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表魔裏 信仰的顛覆（四）

上回說到歐洲各國為了快速富國強兵，不惜高利貸+科技+貿易殖民地的方式爭霸全球。金融+科技的威力強大，18到19世紀的英國，由於專利製度的保障，也由於能提高生產力的新技術會帶來的十分可觀的利潤，於是有許多有錢人投資於各種發明創造。雖然不是所有的發明都能取得預期的成功，但是若某一種新技術發明能應用在生產中而提高生產效率，就會帶來十分可觀的利潤，就如現在的風險投資一樣。技術發明如滾雪球一般，一種新的技術發明出來，就會刺激發明另一種新的技術。如珍妮紡紗機這種新技術，使得能紡出更多物美價廉的紗，那麽將會產生更多地對棉花的需求，又可為提高織布技術帶來了激勵。生產上每個環節技術上的革新，都會刺激相應環節不斷尋找新的技術革新，以便適應新的生產效率下的需求，如同鏈式反應一般。第一次工業革命比較顯著的突破如下：

 

紡織業——一開始由水車、之後由蒸汽機驅動的機械化紡紗大大增加了工人的產量。動力織布機將工人的產量提高了40%。軋棉機使去除棉花中種子的效率提高了50%。羊毛和亞麻的紡織和編織也產生了生產率的大幅提高，但它們沒有棉花那麽顯著。

瓦特在湯瑪斯·紐科門1712年蒸汽機的基礎上在1781年發明了蒸汽機。蒸汽動力——蒸汽機的效率提高，使他們隻需原先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的燃料 。固定蒸汽發動機對旋轉運動的適應使它們適合於工業用途。高壓發動機具有高的功率重量比，使其適合安在運輸工具上，長距離陸上交通的火車隨之誕生。1800年後，蒸汽動力迅速普及。蒸汽機改變了以往的生產隻能依賴人力和畜力的局限，為工業生產、交通運輸提供了廉價而充足的動力。

 

鋼鐵生產工法——用焦炭代替木炭大大降低了生鐵和鍛鐵生產的燃料成本，也增大了鋼鐵的韌性和強度。使用焦炭還增大了高爐的最大大小，擴大了經濟規模。鑄鐵吹塑氣缸首先在1760年使用。其後通過使其雙重作用得到改進，這使更高的爐溫變為可能。鋼鐵業的進步，為技術革新生產的各種新機器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同時也將英國大量的煤炭資源利用了起來。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中北部，和英國中北部擁有大量的煤炭和鐵資源是分不開的。

 

同時航海時代的殖民公司製度逐漸成熟，並擴及到其他行業，資金的積聚及新機器的發明也是引發工業革命的其中兩個主要原因。18世紀時，歐洲本土的貿易發展蓬勃，使商人累積了大量財富。為了獲得更豐厚的利潤，他們便致力投資開設工廠、購置原料和發明新機器。加上隨著各類型機器的發明及應用，舊有以人力為主的生產工序逐漸被由蒸汽推動的機器取代。生產工序的機械化，提高了工農業的產量。結合以上的種種原因，就成就了工業革命的輝煌。

 

圈地運動配合工業革命，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和工業原材料，以及能供養更多的非農業人口，確實是工業化的一個必要前提，土地集中後的規模耕作增加產量，被驅趕出的農民則投入工商業成為勞動力的來源。不過以信貸為刺激的經濟模式必然帶來工人收入追不上通脹的弊端，加上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也由於當時沒有任何政府提供的保障，許多工人在因經濟危機而失業的情況下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在正常的經濟環境裏，生產環境也十分惡劣收入也很微薄，這些有限的社會福利並沒有多大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狀況，由此導致勞資雙方也就是所謂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對立。如1811年，一個名叫盧德的英國工人搗毀機器，從而引發了反對機械化的盧德運動。

因此猶太金融集團必解決此深層矛盾，不然會影響資本家的經營環境，甚至影響政權穩定。對工人的憤怒必須加以引導，而最好的引導就是他們自己派出代理人領導工人，於是馬克思主義應運而生。

 

以韋伯提倡的資本主義如英國，工人通過與資方的有限的鬥爭以及恰當的妥協，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學說鼓勵的徹底鬥爭與破壞，為自己爭取到了更多的利益，同時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也不那麽大。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環境，不讓物質的大量富餘和人民的相對貧困，使社會矛盾加劇，革命思潮洶湧，英國等國通過改革實行“民主”穩定社會。

 

但高利貸經濟模式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因此貧富懸殊，通脹蠶食工人工資的現實沒有根本的改變，隻是速度緩慢一點而已。

 

另外他們通過馬克思為代表的激進派係不斷發動暴亂，消耗歐洲各國君主的實力，如1848年的歐洲革命，但在俄羅斯鐵騎的保護下，歐洲暫時把暴亂鎮壓下去。這點讓猶太金融集團認識到，必須除去俄羅斯這個“歐洲憲兵”。而韋伯式的資本主義速度太慢，必須直接用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方式迅速屠殺俄羅斯所有保守勢力。因此列寧建立蘇聯後，屠殺幾千萬俄羅斯白人。而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的流亡分子逃竄到美國後，與美國本土左翼勢力結合，組建共和黨，推出林肯競選總統成功，比較美國是共濟會建立的國家。

 

林肯通過南北戰爭，用軍隊屠殺幾十萬人後，成功消弱了美國南方的保守勢力，從此左翼一統美國江山。南北戰爭結束後，馬克思按耐不住興奮的興趣，寫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祝賀林肯。（詳情可重溫《重歸金本位 – 左翼國父》）

 

另一方麵，韋伯為了誘騙基督徒擁抱高利貸經濟，創造性的把加爾文教派的禁欲與資本主義聯係在一起。他以從加爾文教派發端的英國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職業觀為代表，他選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證道詞和著述做為證據，一方麵強調消費的節製，二方麵則強調自願勞動的重要性，鼓勵人們不可以虛度光陰，否則會浪費掉上帝賜與人們的寶貴時間。而衡量一份職業是否有用，依據的判斷標準有兩種，其一是能榮耀上帝的道德標準，其二則是個人獲利的程度。

 

正是因為節製消費，以及強調勞動的觀念，使得資產階級的資本逐漸積累，由此，漸漸發展成一種屬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資產階級累積自己的財富，在合理的範圍自由使用金錢，這些行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這些資產階級也不需要擔心世俗中的財富分配不平均問題，因為他們認為財富的分配不均是來自於上帝意誌的安排。

簡單說來就是隻要節製消費就是禁欲了。但原始加爾文教派認為，天主教添加了大量雜七雜八的東西，信仰不純潔了，要回到希伯來傳統。如

 

一 初代教會，沒有教皇、主教製度，所以這些要廢掉

 

二 初代教會，儀式簡樸，教堂沒有華麗的裝飾，祭司不穿華麗的製服，所以這些要廢掉

 

三 初代教會，沒有聖母瑪利亞和聖徒崇拜，所以這些要廢掉

 

總之，天主教搞起的東西，都要廢掉，恢複到初代教會的模樣。有的新教徒要甚至不過聖誕節，因為這個節日從日耳曼異教習俗演變而來。

 

他們甚至認為，藝術繪畫戲劇等東西，擾亂人心。改革派除去天主教俗麗無用的惡習、抑製感官的愉悅、停止多彩多姿的嘉年華，不得再膜拜聖人，防止多神教發展。它們的終極目標是“純淨”的宗教，信徒隻要專注於內在、鍛煉神聖的靈魂。

 

諸君需要明白，歐洲各國在梵蒂岡權威淪陷後，為了打破梵蒂岡壟斷聖經解釋權而支持新教。同時梵蒂岡已經不是耶穌之後的初代教會了，也是歐洲各國的共主。失去這些威儀，也就失去領導各國的權威。而且基督教是一神教，不要說異教，甚至教內的分歧往往也打成異端，與魔鬼同類。因此新教成立以後，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對他們認為的異端也是毫不手軟，手起刀落，血流成河，屠村也是經常發生的事。

 

好了，閑話休提，諸君可見韋伯提倡的節製消費豈能符合加以文教派的禁欲？當然左翼都是奉行雙重標準，出於需要，他們可以任意解釋。韋伯立下如此功勳，故此在當時德國的政界頗具影響，曾以顧問的身份參加了德國在凡爾賽會議的代表團，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即魏瑪憲法）的起草設計。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是屬於恩格斯創建的第二國際的社會黨執政。

當時歐洲各國大費周章，隻因歐洲已經信封基督過千年，強行剝奪大家對高利貸的厭惡會帶來反效果，這恍如西漢的“儒表法裏”。

 

漢宣帝為皇太子劉奭選的老師都是儒生，所以說劉爽特別喜歡儒家經典，對於自己的父皇用很多嚴刑酷吏的官員，他就非常的不高興，認為這樣太為殘酷，而漢宣帝劉病處死了蓋饒寬等人，太子就進言說皇帝刑罰太過於深重，應該多用儒生治國，漢宣帝劉病很不高興，說皇家製度本來就是霸道王道的混雜，怎麽能完全的依靠儒術來治理？

 

確實從秦到漢，實際上是漢承秦製、漢承秦法，在很多方麵實行的仍然是秦的那套體製，但是與秦相比，它的弦就沒有繃得那麽緊，沒有那麽極端了，從漢武帝以後開始了一個“獨尊儒術”的時代，就是從典籍上確立了儒家的地位。

 

“獨尊儒術”實際上在整個西漢一朝形成一個現象，一直到東漢末年，甚至到曹魏初年的一些人像王符、王粲還在寫“儒吏論”等文章論證“儒”應該有一定的地位。其中心論點是“吏有所短，儒有所長。”秦朝時期主張“以吏為師”，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可是到了東漢末年，這些大儒仍然在反反複複地講“儒和吏應該平起平坐”，國家雖然離不開“吏”但他也有缺點，“儒”雖有點不切實際想入非非，但仍有他的長處。他們要求對“儒”、“吏”能夠平等待之。從這些語言中很難感覺出“儒”在“吏”之上。

 

一直到王莽時期，整個國家大共同體的控製力依然在強化，也就是說“法家化”的趨勢並沒有中斷。但如果僅從經濟政策而言，漢初還是比較寬鬆的，到了漢武帝以後越來越緊，一開始是“鹽鐵官營”，把所有可以贏利的東西都由國家壟斷起來；接下來又搞了“君輸平準、算緡告緡；到王莽時期又進一步“王田私屬、五均六管”，幾乎把農業、工業、商業、市場通通管製起來，可以說到王莽時代一個輪回又輪回到了秦的狀態。

 

人心向儒，秦始皇太急躁，不懂溫水煮蛙之道。因此西漢就以“儒表法裏”。猶太人比秦始皇聰明多了，用耶教包裝高利貸，可謂是“耶表魔裏”。

 

經曆二戰之後，梵蒂岡也被左翼完全滲透，故此歐美目前的教會已經與當前高利貸經濟模式血肉相連。2020年12月8日美南浸信會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神學院主席理事會發表聲明說：譴責種族主義Racism和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 是與他們的信仰不相符。美南浸信會是美國最大的基督教派，有一千五百萬會員。它向「批判性種族理論」 和 「交叉性理論」 投降了！

 

川普的金本位政策已經與當前資本主義體製相抵觸，目前教會基本不會提去年大選的舞弊，同時提倡打疫苗。但所謂疫苗的防止傳播新冠的童話已經破滅。從接種率非常高的英國、以色列、新加坡，最新感染病毒的人群中有75%+接種過疫苗，這樣的感染率怎麽可能防止病毒傳播呢？但各國政府以公共健康為理由禁止不打疫苗的人參與各種公共活動，但教會竟然可以無視這些事實。現在歐美政府竟然提倡打第三針無效的疫苗。

 

輝瑞CEO表示，新冠疫苗抗藥性變種可能會出現，但他們將能夠在3個月內研發出針對“特定變種”的新的mRNA疫苗。每次病毒變異都需要打一針，沒完沒了。此新的mRNA疫苗很能再次獲得FDA緊急使用授權，在一年後獲得“正式批準”。

 

這樣下去沒完沒了。現在各國政府已經不看重症率與死亡率，因為一個重感冒的封城。要求所有人打疫苗，很難令人不相信中間沒有陰謀。

 

目前美國正如當年西漢，貧富懸殊。西漢從漢武帝時代起，中央政府壟斷了鑄幣、和鹽鐵這些商品的生產銷售，人們想通過工商業致富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地方豪強大族出現，占據了大片土地，雖然西漢中期有牛耕、鐵器和水利都有很大的發展，小農靠辛苦勞作達到小康生活水準並不難，但社會上升通道被堵死了。

 

豪強大族兼並小農土地的問題，從漢武帝時期已經出現，漢武帝為了避免豪強發展成為對抗中央的地方經濟和政治勢力，采取鐵腕鎮壓、強製遷徙各地的豪強富戶到關中，抑製了土地兼並。但到了西漢中後期，由於選官製度的局限，造成地主的經濟利益和官僚行政力量相勾結、互相袒護的情況越來越固化，所以靠中央政府來打擊土地兼並，中央既難以全麵查清土地兼並的實情，抑製兼並的手段也難以貫徹——大批官僚就出身於豪強大戶，他們當然不會有積極性貫徹這樣的政策。

 

但是在西漢，儒家高舉仁政、王道的大旗，取得了道德和話語製高點，其所標榜的周代政治體製，就成了很多不滿現狀的人心中政治改革的目標。而王莽提倡恢複周朝的土地歸皇家所有的井田製，把鹽、鐵、酒、山林川澤收歸國有，改革幣製，更改官製與官名等等，他想在當時的社會上建立一個新的“周禮模式”。

王莽發跡的過程就高度依賴儒生的支持，對抗其他外戚，政治勢力。王莽也確實知行合一，個人修養堪稱儒家人格的楷模。作為高官，他率先提倡儉樸，與豪門大族的奢侈享樂形成鮮明對照。他和家人都是粗衣陋食，王莽為了節約布料，家人的衣裙都做得很短，隻到膝蓋。在古代體力勞動者才是“短衣襟小打扮”，生活優渥，有地位的人都是寬袍大袖，他不需要體力勞動，沒有衣著造成行動不便的問題。

 

《漢書王莽傳》裏說，一次王莽的母親生病，公卿列侯們都派夫人來王莽家問侯（因為是女眷生病，所以其他官僚也派自家的女眷來探病），王莽夫人出來迎接，衣裙還不及地（沒有蓋住腳），大家開始都以為是家裏的傭人，一問才知道原來是王莽夫人，滿朝皆驚。而且王莽知道哪裏有水旱災害，都會節儉膳食不吃肉。王莽對自己私德的嚴格要求達到不近人情的苛刻。

 

在漢哀帝繼位後，王莽一段時間被免官下野，他的二兒子王獲殺死了一名奴婢，王莽竟逼自己的兒子自殺償命。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看，主人殺死奴婢，大不了認個罰款了事，哪有主人償命的道理，王莽的道德水準簡直高得不可思議。後代儒生多以王莽是巨奸大惡之徒的理由出發，認為王莽不過是表演親情苦肉計來賺取社會名聲，但就算是表演，最起碼他表明了一個和奴隸製勢不兩立的明確態度。再加上王莽為人謙恭，禮賢下士，在儒生們的眼裏簡直就是周公再世，所以迅速成了全社會一切批判現實力量的旗手。

 

《禮記 中庸》篇引用過孔子的一句話：“生今之世，欲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也”，就是：生活於當代的人，偏要按古代的辦法做事，這樣的人有災禍了。孔子本人主張恢複周禮，他卻反對“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道”。孔子反對機械地複古，這是有違中庸之道的。其實就是提出正確認識“現代性”的問題。孟子也稱讚孔子是“聖之時者”，“時”就是現代、當下的問題。是誇讚孔子有這樣的智慧，能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的矛盾。這樣看來，王莽和他同時代的儒家大師們，並未能實踐孔孟之道的精髓。錢穆先生對王莽的評論是“王莽理想高遠，但無手段，隻是一位書生，有點迂，而且不近人情。”

 

目前沼澤沒有王莽的私德，但提倡大政府公有製則是雷同。其實當年列寧預言，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

 

歐美無論媒體，高科技，糧食，能源，零售都已經是壟斷，這個壟斷與公有製區別已經不大。而且這些壟斷企業都是八旗企業，就算真是公有，他們也是搖身一變成國企老總而已。列寧的所謂預言，隻是他們的計劃而已。

 

可以預見，深層政府王莽式的變革，必然帶來天下大亂，甚至帶來深層政府的分裂，畢竟深層政府摧毀美國的政策同時也是摧毀沼澤內部很多人的利益。充公財產，開放邊境收難民，除了真正核心階層，誰受得了？

 

錢穆先生在《曆史與文化論叢》中認為，正為今天這個世界，一切人生發動力在資本主義者，則無怪反過來要有共產主義的崛興。但共產主義隻是資本主義的反麵，把反麵來反正麵，其實正反兩麵還是一體。正如你的手，手掌手背，還是那隻手。若我們不要這一手，要換另一手，不講物質，不講經濟，其事卻不易。所有西方人到底不能徹底反共產主義，我們不要對此太樂觀。

 

隻要西方資本主義一天存在，共產主義也會存在。共產主義本也產自西方，依然在西方文化體係裏麵。錢穆還說西方總想把共產主義來源歸於孔子秦始皇，推到別人身上去。其實遠從法國大革命，西方社會這毛病已經見，無產階級的運動從此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此項毛病便在俄國人身上發作。第二大戰以後，法國，意大利的國際共產主義風起雲湧，那時中國才追上去。

 

這是錢穆先生1966年台北楊冪山莊的演講，可謂一針見血。錢先生不懂經濟金融有此見識，確實一代宗師。隻是信貸金融隻是工具，關鍵看用的人，下回我們一起回到宋代，看宋人如何正大光明運作金融工具造福人民。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