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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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4年1月能登地震災害發生至今已將近兩年，但當地不僅災後重建工作尚未啟動，就連基礎的災區清理工作也仍未完成。幾天前，高市早苗視察能登災區。既沒有解決災民們的住房恢複問題、也沒有給當地災民發放他們急需的生活物資。當然比較諷刺的是，災民代表不僅沒有向高市早苗索要這些災區急需的物品，反而是表示“我們的生活苦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最重要還是日本不能夠輸給中國”。
在一般人印象中，日本人彬彬有禮，又是民主富裕社會，政府一定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而日本因為是資源貧乏的島國，門閥政治下的農民，一直被橫征暴斂。他們雖然一直熟讀儒家經典，但他們從來沒有仁政這個概念，包括明治維新工業化的成果也從來沒有與人民分享。
前麵幾篇文章說到，日本通過大力發展造船業，海運。海運對國民經濟來說，既是一個獨立的產業，也是和其他產業密切相關的，是國民經濟係統中的重要一環。明治時期日本海運業的發展，不僅帶來了造船、煉鐵等重工業及紡織業等輕工業的快速發展，還促進了海運體係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明治時期，在“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政策的推動下，日本工業化水平大大提高。下表為日本主要產業產值比較表，分別統計了部分工業部門1914年和1919年的產值數額。
大家可以看出，在重工業中海運和造船兩個行業發展最快1919年的產值分別是1914年的10.87倍和12.48倍，取得了驚人的發展。這充分說明海運業和造船業經過明治時期的快速發展，又抓住一戰的發展機遇，已經成為引領日本重工業發展的代表，體現了日本工業近代化的速度和水平。
由上表數據製作表7，考察海運、造船、煉鐵的產量占重工業產值及工業總產值的比率為：
可以看出，海運、造船、煉鐵三個產業的產值相加，在1919年接近日本重工業產值50%，堪稱日本重工業的重中之重。三者的產值在1914年占整個工業總產值的12.4%，到1919年擴大到22%，占比超過工業總產值的五分之一。重工業的發展水平和工業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水平。因此，海運和造船、煉鐵三大行業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畝川鎮夫所說：“海運的興廢不僅可以左右國民經濟的發達，還和國力的消長浮沉、國防的安危有著密切的關係。
進入明治時代，日本的工業一直以輕工業為主，其中尤以紡織業占最大的比重，處於核心地位。紡織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構成日本近代工業的主體，甚至壓倒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而稱霸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海運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1893年，日本郵船會社開通了第一條遠洋航線神戶—孟買線，這不僅是日本邁出向遠洋擴張的第一步，也是日本政府以扶植海運業來帶動其他產業的重要一步。這條航線打破了日本—孟買間航線被英國、澳大利亞、意大利航運公司壟斷的局麵，成為日本紡織工廠獲得棉花等生產資料、並銷售紡織產品的保障。被稱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澀澤榮一曾經這樣評價這條航線 ：“這條航線的開設，主要著眼於推動國家產業發展的國家利益。”為此，日本政府對這條航線大力維護，每年提供補助金，來保障這條航線在與歐洲強國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自1887年後，由中國、印度進口的廉價優質原棉不斷增加，改變了日本紡織業以往主要以國產棉花為原料的局麵。孟買航路的開通和運行，進一步保障了日本紡織業的原材料進口，1904年，日本進口印度棉花達106.9萬擔，此後進口印度棉花數量更是迅速增加。原棉的大量進口，促進了日本紡織業的飛速發展。1903年，日本的紡織工廠數從1893年的40家增長到76家，錠數從38萬錠增加到138萬錠，產量從41萬包增加到80萬包；1913年，工廠數、錠數和產量更分別增加為152家、242萬錠和150萬包。20年間生產設備增加了6倍，產量增加了3倍半。20世紀前期，在世界主要棉織品的生產總額中，日本在數量上所占比重（41%）大大超過英國（29.9%），而在價格上所占比重則又低於英國（37%），可見，日本已代替英國躍居世界之首，並擁有強大的競爭能力。可以說，海運業的發展是日本紡織業源源不斷地獲取廉價原材料的保障，同時又為日本紡織業銷往海外提供了便利。
海運業的發展不僅影響造船、製鐵、紡織等工業，還和通訊、電力、保險、教育等部門也密切相關。可以說，海運業是一個綜合性產業部門，和明治以來推行的三大改革政策息息相關。海運業不僅作為一個獨立的交通部門存在，還是一個係統的、綜合的產業，包含諸多相關產業：“概括說來，海運業和國力的消長和產業的興廢有著密切的關聯，其任務非常重大，與之關聯的事務非常廣泛。”作為海運、造船、製鐵、煤炭、燃料等工業部門與“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密不可分。海事行政部門的完善、海員學校及商船學校的建立，海上保險和再保險等金融機構的設立，以及各類協會的組織，又與行政、教育等息息相關，促進了近代日本的“文明開化”。可以說，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化之路，就是一條“海運興國”之路。
不過，日本百姓並沒有從中得益。表麵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迎來了新一輪社會變革。維新派為推翻幕府勢力，迅速啟動了一係列改革，廢除舊有的家格製度，宣布“四民平等”，即從法律層麵上消除“士農工商”的社會劃分。然而，維新政府並沒有完全推翻舊貴族體係，而是將原本的家格貴族體係改名為“華族”，並對其進行等級劃分，以確保這些貴族勢力在新政府中得到安撫。原本的高家格貴族被編入“公侯伯子男”五個等級，成為日本的新貴族階層。
維新政府在名義上強調平等，卻在實際操作中繼續維持原有的等級製度，隻不過是換了一個稱謂。這場社會變革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種形式上的“改革”，貴族階層依舊掌控著日本的政權和經濟命脈。為了吸引有才能的平民加入政府，明治政府也在少數情況下將某些有功平民提升為華族。例如，出身貧農的伊藤博文由於在推動日本現代化方麵的卓越貢獻，獲得了“公爵”稱號，被納入華族。
然而這種個例並不改變整個日本社會的等級本質。伊藤博文雖有著“平民”背景，但他的家族實際上可以追溯到古代天皇的後裔，顯示出日本貴族階層對出身和血統的重視。即便是維新派中的平民代表，在社會地位和家族背景上也並非真正的平民，這更加強化了貴族在新社會中的影響力。
《華族令》於1884年頒布，將這些舊貴族細分為“公侯伯子男”五個等級，並賦予他們在新社會中更為穩固的社會地位。而在社會的另一端，生活在底層的“部落民”依舊遭受歧視，他們被迫延續從事傳統上被視為“不潔”的職業，形成了日本社會中隱蔽而持續的“種姓製度”。
明治政府賦予華族的特權不僅體現在爵位上，還通過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分配進一步鞏固了他們的優勢地位。隨著日本現代化的推進，華族們逐漸滲透到經濟和政治領域，許多華族家族的成員在政府擔任高官，或通過企業積累了大量財富，成為日本經濟的支柱。
舊貴族們在社會上層之間構建起龐大的關係網，通過內部聯姻和子嗣培養，將社會資源牢牢掌控在手中，使得普通平民難以插足其間。即便普通人擁有一定才幹，想要在這樣的階層中立足，依然是難上加難。
江戶時代的家格製度在表麵上已經隨時代變遷而消失，但舊貴族的影響力在社會中依然根深蒂固。
而在另一端的部落民則因身份的不同被排斥在社會主流之外。部落民的源頭可以追溯至江戶時代的“穢多”和“非人”階層。穢多是指從事與“生死”相關職業的人群，包括屠夫、製革工等，由於日本傳統觀念認為血液和死亡是不潔之物，這些與血液、肉食相關的工作者便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他們在城市邊緣聚集，形成了獨特的社區，但生活始終受到限製。
盡管明治維新後政府取消了對這些群體的稱呼，將其稱為“部落民”，但這種改稱並未實質性改變他們的生活狀況。明治政府在改革中並未采取措施消除對部落民的偏見，反而是采取了一種“名義平等、實際排斥”的政策。維新之後，這些部落民的生活環境並沒有顯著改善，他們依然居住在城市邊緣地帶，生活在一種隱形的隔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