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話說老板與澤連斯基通電話後，全世界充滿和平的希望。不過通話結束不久，俄羅斯就猛烈轟炸基輔。4月28日，俄羅斯也用導彈轟炸尼古拉耶夫造船廠的海軍辦公區，27名北約軍官正在進行軍事會議，因此命喪黃泉。
現實可能是美俄雙方都不想停。美國停，意味承認失敗，整個北約都打不贏俄羅斯，美元霸權會立刻結束。現在雖然已經很多國家已經同意用人民幣交易，但隻要戰爭還在繼續，大家也不敢一哄而上。而拖對俄羅斯也有利，一邊可以對北約放血，一邊經濟也不受影響，油氣還越賣越多。目前全球除北約外，明裏暗裏都支持俄羅斯，俄羅斯在世界的話語權越來越大，真沒有停的必要。估計俄羅斯起碼占領整個烏克蘭與波羅的海三國才會考慮停手。意味美俄雙方目前已經不能共存。目前中美俄烏法國這些可能隻是愛好和平的姿態，該怎樣，還是怎樣。
中國方麵，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中國必須接受美國對現狀的劃分。如果它不尊重華盛頓為它劃定的無害繁榮與曆史性科技發展之間的界限，那麽它應該會麵臨大規模製裁。”耶倫這個意思就是中國必須呆在中低端，美國高端，人民幣也不能威脅美元，否則就是不尊重美國人劃定的“無害繁榮與曆史性界限”，就要被大規模製裁。同時拜登也宣布在南韓部署核武器。
因此中國也不聽美國打過來的電話，也不接待布林肯的到訪，不斷減持美債。最新有阿根廷，巴西與泰國等國願意用人民幣與中國貿易。人民幣交易的策略很簡單，假如中國從巴西買1000億人民幣土豆，中國拿到土豆，巴西拿到1000億人民幣。巴西拿出690億人民幣找中國換到100億美元還給美國，手裏還剩310億人民幣。結果：中國拋棄了美元儲備，巴西通過中國用土豆還清了美債、儲備了人民幣。意味美國可以控製的中國資產慢慢減少。
全球大戰的氣氛越來越濃，類似法國大革命後，拿破侖上台的歐洲。話說共濟會貴族謀殺沙皇保羅一世後，當夜，亞曆山大躲在一個套間裏，戰戰兢兢地守在妻子身旁。當父親被殺的消息傳來時，他嚎啕大哭。雖然父親是死於他人之手，但自己是同意共濟會陰謀推翻父皇的，因而心裏充滿了負疚感。弑君的首領進來對他說：“行了，別耍孩子氣了，登基去吧。”就這樣，亞曆山大成了新的沙皇。
亞曆山大從小就夾在奶奶葉卡捷琳娜二世與父親皇儲保羅大公之間，學會察言觀色。亞曆山大看起來整天很快活，無憂無慮，對人和藹，態度恭謙，有時候甚至是帶著媚態陪祖母和祖母的寵臣們聊天。他在那裏打牌，喝酒，聽歌劇，參加舞會；可是，隻要一回到父親保羅的封地加特契納的時候，就完全像是變成了另一個人：穿著筆挺的普魯士式製服的軍官，表情嚴肅地監督部下的工作，而且還能麵無表情地聽上司講粗話。這時的亞曆山大完全是父親保羅心目中的標準軍人形象：冷酷堅毅，沒有任何個人情緒，完全就是軍隊這個冰冷的機器上的一個部件。
亞曆山大麵臨的最頭疼的問題就是祖母一心想繞過父親保羅，讓他直接繼承皇帝位。亞曆山大在祖母那裏表示同意繼承沙皇，另一方麵回到父親身邊時又發誓說承認父親是合法的俄羅斯帝國皇帝繼承人。在內心裏，亞曆山大實際是傾向於讓父親繼位，避免在祖母、父親和他本人之間發生衝突，此外他甚至打算在祖母壓力過大的時候逃到北美，以躲避皇位繼承的問題。在這個時期，亞曆山大性格中的主要缺陷已經暴露出來：意誌不夠堅強。麵對強者，他的表現不是更強，而是趨向於隱藏自己的觀點，掩蓋自己的真實想法，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樣子，他的真實感受和想法隻能靠推測來揣摩。或者亞曆山大一世在登基前，已經對共濟會是勢力感到畏懼，才同意他們推翻父皇。因此登基後，也努力表現出與共濟會一致。
可以說19世紀初俄國共濟會的興盛與沙皇亞曆山大一世的政治思想及其統治前期的政策緊密相關。他在統治前期執行的對俄國共濟會寬容的政策，為其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表現出與俄國共濟會主張的世界主義觀不謀而合，亞曆山大一世還與其他國家共同組建了“神聖同盟”。
故此，雖然亞曆山大一世登基後，重申父親保羅一世對共濟會的禁令，不過從1803年開始，共濟會分會的數量又開始增長。據說這一年亞曆山大一世接見了共濟會員別別爾，他們之間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別別爾向亞曆山大世講述了俄國共濟會的本質並請求其撤銷禁止共濟會的命令。亞曆山大一世後來被別別爾說服，表示：“您剛才對我所講的這個社團，使我不僅想對其提供庇護，且也使我有了加入它的願望，您認為可以嗎？”別別爾立即回答：“我自己不能給予您答複，但我會召集首都所有的共濟會員並向他們傳達您的願望，我相信,您的願望一定能得到滿足。”無論這史料的真偽如何，從此以後，共濟會分會開始迅速發展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1810年,外交官拉祖莫夫斯基促進了俄國共濟會的合法化。此後，俄國共濟會重新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認。
當時俄國共濟會認為亞曆山大一世在思想上同其一致，是一個能為俄國共濟會提供庇護的人。他們在亞曆山大一世的思想搖擺不定的時候，說服並奠定了他後來對待俄國共濟會的態度。亞曆山大一世也的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把俄國共濟會當作一種異教或政治陰謀組織加以限製。關於這一點,有俄羅斯學者甚至認為，亞曆山大一世時期是“神秘思潮的時代，共濟會的時代……亞曆山大一世與共濟會有著聯係，他像那些共濟會員一樣，在尋找真正的和全能的基督教”。俄國共濟會將亞曆山大一世看作支柱，看作自己的組織繁榮的保障。在編寫向亞曆山大一世致敬的歌曲時，俄國共濟會對他的德行極為稱讚。他們甚至指出，亞曆山大一世是一個“幸福的守門人與和平的締造者”。他們稱讚亞曆山大一世，因為他在成為沙皇的同時，還成了一個普通的人，“他關心屬下的幸福，他是沙皇，同時也是一個人”。為了表示對沙皇的崇敬，在俄國共濟會的各個分會中，共濟會員們還經常懸掛起沙皇的肖像。1819年8月24日，華沙的一個共濟會分會就曾通知共濟會“斯拉夫之鷹”分會懸掛亞曆山大一世肖像。
當然沙皇政府也不是對共濟會放任自流，而是將它納入了自己的管理之下。1810年，警察局將一些共濟會分會的領袖邀請過去，要求他們將共濟會分會每月的活動情況報告警察局，局長本人也數次造訪了共濟會。1815年,俄國共濟會內部出現了矛盾，內務部部長蘭斯基還對這件事進行了幹預。不過幹預僅限於形式，因為在蘭斯基看來，共濟會的目的僅在於對上帝、人和自然的最純潔的認識。
1801年宮廷政變後，亞曆山大開始主政俄羅斯，首先是更改了保羅一世時代頒布的大部分法令，恢複了貴族階級的特權，宣布大赦逃亡的農奴，將保羅時代被判刑的12000多人從流放地赦免或者平反，解除了貴族子弟不準出國留學的禁令，恢複從歐洲的貿易進口。盡管亞曆山大一世推行的政策帶有很明顯的自由主義（共濟會）色彩，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諸如農奴製問題上仍保持保守觀點。
亞曆山大一世曾建立了一個“非正式委員會”，實際就是樞密院的影子內閣，成員均為他本人的親密朋友，作為參政議政的補充。1802年，俄羅斯開始實行行政細化，推行部委製度，各部大臣由皇帝本人任命。1803年，亞曆山大簽署自由耕作法，試圖逐步解決限製俄羅斯發展的落後的農奴製度，規定農奴可通過贖身手段獲得自由。在工商業都不發達的俄國，農奴們根本想不出自己離開了土地還靠什麽糊口，所以大部分人都拒絕了“自由”的誘惑。這是最現實的問題，卻被年輕、一腔熱血的亞曆山大忽視了。，此外這項法令也遭到莊園主貴族階層的反對，認為給予農奴獲得自由的可能，將造成俄羅斯社會的動蕩。最後能夠通過贖身手段獲得自由的農奴還不到農奴總數的5%。
“非正式委員會”成員，亞曆山大少年時代的密友科丘貝、恰爾托雷斯基等人曾私下裏解釋說，如果可以廢除農奴製的話，皇帝陛下在登基第二天就可以下詔，宣布所有農奴為自由人；可是這樣勢必導致整個貴族階層的激烈反對，從而喪失執政基礎。可見俄羅斯帝國規模龐大的貴族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羅斯各項改革的減緩因素，而葉卡捷琳娜時代采取貴族和其他社會階層分而治之的政策確實是出自不得已。當然共濟會內的貴族們擁有大量的農奴，所以俄羅斯共濟會也一直不主張立刻解放農奴，認為立刻解放，反而影響農奴生計。
1808年後，他的重臣，實際的“首相”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斯佩蘭斯基也是共濟會成員。斯佩蘭斯基伯爵是亞曆山大一世統治時期的改革家。他是亞曆山大一世和後來的尼古拉一世的禦前顧問，有時他也被稱為俄國自由主義之父。他是首個在俄羅斯推行共濟會式的改革。
斯佩蘭斯基是一個鄉村牧師的兒子，並在聖彼得堡的神學院度過了他的童年，在這裏他成為了數學和物理學講師。斯佩蘭斯基傑出的才能和素質使得他受到了政府的注意，並被庫拉金親王招為秘書。不久後斯佩蘭斯基就成為最有才能的帝國官員。
斯佩蘭斯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階段開始於1808年，此時俄皇亞曆山大一世攜斯佩蘭斯基隨從參加愛爾福特會議，並派他與法皇拿破侖一世進行直接會談，法皇盛讚斯佩蘭斯基是俄國唯一頭腦精明的人。在亞曆山大一世的堅決要求下，斯佩蘭斯基受遣與拿破侖進行多次討論關於俄國行政體製的改革。斯佩蘭斯基的憲政改革計劃是設想建立一個以一係列杜馬為基礎的憲政係統，鄉或鎮立法會議（杜馬）選舉縣立法會議議員，縣立法會議議員選舉出省立法會議議員，後者則選舉出帝國立法會議（國家杜馬）或國民議會的成員。
作為居中平衡皇帝的獨裁權力以及杜馬的權力，斯佩蘭斯基還計劃設立國務會議。該機構在形式上模仿拿破侖法國的國務委員會，斯佩蘭斯基在該機構中擔任國務秘書。這個由專家組成的機構的成員由皇帝任命，協助皇帝開展立法工作，但無權限製專製政府的原則。盡管委員會傾向於保守，但還是強調法治、能力和按程序辦事的精神，這些對斯佩蘭斯基來說都是非常珍貴的。人們注意到，在國務會議創立後俄羅斯帝國的曆史中，“幾乎所有重大改革方案都是由國務會議經正規程序通過的，曆屆政府的幾乎所有最有害的法令，都是在國務會議的職權之外，作為行政法規通過的，名義上都隻是暫時性的措施”。
1808年年底，斯佩蘭斯基在亞曆山大一世授權下擬定了《1809年國法概論》、《1809年國家法典草案》，正式將國家機構改革寫進文獻。他認為，三權分立和四級結構應該成為俄國改革的重點，而國務會議就是重中之重。這些改革措施一旦成為政策，亞曆山大一世的權力就必定會削弱，國務會議將成為一個主要的政策決策機構。
斯佩蘭斯基理想中的三權，應該是國家杜馬、國王、參政院，這三個權力機構分別是立法係統、行政係統、司法係統的最高機關。杜馬也要由四級機構分別選出，組成鄉杜馬、州杜馬、省杜馬、國家杜馬，層層遞進，成員從下一級機構中選出，每3年舉行一次選舉。所有的法律不經過國家杜馬都不能生效，國家杜馬掌握著絕對的立法權和法律監督權。
到那個時候，沙皇將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國王。國王的下級是大臣委員會，下麵還有四級管理委員會。這很明顯的是種權力下放，沙皇原先手中的權力被下放到各個機構，根據斯佩蘭斯基的想法，這些機構都是要向法律負責而不是對國王負責。所有這些改革都是俄羅斯共濟會多年以來的主張。明顯這次共濟會借助弑君的權威，首次進行政製改革，試水溫。
共濟會為了看清楚改革主要阻力來自哪裏，斯佩蘭斯基還提出有宮廷封號、頭銜的貴族都應該有自己實際的工作崗位，而不是屍位素餐，單是有個官銜什麽都不幹。要知道，從葉卡捷琳娜二世開始，宮廷貴族都有官銜，而且會隨著年齡的增長有所提升。這些貴族們大多數都遊手好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生活得悠閑自在。
無疑，斯佩蘭斯基的改革為貴族的晉升設置了障礙，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軌跡，也就自然會遭到反對。不過這才是個開始，根據斯佩蘭斯基的建議，所有的官銜都需要經過考試，合格者方能勝任。很明顯，這是在針對那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告訴他們什麽叫能者居上。也就是說，貴族們想保住原先的地位，就需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這種生活狀態的突然轉變讓貴族們無法接受。
斯佩蘭斯基在1809年開始進行宏偉的改革，然而，這場改革中大部分都失敗了，隻有國務會議在1810年10月成立；盡管如此，俄羅斯帝國憲政改革計劃中最重要的其他部分還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實現了。帝國立法會議在1905年成立並以斯佩蘭斯基的建議命名，1864年設立的地方自治局（the zemstvo）製度也是他其中的一個改革計劃。斯佩蘭斯基的《自由農民法》也被列入憲法中並在亞曆山大一世的準許下在波蘭和芬蘭試行。斯佩蘭斯基是共濟會改革藍圖的設計者。
簡單來說，這些都是共濟會一直主張的所謂“君主立憲”，用三權分立來慢慢蠶食沙皇的權力，杜馬議員背後就是猶太人控製的共濟會。這種蠶食君主的權力的行為，如果不是君主受到強大的壓力，誰會答應？
估計由於共濟會的強力支持，亞曆山大一世也隻好裝著全力支持的樣子。在1809年到1812年期間，斯佩蘭斯基幾乎是俄國事實上的首相，所有政務在呈抵禦前之前都先由斯佩蘭斯基單獨過目，並經常立刻與亞曆山大一世探討決定。哪怕是另一位權傾朝野的戰爭大臣阿列克謝·安德烈耶維奇·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也被斯佩蘭斯基排擠。
1809年他設想改革教會學校教育，並責成一些更加有才能的神職人員加入其中。斯佩蘭斯基提出在教會學校要實行新的教學大綱，建立與世俗學校相類似、教學大綱連貫性的四級教會學校，即教區教會學校、縣教會學校、中等教會學校、教會學院，並建教學區。教會學院院長和中等教會學校學監職務實行選舉製原則。斯佩蘭斯基還製定了四級教會學校的規章條例，要求教會學校的學生學習世俗學校的課程，如學習數學、物理、生物、本國和世界通史、語言文學、哲學、近現代外語等等。亞曆山大一世同意並開展了計劃的第一階段，但改革要到1814年才完成。這個計劃也令斯佩蘭斯基在東正教會中樹立很多敵人。
反對勢力終於等來了俄國與拿破侖開戰的機會。開戰後，經濟就迅速下滑，連年赤字，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為了處理這種局麵，斯佩蘭斯基決定停發紙幣，增加稅收，出售公債，來恢複經濟，可是這些措施不是行不通就是收效甚微。就像他臨時增加的土地稅，這些稅款的重擔自然而然落在了農民的頭上，搞得民間怨聲載道。
所有反對改革的人都抓住了這個機會，準備把斯佩蘭斯基斬於馬下。而且當時俄國正在與拿破侖針鋒相對，硝煙密布，一場大戰在所難免。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對改革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俄國全心全力準備對法戰爭，可是斯佩蘭斯基的改革措施恰恰都是以法國為榜樣的。這也難免會讓人產生“遐想”，一個忠實於法蘭西政策的人、一個視拿破侖為偶像的人，在那個敏感的時候，當然會被人視為異類和叛徒。
當時很多人都建議亞曆山大一世處治斯佩蘭斯基，以安撫躁烈的民心。在那些元老貴族看來，斯佩蘭斯基是個陰謀家，是拿破侖的走狗，是人民的公敵。在與法國即將開戰的時候，沙皇應該處治斯佩蘭斯基，對人民有個交代，好讓大家能全心全意投入戰爭。
一夜之間，俄國大街小巷都流傳著斯佩蘭斯基效仿法國人、動搖國之根本的蜚語。甚至，還有人說斯佩蘭斯基是拿破侖安排在俄國的間諜，通過控製沙皇來控製俄國。反對者們也不斷在亞曆山大一世耳邊投訴。
斯佩蘭斯基也深知政治環境對他不利，他急切想知道法國那邊的情況，於是他偷偷翻閱了外交部的秘密文件。警務大臣巴拉肖夫利用了這個失誤，大肆宣揚斯佩蘭斯基與拿破侖串通一氣，私通情報。於是亞曆山大一世順水推舟，在1812年3月17日解除了斯佩蘭斯基的職務。
在與沙皇談了兩小時後，他黯然神傷地回到家裏。此時警察部長已封閉了他的文件，台階前麵停放著一輛準備流放他的雪橇。貴族們聞訊後一片歡騰，他們舉辦酒宴，慶賀斯佩蘭斯基的流放。有些農奴主甚至表示奇怪，為什麽不把這個“最危險的改革派”處以死刑。斯佩蘭斯基當時記述說，8月6日法令後“一小群舞文弄墨的人用嘲諷短詩和漫畫來誹謗我，說我無論是按家族，還是按財產都不屬於他們那個階級，把我看成是一個危險的犯人”。他被流放到了諾夫哥羅德，後來又被送到彼爾姆。
拿破侖與俄羅斯難道真是前世冤家，與兩代沙皇都恩怨不絕。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