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 華麗的印度（一）

很多中國人向往日本溫吞且平靜的生活。從關東地區的淺草寺和鐮倉，到關西地區的清水寺和奈良，有人可以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反反複複去打卡。經曆過“失去的三十年”以及“鄉村振興”的日本，現如今城鄉之間的差別已經不大。街道幹淨整潔，不過分喧囂，極具文藝氣質的咖啡館和居酒屋隨處可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禮貌周到，同時又保持著恰如其分的邊界，這些很容易就能給“遊客”留下不錯的城市觀感。

但實際上，日本暗藏著森嚴的社會等級製度、恥感文化、資源匱乏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文化烙印與思想規訓。其實日本人所表現出來的耐心、謙卑，不過都是社會等級製度森嚴規訓的結果。比如在日本的職場中，就有一套明確的等級禮儀。遇到同級同事時，要鞠躬15度；遇到上級或者是重要訪客時，應雙手緊貼褲縫鞠躬30度；如果是向對方表示歉意等特殊場景，則要鞠躬45度。電梯裏的站位、行走時的排位、接待時的座位……也都有著明確的長幼尊卑。

加上日本二戰後推行終身雇傭製和年功序列製，這種製度本質上是默認年齡越大，工作經驗就越豐富，對企業的貢獻也就越大，自然而然地就應該獲得更高的勞務報酬。因此一個年輕人想靠能力升職是非常困難的事。

日本還表現在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下級對上級需使用敬語（如對課長需說“課長、報告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行為上需絕對服從指令。上級的決策即使存在瑕疵，下級也極少公開質疑，以免破壞“和”（集體和諧）。上級批評下屬無需顧忌，如“讀空氣”（察言觀色）失敗者遭公開羞辱；，下級這需要表現出接受與恭順，表示立刻改，無論是否有道理。

日本這種等級製度，其實主要是受“武士”文化的影響，“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忠誠、服從、集體榮譽這些。從江戶時代起，日本的社會階層就已經嚴格按照“士農工商”的等級製度在排序了，這裏麵的“士”就是指“武士”。我們從一些影視劇裏也能感受到武士在日本社會中的統治地位，農民、工匠和商人的社會地位依次遞減，不同階層的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待遇有著非常明確的界限。

而且早在飛鳥時代（公元592年到710年），中國的儒家思想就傳入了日本。從江戶時代起，儒家思想正式成為日本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強調“三綱五常”“長幼尊卑”。所以說等級觀念，是早就已經深入日本人思想裏的，他們隻是遵守這種等級製度。

不過日本所引入的儒家其實是一個閹割版的儒家。如孟子說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充分體現了孟子孟子主張君臣關係需以“仁義”為前提，否定了無條件忠君。這有違日本的“萬世一係”。因此江戶時代筆記《雨月物語》記載，僧人西行法師稱《孟子》因宣揚“湯武放伐”（即誅殺暴君紂王是誅“獨夫”而非弑君），觸犯日本皇權神聖性，故“八百萬神惱怒，屢起神風，翻覆其船”。此傳說實為隱喻：孟子的“革命合法性”理論（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直接挑戰天皇“萬世一係”的不可動搖性。

因此日本的所推崇的儒家，隻不過通過曲解“三綱五常”來推行愚忠式的種姓製度。正如江戶中期的學者伊藤仁齋所歎：“他國聖人之教，亦有多不適本朝國情。”這句話道破了日本接納外來思想的根本邏輯——一切學說皆需屈服於“神國”敘事的鐵壁之下。更不要說中國有科舉製度，促進階級流動性。嚴格來說，日本都目前為止還是推行“九品中正製”的門閥製度，而中國在宋朝以後，已經中央官僚集權製度，中央政府在中前期是有能力調和各階層的利益。

江戶幕府將日本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士族處於社會頂層，而農民、工匠和商人則依次排列其後。尤其是“士”族，即武士階層，是幕府政治的支柱和社會秩序的象征，他們不僅擁有世襲的特權，還掌控著土地、軍權和稅收。而在這些表麵分明的等級之外，還存在一層更為細致的社會劃分，涵蓋了幕府官僚、公家和武士大名等統治階層的不同家格等級。

在他們之下，還有負責輔佐幕府、分管各地事務的武家大名，他們的權力則根據家格高低受到不同程度的限製。武家大名的家格從最高的“藩主大名”到低一級的“旗本”不等，每個家族的家格和出身直接決定了其家族未來能夠在幕府體係中達到的地位和職權。幕府的統治模式將武士階層納入其中，使得武士的權力與地位極為穩定，但也因此限製了普通百姓的社會流動。對幕府來說，這種固定的階層結構便於管理，但對平民而言，卻幾乎剝奪了任何向上發展的可能。

普通百姓終其一生可能隻能生活在自己家族世代居住的村莊或城鎮，從事著規定的職業，子承父業，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幕府實施的嚴苛身份製度不僅限製了平民的職業選擇和生活空間，還使他們與上層貴族之間隔絕，無法攀登社會階梯。

在封建等級製度下，人們的職業是固定不變、世代相襲的。在四個等級之外，還有"穢多"(從事製革和屠宰等職業）和"非人"(即藝人、乞丐）等賤民，其社會地位更為低下。農民是被統治階級的主體，占全國人口的80％，每年要向封建統治階級繳納地租和附加稅，僅地租一項就占收成的50-60％。加上日本有四分之三被山體覆蓋。由於地形複雜，山地和丘陵地帶較多，可用於耕種的平原麵積相對較小。同時土壤貧瘠，多為火山灰、泥炭土，僅衝積土水田適合耕作，單位產量受限。

同時日本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承擔全球10%地震與7%-10%火山活動，台風、暴雨常毀壞農田。2023年高溫幹旱導致多地水稻絕收，加劇糧食危機。氣候以溫帶季風氣候為主，水稻一年一熟。不像泰國熱帶氣候可一年三熟，年產糧食3000萬噸（日本僅1100萬噸）。日本的人口約1.24億，而泰國人口約7170萬。日本土地麵積比泰國小了26%，人口卻多了73%！這意味著日本要以更少的土地養活更多的人，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且，日本氣候偏冷，在寒冷地區，人們的食量需求往往更大，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源緊張的局麵。日本自古就是苦寒之地。此外日本農民還要負擔各種勞役，如修橋、補路等，再加上高利貸的盤剝，農民生活非常困苦。

實際上，到18世紀後半期，日本封建社會已開始解體，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商品經濟已深入日本農村，封建領主土地所有製受到破壞。一些商人和高利貸者把農民抵押過期不能贖取的土地收歸己有，並招募農民開墾土地，開始用占用的土地剝削農民，成為新興地主。工場手工業也得到迅速發展。江戶、大阪、京都等城市成為商業中心，並出現一些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高利貸商人。

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引起了社會關係的變化。大名、武士，特別是下級武士逐漸資產階級化，要求社會變革。本來上層貴族是鄙視工商業的，但是日益擴大的消費要求，增加了他們對貨幣的興趣和追求。一部分武士，特別是下級武士很想發財，他們或收商人為養子，或給商人作養子，或通過包稅、收高利貸，逐漸資產階級化，士商等級被逐漸突破。日本西南部的薩摩、長州、肥前、土佐四個藩中的下級武士迅速擴充實力，成為當時日本政局中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代表著日本資產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迫切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改革。

早在17世紀初，日本的海外貿易就很活躍，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也很迅速。但是進入17世紀30年代以後，幕府開始實行"鎖國"政策。19世紀初，美、英、俄等國就謀求打開日本的大門，與日本通商，遭到幕府的拒絕。1842年，幕府懾於中英戰爭的後果，開始向資本主義國家妥協，首先允許外國船隻在某些港口加煤上水。1853年美國以武力扣關，強迫日本開國。美國海軍準將柏利率艦隊闖入浦賀港，打開了日本大門。在美國的武力威脅下，日本幕府被迫於1854年和1858年兩次與美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隨後，英、法、俄、荷等國也步美國後塵，和日本政府簽訂了類似的條約。

日本的大門被打開以後，外國的廉價商品潮水般湧進日本市場，使日本手工業受到嚴重衝擊和排擠。1860-1867年間，商品輸入增加了13倍，輸出增加了2.5倍，日本黃金大量外流，米價暴漲，加深了人民的苦難，就連下級武士的生活也受到了影響。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起義暴動連綿不斷，出現了50-60年代農民起義和城市貧民起義的高潮。1852-1859年發生起義50次；1860-1857年增至93次。

1866年由於農業歉收，米價暴漲，幕府又加征巨額臨時稅，許多城市發生饑民起義。暴動從兵庫開始，擴展到大阪，進而席卷了近畿和東海各地。連幕府所在地江戶也燃起了反抗怒火，鬥爭的矛頭直指幕府。

各地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幕府的根據地武藏、上野一帶，以貧農和手工業者為主發動了起義，他們要求選舉地方官，平分土地和解除封建義務。城鄉人民的鬥爭動搖了幕府的統治，推動了倒幕運動的發展。

幕府統治末期，各種社會矛盾全麵激化。當時日本各級武士約有40萬人，連同家屬180多萬。武士的生存是依賴於封建製度的，但是幕府日趨減少其祿米供應，武士的生活日漸貧困，中下級武士與上級武士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有一種"恨主如仇"的不滿情緒。為了生存，一些下級武士不得不行醫、當教師或經商，也有的當上了資本家。反對幕府統治的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形成。

而歐美同時也加緊對日本的侵略。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英法兩國。法國支持幕府，英國支持維新。但日本幾乎沒有可開發的資源，除了淡水和魚，煤、鐵、石油、橡膠等工業原材料，在日本幾乎都找不到。而且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雖然名義上是一個農業國，但實際的糧食產量，連自己人都養活不起，隻有大名貴族和高等級的武士，才能頓頓吃大米。

另外，當時日本雖然有三千多萬人口，但大部分都是平民，貴族占比還不到總人口的10%，這種人口比例很難傾銷商品。殖民國家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日本基本就沒有銷售市場。對於列強而言，打劫日本，本身就是一樁虧本買賣。不過英國人發現日本最大的優點就是地理位置。日本的位置非常關鍵，讓日本牽製沙俄，進入東北最合適不過。而更為關鍵的是，日本國內資源極其匱乏，英國正好可以用東南亞的石油和橡膠資源控製日本。這樣日本就會像條狗一樣聽從英國的指揮。於是，英國和日本的深度合作就此拉開。為了幫助日本盡快建立軍工體係對抗沙俄，英國給日本提供了免費的技術支持和大量啟動資金。作為回報，日本就像看門狗一樣，幫英國盯著沙俄在遠東的一舉一動。

英國人在1863年的一場小規模衝突中，意外發現了另一個可以利用的棋子。那年9月，四名英國人在薩摩藩領地上沒有避讓藩主的隊伍，結果被日本武士當場斬殺。英國海軍派出軍艦前往鹿兒島城進行報複，卻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頑強抵抗。薩摩藩的軍隊以精準的炮火，重創了一艘英國戰艦，擊傷了另外兩艘，造成63名英軍傷亡。

這場戰鬥讓英國人看到了日本武士的戰鬥力，於是迅速與薩摩藩建立了＂友好＂關係。英國人的態度轉變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就在當年，與薩摩藩關係密切的長州藩就派出了伊藤博文、井山馨等五位年輕人前往英國＂遊曆＂。這些年輕人在英國看到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巨大變化，回國後成為了推動日本變革的重要力量。英國人則在幕後推波助瀾，策劃了一場日本版的＂顏色革命＂。

英薩和談中有一位英國外交官薩道義對日本文化非常感興趣，他將他在日本的見聞發表在英文報紙《日本時報》中，並首次提出了幕府將軍並不是日本真正的“國王”，僅僅是諸侯首領，各國與幕府簽訂的合約實際上缺乏合法性，也造成了各藩都想與英國單獨簽約的混亂，應是廢除所有現行條約，與天皇及諸侯開會共同定立新條約。

1866年薩道義的文章被翻譯成日語，命名為《英國策論》。在倒幕派中產生了巨大反響，一時洛陽紙貴，連深居宮廷的公卿們也在傳閱此書。薩道義提出的“幕府不能代表日本，應當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權”的主張被認為是明治維新原型之文，1867年6月阪本龍馬的“船中八策”中“大政奉還”主張（日本政權還於朝廷和天皇）便是受到《英國策論》的影響。不得不說薩道義的文章直接推動了倒幕運動的推進，並為明治政府建立了政治提綱。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