“馬賽克防禦”的核心優勢,在於將伊朗的防禦力量“轉變為馬賽克的碎片,單個碎片的損失不會導致整個體係的崩潰”。這種架構顯著降低了“斬首行動”的戰略效用,使戰場上的部隊能夠“繼續按照預先製定的計劃或接到的總體指令作戰”。在2026年2月的衝突中,盡管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害,但能持續發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回應,覆蓋海灣、以色列和美國基地。德黑蘭的去中心化係統並未崩潰,反而使行動得以持續,胡塞等代理人則具備潛在可能會升級對航運和可能位於吉布提的美國資產的攻擊。分析人士指出,伊朗計算自己能在消耗戰中比對手更持久,賭的是更高的傷亡和經濟痛苦承受能力。這套體係簡單總結就是散是滿天星,聚是一團火。現在伊朗已經有新領袖,越來越表現為一團火了。
很多人很奇怪,為何霍梅尼上台後,會如此激進的推行輸出革命。主要是英法美過百年殖民統治中東,造成民怨不斷。1901年,英國商人威廉·諾克斯·達西從波斯國王處獲得了一項為期60年的石油開采特許權。1914年,英國政府為滿足海軍燃油需求,購買了英波石油公司51%的股份,實質上將其國有化。至20世紀中期,英伊石油公司控製了伊朗石油資源並獲取了絕大部分利潤,例如1945至1950年間,其賬麵利潤為2.5億英鎊,而上繳伊朗的僅9000萬英鎊,引發民眾不滿。1950年,美國與沙特的阿美公司達成“五五平分協議”,進一步加劇了伊朗民眾對英伊石油公司不平等條約的憤怒
1951年,伊朗民選首相穆罕默德·摩薩台上台,主張石油資源國有化。同年3月15日,伊朗國民議會通過了石油國有化法案,該議案幾乎獲得全票通過。4月,摩薩台被議會選為首相。5月2日,摩薩台政府正式實施國有化法案,成立伊朗國家石油公司(NIOC)以接管英伊石油公司。

上世紀50年代初,摩薩台進行石油國有化運動時,伊朗人口隻有1700萬,沒有任何工業,連船都沒有。所有石油相關的東西——資金、技術和銷售市場,都握在英伊石油公司的手裏,如果得罪了英國,伊朗連自己運油都做不到。當時,伊朗隻有不到40個自己的工程師,而要國有化,起碼需要上千個伊朗石油工程師。
國有化後的1952年,伊朗的日產量從1950年的66.6萬桶跌到2萬桶,世界總產量則從1950年的每天1090萬桶增加到1952年的1300萬桶,增加量超過伊朗1950年產量的3倍。英國的禁運是有效的,中斷石油生產給伊朗帶來極大的經濟損失。無法出售石油,摩薩台政府的財政麵臨極大壓力。
1953年,美國聯合英國,推翻摩薩台。摩薩台被推翻後,由美國牽頭恢複伊朗石油生產。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特使小胡佛設計的方案是,組建一個國際石油公司財團,按照英國40%、美國40%(5家美國公司各占8%),其他國家20%的股份按比例分配給各國。伊朗成立的國家石油公司以雇主的身份雇用國際石油財團為承包商,並在董事會中有兩個名額,按照五五分成的原則分配石油利潤。
1954年,石油恢複生產,第一個裝滿油離開碼頭的油輪就是英伊公司的“英國守護者號”。此時,英鎊已經開始破產。雖然在英國堅持下,新公司的總部設在英國,並且仍然以英鎊作為石油貿易的結算,但美國也由此成為伊朗石油業和伊朗政治的主角。有了大量的石油資本和技術,伊朗的石油產量大增,石油收入從1955年的3400萬美元逐年增加到1963年的4.5億美元。
1957年,巴列維出台了第一部石油法案,規定在國際石油財團的區域外,外國投資者可以參與伊朗油氣的新項目開發。此後,外國公司繳納的所得稅由過去的50%逐年提高到85%,外資的實際利潤降到了15%。而且,這些外國公司隻能簽訂服務和承包合同,禁止參與生產,也不能獲得任何產品分成,實際上投資的利潤更少了。
1973年,巴列維又宣布徹底廢除1954年與國際石油財團簽訂的石油協定,由伊朗國家石油公司來全麵負責控製銷售和生產。這樣,伊朗在把握自己的石油資源上越來越獨立了。
巴列維時期,英美對伊朗石油收入的占有從英國獨占80%過渡到英美聯合控製40%(1954-1973年),表麵“五五分成”實則為經濟殖民的延續。直至1973年伊朗逐步收回權利,這一不平等結構才被打破。這段曆史是伊朗民族主義反西方情緒的重要根源。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完全收回石油主權,英美資本被徹底清除。
霍梅尼的輸出革命除了得到伊朗國內的支持外,也有二戰後的中東,民族主義高漲,阿拉伯各國早就想擺脫歐美的控製與壓榨獨立自主的原因。如19世紀中期,英國在埃及取得了修築鐵路等特權。它通過修建尼羅河三角洲,逐漸控製了埃及的經濟。1856年,法國和埃及簽訂條約,開鑿蘇伊士運河,規定埃及提供土地並無償提供勞動力,運河開通後出租給法國99年,每年收取運河收益的15%。為了修建運河,埃及犧牲了12萬人的生命,承擔了1600萬英鎊的費用,而歐洲國家隻花費了不足400萬英鎊。埃及為了支付這筆費用大借外債,僅1862年就舉債329萬英鎊。

蘇伊士運河通航典禮,由英法兩國主持
1875年,英國利用埃及政府的財政危機,以400萬英鎊低價收購了埃及的占全部運河股票44%的股票,運河控製權遂由法國轉入英國手中,運河實際上成了埃及土地上的國中之國。在外國資本壓迫剝削下,埃及政府大量舉借外債,加緊搜刮農民,弄得民窮財盡,終於導致了1876年的財政破產。英法意奧(匈)四國組成了“埃及債務管理委員會”,在埃及建立了歲入由英管理、歲出由法管理的“雙重控製”製度。從此,英法兩國接管了埃及的財政大權,埃及淪為半殖民地國家。
1878年,埃及被迫成立“歐洲人內閣”,由英國人任財政大臣,法國人任公共工程和鐵路郵政大臣,政府各部門均大量任用歐洲人。埃及財政收入的3/4用於償還外債。結果,激發了1881年的民族起義。1882年,英軍炮轟亞曆山大,占領埃及,埃及遂成為英國殖民地。英國占領埃及後,棉花出口占比從1884年的81%升至1914年的93%,導致“非洲糧倉”出現缺糧現象。1914年,英國宣布埃及為其保護國。
另外,中東這些王爺的立國也離不開英國的支持。中東很多石油國家,都是當年英法為了肢解奧斯曼帝國而建立的。這些國家的邊界也不是自然長出來的,是殖民者拿尺子隨便一畫,裏麵部落之間,矛盾眾多。目前因為石油收入豐厚才把問題暫時掩蓋。
可見,霍梅尼不顧國力推行輸出革命策略,而挑戰二戰後美蘇在中東的秩序。一方麵是英美法殖民曆史原因,另一方麵,巴列維王朝親美同時分配不公,不能讓人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令更多人不相信歐美。而中東王爺為了自保,也就隻能進一步擁抱美國與以色列。希望通過允許美國在自己國家建立軍事基地,來保護自己。
兩伊戰爭後,伊朗開始反省與隱忍。革命衛隊也開始思考完善國家安全策略。目前的策略非常明確:
(一)清除該地區的美軍基地;
(二)對該地區去軍事化並動搖以色列。
整個聯合戰役(阿拉伯國家+以色列+美國)呈現出三個重疊階段:
第一階段摧毀敵人的雷達、防空係統、情報和軍事樞紐,位於伊拉克和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
第二階段打擊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和伊拉克的美國政治、外交和經濟中心,例如中央情報局站點、大使館、美國在阿聯酋和沙特的商業資產;
第三階段摧毀以色列的軍事基礎設施,包括工廠、基地、機場等。
當然,這套策略必須讓全世界都認為伊朗被欺負到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的反擊,才有正當性。而以色列的多次暗殺伊朗高層,現在連最高領袖都暗殺,選擇這個時機暴打中東王爺是非常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