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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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東亞外緣的島國日本，國土狹窄，資源不富，卻“不甘處島國之境”，很早就有強烈的對外擴張訴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標是鄰近的朝鮮半島、台灣島、庫頁島以及中國東北的白山黑水，東亞大陸乃至全世界則為其侵略的“遠大目標”。
“雄飛海外”、稱霸世界，是日本統治階層千餘年來的夢想。傳說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紘為宇”狂想。“八紘”一詞原出中國典籍《列子·湯問》《淮南子·地形訓》，意指四方四隅。成書於8世紀、用漢文寫作的古典《日本書記》借用此詞，編造神武天皇建都詔書，內稱：“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意欲將世間的四麵八方，置諸一宇（屋頂）之下，而這個“屋頂”，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於是，先有唐朝661年的朝鮮“白江口之戰”，後有豐臣秀吉再次登陸朝鮮挑戰明朝。1577年，豐臣秀吉向其主公織田信長進言：“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為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靈威，席卷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誌也。”1590年（天正十八年）冬，已成日本實際統治者的豐臣秀吉致書朝鮮國王，宣稱：“長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於400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不過，最終成泡影。
時至江戶幕府末年，日本麵臨西方列強欺淩，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類藩士競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見為：仿效西方，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對外關係上，順從列強，榨取朝鮮、中國等鄰邦，躋身侵略弱國的列強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國策，基旨頗類19世紀興起於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這既是固有文化傳統所使然，也是對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直接仿效。這種社會學說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鬆陰，後有幕末明治間的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在下的《日本 – 華麗的印度（三）》已經有詳細介紹。
吉田鬆陰（1830—1859）承襲佐藤信淵等人的擴張主義，並有應對時勢的具體謀劃。他提出“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海外補償論”，認為日本沒有與西方列強對抗的實力，隻能通過侵略鄰國補償被列強掠奪的損失。他在《獄是帖》中說：“我與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斷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失信於夷狄。但必須嚴章程，厚信義，在此期間善蓄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在貿易上失之於俄美者，應由朝鮮、滿洲之土地以為償。”吉田鬆陰的外交謀略由兩方麵組成：對西方列強暫為隱忍，順從俄、美、英，對衰弱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則取侵略攻勢，進而“控製南洋而襲印度”，為將來“並吞五大洲”作準備。此種戰略構想，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直接前導。
吉田鬆陰
吉田鬆陰在其創辦的鬆下村塾培養了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高杉於幕末亡故，後三人皆成為明治維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歲丸”首航上海，高杉晉作等數十名藩士隨行，他們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國觀”發生重大變更：由先前對“文化母國”的景仰，衍為對一個龐大弱鄰的鄙視，並生出侵淩之念。參加此行的藩士峰潔在《清國上海見聞錄》中寫道：“潔現在上海軍營看到，兵卒敝衣、垢麵、徒跣、露頭、無力，皆乞食，沒有一個有英勇氣概可見。像這樣的士兵，我一人可敵五名。若給我一萬騎，率之征戰，可縱橫清國。”在上海看到清軍的頹敗之狀，激發起高杉晉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詩《曉步西門外》雲：“自許皇國刀鋒銳，五大洲中可獨行。”
高杉晉作
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在走上近現代化道路的同時，也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為推進侵略擴張政策，明治政府一方麵積極推行所謂的“國民皆兵主義”，實行“強兵富國”的侵略方針，另一方麵通過軍事改革迅速確立了軍國主義體製。
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主要對象就是中國，根本遵循就是所謂的大陸政策。1875年後，日本明確提出對外擴張的主要敵手“不是英國，不是法國，亦不是俄國，而是鄰邦清國”。清國“地澤財豐，兵數不下百萬，其幅員人口與全歐洲比齊”。因此，日本對華“兵備之急，猶如渴飲饑食”。1890年12月，在日本第一屆帝國議會上，吉田鬆陰的弟子，內閣首相山縣有朋發表施政演說，宣稱“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護主權線，第二曰保衛利益線。其中，所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域也。所謂利益線，曰與主權線之安危密切有關之區域也”。“欲維持一國之獨立，唯獨守主權線，絕非充分，亦必然保護其利益線。”山縣有朋的這個演說為侵略擴張製造了“理論依據”。正是以山縣有朋的“二線論”為標誌，日本企圖武力吞並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大陸政策正式形成。
山縣有朋
為適應侵略戰爭需要，明治政府利用家國同構、忠孝尊皇的民族傳統對本國人民進行洗腦，統籌政治、經濟、外交與戰爭等諸多領域的事務，形成舉國對外的戰略指揮體製和政策製度保證。從明治政府成立到1877年，日本確立和鞏固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府。《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在軍事和外交上，天皇是日本陸海軍統帥，決定陸海軍編製及常備兵數量，擁有宣布戰爭與締結和平等諸條約的權力。為確保天皇統攬一切軍政大權，日本還在組織製度上作了具體安排，例如平時軍政軍令相對分開，戰時成立大本營統一指揮所有軍隊和軍事行動，實行全民皆兵的戰備方針及相應的征兵動員製度，改革後勤保障和裝備保障體製。特別是大本營製度，由天皇集中統一指揮一切軍事事務，強力的指揮體製和嚴謹的軍事編製，形成了能適應近代戰爭需要的軍事係統。在日本發動的一係列戰爭中，這種軍國主義戰爭體製為日本占據戰爭優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把日本帶進了萬劫不複的戰爭深淵。
甲午戰爭前7年，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提出了《清國征討策案》。該文件對當時中國的軍事實力、防禦部署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作了全麵評估，提出日本應自本年開始，以五年為期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爭取在中國尚弱之時加以攻擊。具體作戰計劃是，以日本海軍擊敗中國海軍，並由海軍掩護陸軍8個師團遠征中國，其中6個師團在中國北方的直隸灣登陸，2個師團進入長江攻占沿岸要衝之地，最終實現攻陷北京、擒拿清帝、使中國乞降於陣前的目的。
該策案提出以五年為期（即到1892年）完成對華戰爭的準備。盡管後來的甲午戰爭（1894年爆發）在具體進程上與此案不完全一致，但其核心思想——通過海軍決戰奪取製海權，陸軍直逼北京，以及戰後割占台灣、遼東等要地——在《馬關條約》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可以說，《清國征討策案》為七年後的甲午戰爭描繪了清晰的藍圖，是日本侵華野心的總暴露。
而日本學術界也不閑著，積極為侵華提供理論根據。東洋史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產生的以中國曆史為核心的泛亞洲史研究，在日本曆史學科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東洋史的興起與明治維新後日本對周邊國家的擴張和殖民活動關係緊密，它的誕生不是一個“純學術”事件，而是為當時日本政治服務的。因此，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步入學界的學者不同，戰前的東洋史學界與日本政治牽涉很深。其中，鼓吹“元清非中國論”者主要有三位：內藤湖南、矢野仁一和宮崎市定。
內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學派”主要奠基者，有“近代日本漢學第一人”之譽。他在中國史的宏觀理論方麵有兩大觀點：一是空間維度的“中國文化中心移動說”；二是時間維度的“唐宋變革論”。其中“中國文化中心移動說”的政治意味最強，與“元清非中國論”淵源頗深。
他認為在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從“中古”向“近世”的轉型。他認為這一轉型主要體現在：
政治層麵：貴族政治徹底衰頹，君主通過科舉製直接任命官員，形成了“君主獨裁”政治。
社會層麵：平民地位上升，此前束縛於土地的農民獲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社會趨向平等。
經濟層麵：貨幣經濟取代了此前的實物經濟。
文化層麵：文學藝術從貴族精英的奢飾品轉變為適合平民趣味的、更為自由表達的形式。
內藤湖南對於“宋代近世說”的把握，有兩條主線，一是明顯受到法國人基佐《歐洲文明史》的影響；二是受到歐洲文藝複興時代曆史模式和特征的影響。內藤湖南套用歐洲曆史分期法，將中國曆史劃分為“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三個階段，又依照歐洲的話語體係來詮釋中國曆史的文獻資料，甚至比照歐洲以及日本近代國民國家形成時的曆史背景—君主與平民聯手打倒貴族勢力，從而構築了中央集權體製。內藤認為唐代是中世紀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依據是宋代出現了“貴族政治的衰頹和獨裁的興起”，清朝君主獨裁政治體製及其呈現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形態，早自宋代已經開始成形。
1934年4月9日，偽“滿洲國”總理鄭孝胥在京都拜訪內藤湖南；內藤湖南的落款及印章
內藤的弟子宮崎市定（1901—1995）更為全麵地闡釋了宋代所具備的“近世”特征：一是內藤湖南曾將宋代比擬為西歐的文藝複興時代，宮崎市定則對之作了全麵係統的論證，認為“東洋（宋代——引者注）的文藝複興比西洋的文藝複興早三個世紀”，甚至前者還“啟發和影響”了後者。他在中國宋代和歐洲近代文藝複興之間列舉了許多平行的史事，而且特別強調中國宋代與歐洲近代文藝複興之間兩個突出的“共同點”：由於基督教和佛教的衰頹，社會和文化都世俗化了，“理性”哲學興起；城市和商業興起，形成了自由支配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農業社會。二是補充了內藤“宋代近世說”在經濟方麵論據的不足，全麵列舉了從宋代到清代的“近世”特征。而這些特征歸納起來，無非都是高度發達的交換經濟與中央集權的國家特征相結合的體現。
簡單地說，宮崎就是仿照歐洲的曆史演進模式，用單線曆史觀念，在東亞世界尋找比歐洲更早的“近代”。通過新的論證，宮崎市定重新調整了內藤“宋代近世說”的指向，將該理論的重心轉向討論中國曆史演進中“近世”的出現。在宮崎的論述下，從宋代開始，中國已提前進入了西方曆史分期中的“近世”。
不過完整的中國曆史是唐朝滅亡至元朝建立（10—13世紀），中國曆史的主線有三條：一是北部、東北地區的遊牧、漁獵民族勢力崛起，遼金政權是遊牧漁獵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代以來邊疆社會曆史的延續和轉型；二是中原地區的局部統一，創造了不同於前代的“宋型文化”和“宋型國家”；三是西北部黨項（西夏）勢力崛起，並整合吐蕃、回鶻等政治力量。西夏是西域與中原之間的經濟文化樞紐，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自身也融合了吐蕃、西域、中亞的文明元素。
“唐宋變革論”卻隻立足於所謂“中國本土”，暗含中國曆史隻是漢族的曆史而不包括遼金西夏及其他政權的曆史，以至於戰後日本學界將唐以後的中國曆史徑直劃分為“純中國世界”和“非中國世界”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而對“中國”的研究隻集中於北宋、南宋，將同時期的遼、西夏、金劃入“周邊民族史”的研究範疇，不包含在“中國”的研究範圍之內。為了建構“宋代近世說”的發展脈絡，打通北宋至明清的“近世”社會走向，一些學者把10至14世紀中國曆史的範圍先是嚴格限定在北宋約260萬平方公裏的疆域之內，之後再轉到南宋150多萬平方公裏的地域，最後又壓縮到元明的江南這一更狹小的地區。在這種側重北宋—南宋—元代江南演進過程的研究範式中，中國的曆史空間被全麵壓縮。這就是日本所謂“元清非中國論”理論根據。
一言以蔽之，這種研究把中國多元一體的曆史發展格局，局限到江南一隅。事實上，宋朝隻是唐朝政治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並非全部。宋以後中國的曆史，漢族在中國文化的傳承和創造占主導地位，少數民族政權則在疆土和疆界形成過程中（包括推動中原與邊疆的一體化進程）占主導地位。但是“唐宋變革論”的視角遮蓋了中華民族及其疆界形成的豐富多彩的曆史內容。
從另一方麵來看，這樣的研究視角過度關注趙宋一朝，忽略了與其並立的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也使得研究者無從鳥瞰這一時期中國曆史的全貌，進而阻礙在整個中國曆史演進過程中全麵理解宋代的特點。正如包弼德（Peter K.Bol）所言，“內藤假說”作為唐宋轉型的“傳統闡釋”，“在某些方麵它是錯誤的，或者是誤導的”。
如果結合內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就更清楚其用心。內藤湖南認為，所謂“文化中心”是指中國文化在特定時代、特定地域內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個時代都會因“地勢”和“時勢”的關係產生一個文化薈萃的“中心”，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並不是永固不變的，而是發展變遷，向前移動的。如中國文明最早發源於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陽為中心的早期文明。
到戰國末，洛陽“地氣盡、人力衰”，於是，在西漢後，長安文明代之而興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國曆史上有名的“長安繁榮”。而“唐來之衰殘”昭示了長安之地“王氣將歇”。長安之後中國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與洛陽、長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東北之地氣形勝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於文化中心，從長安衰落後，就越來越聚集於以虎踞龍盤的六朝故都南京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後中國人文之淵藪。這樣就形成了宋以後中國“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兩股勢力。他預言：東洋文化的發展，有時還會越出本民族、本國的界限，形成一個“東洋文化圈”。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將移至日本，將由日本來代替中國實現中國文化的複興，這就是近代日本的國家使命、文化天職。
關於中日文化關係的問題，可以說是內藤湖南一生學術活動所要追求和解答的最主要問題。內藤認為：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同屬於發源於黃河流域的一個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這個古老文化的刺激下派生、成長起來的子係統。他甚至說，從文化的關係上看，日本可以說就是中國的一個省。這是內藤湖南在解釋中日文化曆史關係時的“中日文化同一論”。既然“日本文化是東洋文化、中國文化的延長，是和中國古代文化一脈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須先了解中國文化”。因此，日本有資格好像滿清一樣，為中國重新注入活力。
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之後的日本，無論物質與精神，都已經準備好侵占東北，當然，為了不刺激歐美列強，在東北找一個代理人更方便。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