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版法家 信仰的顛覆（三）

上回說到歐洲經曆圈地運動，工業革命與金融革命後，歐洲周天子梵蒂岡逐漸失去仲裁能力，於是群雄並起，逐鹿歐洲。各國為了急速富國強兵，在猶太共濟會遊說下，終於發現一條短時間內強兵之策，就是信貸高杠杆結合科技的發展。荷蘭成為第一個資本主義成功典範。

現在大多數人都支持資本主義，好像這是最符合人性的發展模式。不過大家忽略一點，中世紀後期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模式背後離不開信貸杠杆的推動，或者說是高利貸的模式。高杠杆的推動，開始一定帶來高速的增長。而梵蒂岡長期以來反對高利貸，所以歐洲真正掌握信貸工具的是猶太人，於是猶太人應運而起。

高利貸經濟模式一定帶來貧富懸殊與高通脹。荷蘭戰勝西班牙後，在17世紀初取得獨立，自此荷蘭一躍成為了海上帝國君臨歐洲。又從葡萄牙手中奪取了香料貿易生意，再加上中歐身處三十年戰爭的陰霾下，讓商業活動都集中在了阿姆斯特丹，同時荷屬東印度公司經營巴達維亞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利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使得荷蘭有著當時最高的收入水準，連海外的美術品也都集中在荷蘭。另一方麵來說，荷蘭的物價也比其他的地區來得高，一個工匠的年收入推算約250荷蘭盾，這個數字隻夠讓一家四人糊口。普通勞動者在泡沫經濟的時候，把家裏麵所有的財物如家畜、生財用的工具都拿去變賣換現。

荷蘭模式的高利貸資本主義有一個本能欲望就是把全國都變成一個賭場，以進一步刺激信貸的增長與經濟的發展。

鬱金香的發祥地據說是天山山脈，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擴張勢力之後，發現了鬱金香且對它著迷。之後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後建造了莊嚴的宮殿，在當地開始栽培數種鬱金香並且進行品種改良，之後鬱金香在服飾和繪畫上麵出現。16世紀的時候鬱金香經由商人在歐洲各地廣為流傳。

不過鬱金香是一種難以短時間大量繁殖的植物，因此造成了“鬱金香狂熱”中的缺貨狀態因而變得高價。鬱金香有兩種培養方法，一種是由種子開始培育，另外一種是由母球根複製出子球根。前一種方法經由雜交可能會產生新種的鬱金香，但是到開花要曆經3至7年的時間。後一種方法從母球根來培養當年即可開花，一個母球根約可產生2至3個子球根，子球根要成長到母球根也要花一點時間，此外不發芽的種子和母球根數量也不少。基於以上的理由，鬱金香的培育速度無法趕上突然擴大的需求量。

1610年代，最初被鬱金香的美麗所吸引的是手頭寬裕的植物愛好者，因為鬱金香的球根一開始就是高價的商品。之後借由這些園藝家和愛好者自己試著改良品種，產生了許多有名的品種，其中有名的高級品種包括“裏弗金提督”（Admiral Liefken）、“水師提督艾克”（Admiral Von der Eyk）、“總督”（Viceroy）、“大元帥”（Generalissimo）等，此外還有一個讓愛好者讚不絕口的品種，是因病變而產生的紫－白色條紋的“永遠的皇帝”（Semper Augustus）。雖然單色的品種價格較為便宜，但是也要1,000荷蘭盾以上，隨著廣受大眾的喜愛價格更為提升。

此外在畫家倫勃朗的名作“尼古拉斯·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中，畫中的主角尼可拉·杜勒普原名查理·比得茲（C.Pietersz）醫生，這位醫生就是因為迷戀鬱金香而在1621年改名為尼可拉·杜勒普，其中杜勒普即是鬱金香的荷蘭語。

在約1634年左右，鬱金香的大受歡迎引起了投機分子的目光，他們對於栽培鬱金香或是賞花並沒有興趣，隻是為了哄抬價格取得利潤。此時鬱金香受歡迎的風氣從萊頓傳到阿姆斯特丹、哈勒姆等城市，需求量日漸擴大。這些投機分子有計劃地行動，有人因此一擲千金，當時甚至還有過一個高級品種的球根交換了一座宅邸的紀錄。

當時鬱金香的高價可以從購買的單位看出，高級的品種用秤重的方式，以一個叫做aas（1 aas=0.05克）的單位來計價。次級的品種則用個來計算，再次級的則用袋裝的方式來販售。

在M.戴許所著的《鬱金香狂熱》一書中有以下的描述：“1636年，一棵價值三千荷蘭盾的鬱金香，可以交換八隻肥豬、四隻肥公牛、兩噸奶油、一千磅乳酪、一個銀製杯子、一包衣服、一張附有床墊的床外加一條船。”

這個時候鬱金香的交易以球根的現貨來買賣，所以交易主要在冬天進行。但是鬱金香是如此受歡迎，因此無論什麽季節都有交易的需求。

鬱金香交易在短時間內讓人一擲千金的傳言在工匠和農民之間廣為流傳，吸引他們進入這個交易市場，他們原本沒有資金，所以僅從買得起的程度開始進行，使得非頂級的品種價格也開始抬升，漸漸出現因轉賣而取得利益的民眾。市場的交易模式至此也開始改變，開始出現全年交易和引進了期貨交易製度。

這種交易的模式並非前往正式的證券交易所，而是前往酒店。交易也不需要使用現金或是現貨的球根，而是提出一份諸如“明年四月支付”、“那時候會交付球根”的票據，或是加上少許的預付款即可完成交易。這個預付款也並非限定隻能使用現金，像是家畜或是家具隻要可以換錢的東西都可以抵用。因此這樣的票據轉過數手後出現了連誰是債權人誰是債務人都不知道的情況。這種預付的製度也吸引了原本完全沒有資金的投機者參加，像是麵包師傅到農民都加入這個市場，因此需求量再次膨脹，就算是原本便宜的品種也飛漲。但是隨著價格飛漲，原本最初的買家也就是愛好植物的人開始變得不買，特別是民眾交易的低價球根，愛好者也看不上眼。

對於我們現代人經曆無數泡沫的升起與破裂，當然明白這個曆史上第一金融泡沫“鬱金香狂熱”最後一定破滅，結果必然是一地雞毛。

1637年2月初，價格突然暴跌。與其說是暴跌不如說是找不到買家，因為票據無法兌現，導致無法付出貨款卻又背負債務的人據說達到3,000人。荷蘭各都市陷入混亂，其中有人還同時身兼債權和債務人。雖然有人興訴，但是在債務人明顯沒有償還能力的情況下，事情無法尋得解決的途徑。

情況最後震動了議會和市政府展開行動，最後作出了“在調查結束之前保留鬱金香的交易”的決定，這個決定使得票據失效，卻很快地把問題解決，留下少數的破產者和暴發戶，鬱金香狂熱時代就此結束。

可見目前現代的資本主義模式從誕生的一刻就離不開高杠杆信貸泡沫，“鬱金香狂熱”以及後來的法國“密西西比公司”與英國的“南海公司”，是近代三大泡沫經濟事件。

荷蘭開始高利貸模式的資本主義，已經因為高通脹令到人民收入追不上物價，他們甚至把整個國家變成賭場，讓全國人民一起參與賭博。隻是信貸的收與放掌握在猶太金融家手中，因此這次賭博是廣大賭徒與賭場老板賭輸贏，而同時信貸的供應也由賭場老板控製，其結果可想而知。

荷蘭模式或者現代資本主義其核心理念一如法家《商君書》所說的“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隻是兩千多年前中國法家不懂運用金融杠杆而已。

以簡約和儉約為主旨的新教加爾文派把“鬱金香狂熱”被喻為羅馬神話的芙勞拉女神，用以批判那些人為“供奉貪欲芙勞拉的愚者們”。1637年的報紙也刊登了多張諷刺畫調侃這些投機者，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愚人的花車（Floraes Mallewage）”、“瘋人帽之花（Floraes Gek-kap）”等。這個評論貌似公正，不過現實是高利貸者掌握政權與輿論，加上高通脹令到生活壓力不堪負荷，一般平民又如何能夠抵抗這種誘惑？真正責任在當權者而非平民，加爾文教派的評論有為當政者開脫之嫌。

歐洲中世紀末期天主教與新教的紛爭，背後是封建（不是貶義）與資本主義的紛爭，而新教也代表君主立憲或者共和。正如前文《歐版戰國 信仰的顛覆（二）》所分析的，圈地運動後，歐洲的封建製度已經開始瓦解，原來的政治製度已經不合適。不過原來的不合適難道就應該實行高利貸模式的資本主義？但歐洲各國爭霸之際，要求君主再考慮這些就強人所難，當時各國焦點已經如果快速強大避免被吞並或做霸主，恍如中國戰國時期，法家已經是唯一選擇。

無論中世紀末期的歐洲還是戰國時期的中國，各國君主都需要掌握能夠最大限度動員國內人民的權力。他們需要普天之下的人們，隻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完全地臣服於權力，完全地臣服於權力中的最高權力，完全地臣服於最高權力中的現任最高權力。而大家族就是最大的障礙。

於是中國的法家提出“私有化”。法家的所謂“私有化”是以瓦解“家族”這個小共同體為目的，在“破”的時候它非常強調每個人對於小共同體都有獨立的財產權，在一個小家庭裏，父子、夫妻各有其產，而且法家那一套都是反宗法的，鼓吹“楊忠抑孝，崇行廢德”那樣一套理論，鼓吹“告親”，禁止“容忍”，都是法家通行的做法。實際上是要通過解構“家族”這個小共同體來實現大共同體控製的一元化，也就是說把所有的小圈子都砸碎，因而便於有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對一盤散沙似的個人實行高度的一元化領導。

而近代啟蒙理念（西學）是主張個性解放的，因此它要解構家族這個小共同體，在經濟上要打破行會的壟斷，在倫理上要衝破宗族、家族的束縛，實行自由婚姻、自由戀愛，現在甚至發展到同性戀自由，在政治上主張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政治自由等等。

但家庭解體後，個人一盤散沙，如何能夠對抗大政府的不公？打掉了這個中間礙手礙腳社會資源，國家統治起來就更容易。家族小共同體的瓦解並不等於個性的發展和個人權力的成長，恰恰相反，在這種條件下，小共同體的解構往往意味著個性的進一步被壓抑。通俗地說，中外法家對小共同體的這種行為，就是體現出“天大地大不如權勢大，爹親娘親不如皇上親”這樣一種邏輯。

家庭解體後，往往也伴隨道德的下滑。當年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的風俗本以淳樸聞於諸侯。而變法僅僅「行之二歲」，便「秦俗日敗」。原來謙讓純良的風俗立刻消失了，甚至父母回來向兒子借農具時，兒子都覺得是在施舍，經常橫加辱罵，覺得這好像是大大減損自己的生產力似的（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誶語）。現在全球道德水準如何就不用說了。

好在2000多年前的中國還是農業社會，因此法家無論怎樣破壞家庭，都無法奏效。但中世紀末期的歐洲，因為工業革命，令到大量人口湧向城市，令到家庭能夠真正的解體。甚至令傳統經濟模式下的生育秩序被破壞，而新經濟模式下的生育秩序卻無法建立。將導致社會經濟活力的持續下降，人類文明麵臨危機。

如錢穆先生在《再論中國社會演變》中指出：“日本為中國文化之一支，其社會形態亦屬中國型。其男女關係夫婦製度，更屬保守。乃自最近二十年來，社會經濟飛躍，整體人生，隨而生變，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礎動搖，幼童老年，全受影響。此實以物質繁榮，人情易趨涼薄。群體渙散，社會組織轉以工商團體之事業經營為主，不以人與人相處感情上之交融互洽為本。財富日增，人生情味日減。繼此以往，不加警惕糾挽，實有人倫道喪，天下將亡之憂……而當前中國社會，則亦順此潮流，奉為榜樣，向之邁進。其最後歸宿，豈不已彰灼在目。”

錢穆先生看到的正是以信貸為驅動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後果。但以信貸為驅動的經濟模式從荷蘭開始已經經曆超過三百多四百年。歐美社會甚至宗教已經與這個經濟模式緊密結合。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德國人），是德國的社會學家、曆史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法學家，與卡爾·馬克思（猶太人）和埃米爾·杜爾凱姆（猶太人）一起被公認為現代西方社會學的奠基人。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清楚表麵新教與現在的資本主義模式已經不可分割。

那麽，“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是什麽呢？引述韋伯的一段話：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這就是本文力圖論證的觀點。（頁176）

從上述這段話來看，韋伯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對韋伯來說，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有其宗教根源，從新教中的禁欲主義、職業勞動觀念，逐漸發展成資本主義中理性經濟勞動的特征。不過，隨著資本主義逐漸發展，資本主義已漸漸不需要宗教觀念的支持，失去了原先宗教和倫理上的意涵。

不過韋伯的觀點當時已經引起不少爭議，根據Larry Ray的整理，在韋伯逝世之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依舊引起研究資本主義領域學者的關注。當時就有幾位曆史學界的學者，相繼在其著作中，針對韋伯的這個作品進行評論。舉例來說，R. Robertson持有和韋伯不同的論點，他在其1933年的著作《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中，為加爾文主義所辯護，他不認為加爾文教派與資本主義思想有關。商人階級是由其自身崛起，不受到宗教力量的影響，商人階級的精神是屬於世俗根源的，並不是有其神聖根源。

Larry Ray亦指出，英國史學家陶尼的想法和R. Robertson不同，他認為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有關，但其方向性和韋伯不同。陶尼也在其1963年的著作《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提出一些曆史證據，針對韋伯的論點提出一些批評。陶尼的觀點和韋伯相反，他認為新教經濟倫理很可能是受到資本主義精神影響之後的產物。再者，又因為資本主義早在15世紀時就發跡於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羅倫斯等地，在天主教仍盛行的15世紀時期，資本主義精神可能不是受到如韋伯所稱的新教倫理影響所致。同時，陶尼也認為在探討影響資本主義精神之因素時，必須納入如政治思潮等的相關因素。

其實我們從常理也可以看出，各個宗教都有禁欲，不見得新教的禁欲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擁有如韋伯宣稱般的強烈關係。但無論如何，《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能夠成為歐美近百年的經典，已經說明新教甚至基督教會與目前的資本主義體製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說，全世界人民可以選擇信仰資本主義或者馬克思，他們背後都是猶太金融。用德國人誘騙基督徒擁抱高利貸模式的資本主義，其他兩個所謂大師還是用猶太人自己，真是一個天衣無縫的天才邪惡計劃。

而川普推行的金本位製度剛好就是針對目前高利貸經濟模式。因此難怪歐美很多基督徒反對川普，共和黨內部很多所謂RINO都是基督徒。歐美目前的困局比我們兩千多年前的周秦之變大得多了。

加上猶太人從羅馬帝國時期已經被歐洲白人排擠，誰是誰非老讀者自然心中有數，但超過千年的仇恨加上他們自命上帝選民，天生統治奴役全球，故此才有難民危機，現在的瘟疫危機。這個瘟疫何來危機，這兩年歐美的死亡率都是下降的，說明這個瘟疫是媒體虛構。深層政府隻是用這個為借口，剝奪人民的自由而已。現在歐美疫苗已經證明不能阻止新冠的感染，打過疫苗的感染人數比沒有打的還要多，還要強迫大家打第三針，更能說明深層政府的險惡用心。

局麵如此險惡，雖曰人為，但也是天意，目前歐美都有大規模遊行反對封城，也是人類覺醒的開始，而拜登偽政府在阿富汗的敗退，也證明這個猶太皇族內閣的失敗，恍如清末的皇族內閣，令中國人更清醒認識到滿清殖民政權的自私與邪惡。下回我們繼續研究中世紀的歐洲如何瓦解，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