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體製與經濟體製的探討
文/飛鴻
政治體製大致分為民主體製和專製體製兩種，經濟體製大致分為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和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的政治體製和不同的經濟體製相結合可以產生4種不同的國家政體模式。
政治體製的問題在中國是禁區，是不可以討論的。經濟體製在毛時代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就是好”，資本主義則是無比邪惡。由於毛時代洗腦和閉關鎖國的緣故，普遍的中國人都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到了鄧時代，鄧小平一時無法糾正人們已經形成的普遍觀念，采取了“打左燈向右轉”的辦法“掛羊頭賣狗肉”，一方麵提倡“四個堅持”（其中之一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麵在經濟上實行市場化，逐步向資本主義過渡。
皇權思想的基本特點是國家權力和國家資源的私有化，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權力繼承轉移上，王朝時講究家庭繼承，即所謂“神器私相授受”。近百年來帝製被拋棄否定後專製國家的權力繼承蛻變為獨裁者個人指定或少數人暗室“議定”。國家權力私有化的最大弊端是其不受製約性，這樣極易導致濫用權力，即“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當今世界的主要潮流是民主和平與發展，但專製體製仍有一定的市場，受到一些人的維護。受惠於專製製度而為其辯護是私欲，受害於專製製度而為其辯護是愚昧。
民主製度的核心是國家權力公有化，即國家權力的產生和實施由公民參與和監督。其優點是權力受到製約不至於被濫用，其缺點是有時會導致權力實施時的低效率，如爭論不休議而不決和眾口難調。民主化過程其實就是國家權力公有化過程，如果沒有強權人物的參與，國家權力的公有化很難得以實現，但強權人物往往又很難出於公心和站在曆史發展的高度跨出這劃時代的一步，因為國家權力公有化必定會有損強權人物的個人和家族利益。這就是民主化的悖論所在。
仔細分析可以看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主要是基於社會經濟層麵，而專製獨裁與民主法治則是基於政治體製方麵。專製獨裁的思想是曆史上帝王皇權思想遺留下來的產物，其特點是個人專斷獨裁，權力不受製約，普通百姓隻有服從順應的份，無參政議政及選舉國家領導之權。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主要涉及到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的支配及財產所有的問題。經濟層麵的兩種體製與政治層麵的兩種體製相互組合就會產生以下四種形態：
1. 民主型的資本主義。民主法治與資本主義結合可稱之為民主型的資本主義。這是西方主要國家所實行的製度，其特點是政治權力的產生受民主選舉所製約，政治權力的實施受法治製約；經濟上則奉行市場經濟並倡導自由競爭及財產私有化。目前世界上多數西方國家實行這種製度。
2. 專製型的資本主義。專製獨裁與資本主義結合可稱之為專製型的資本主義，也就是以前中國政治教科書所稱的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象以前蘇哈托時代的印度尼西亞，馬科斯時代的菲律賓，民主轉型前的南韓，台灣，現在的新加坡和一些南美國家及阿拉伯國家等等。其特點是政治上實行獨裁專製，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自由競爭。但由於政治權力不受製約，市場的經濟競爭也就不公平，從而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十分嚴重。
3. 專製型的社會主義。專製獨裁與社會主義結合可稱之為專製型的社會主義。象前蘇聯，東歐國家及毛時代中國以及現在的北韓，古巴等。由於政治上權力不受製約，經濟上實行平均主義，缺乏社會發展的積極性和經濟活力，結果搞了幾十年就通通垮掉了，隻剩下北韓和古巴在苟延殘喘。由於其專製獨裁性，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道路和財產公有也是假的。集權在手的人往往利用權力假公濟私，公產私用。
4. 民主型的社會主義。民主選舉和社會主義結合可稱之為民主型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以色列的集體農莊基布茲所走的路。其發展的近百年的道路有可借鑒的意義。其特點是管理上領導人由嚴格的民主選舉產生，管理過程實行民主監督，經濟上實行財產共有，生活生產集體化。遺憾的是這種嚐試隻是局限於以色列集體農莊，沒有推廣到國家範圍去實行。1972年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試圖在智利推行社會主義製度，但被美國CIA支持的右翼將軍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所推翻並殺害。皮諾切特上台後實行軍事獨裁及恐怖統治，濫殺無辜，前些年以80多歲高齡被從歐洲引渡回智利受到審判，算是惡有惡報。
民主體製發源於雙希文明（古希臘城邦製度和古希伯來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和由於原罪不能享有絕對權力的思想），成熟於西方現代文明。在民主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從集權王朝向民主過渡的英國模式及由殖民地建立民主體製的美國模式。前者經曆了“光榮革命”，後者經曆了“獨立戰爭”。前者有強權人物克倫威爾，後者有強權人物華盛頓。但這些人物都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眼光並站在曆史高度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建立了能夠長治久安的民主體製。專製集權體製來源於皇權獨裁思想，並非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當初的本意。國家權力私有化的專製體製由於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是無法保證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真正實現的。有權即可謀私，何來公平公正和走向共同富裕？
馬克思從沒主張過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要用專製獨裁的方式治理國家，如果他有此主張，當年一定會被東方國家領導人大加引用大加宣傳以求名正言順。事實上，很多搞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人都常在口頭上主張民主，並冠以社會主義民主以爭取民心。而實際情況則是：專製隻做不說，民主隻說不做。例如，北韓自稱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隻不過是一塊名不符實的招牌而已。
法國大革命在推翻王朝和國家權力公有化的過程中，因為缺乏強權人物控製局麵以保證民主化進程，結果導致局麵失控，形成暴民統治。國家領導人成了走馬燈上上下下，導致很多人被砍頭，國家動蕩百年以上。亂世思治人心思定，強權人物拿破侖趁機上台收拾局麵，最終又恢複帝製。中國在辛亥革命清朝倒台以後也有些類似，強權人物袁世凱無意於推動中國民主進程，從而喪失了象華盛頓那樣流芳千古的良機。袁世凱逆曆史潮流恢複帝製很快身敗名裂，同樣因為缺乏強權人物控製局麵而導致中國軍閥割據天下大亂，蔣介石順勢而起削平軍閥但卻仍然專製獨裁掌權，曆史螺旋式地回到原點。然後共產黨則以反內戰反獨裁分田地為號召把蔣介石推翻並把他趕到了台灣。但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在接班成為強權人物後卻順應曆史潮流成功地推動了台灣的民主轉型，使台灣由專製型的資本主義轉變成民主型資本主義。
國家權力的公有化即民主化過程，既取決於多數國民的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也取決於強權人物對曆史大潮的順應和對國家民族前途的高瞻遠矚和勇於承擔的勇氣，兩方麵因素互相促進缺一不可。這需要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把握曆史機遇。如果上層隻顧既得利益，下層隻顧自身溫飽，國家體製的良性轉型將會遙遙無期。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終將被曆史大潮所淘汰。
人性中本身有善有惡，善念導致善行，惡念導致惡行，善惡往往一念之間。宗教勸人為善，法律阻人行惡，這就是宗教和法製的意義。人的本性也有自私貪婪的一麵，有內在的本能地去追求更多的財富和權力。
資本主義主張市場經濟，人們通過市場競爭去謀求財富。但市場競爭的公平與否決定社會的穩定情況，所以市場競爭需要法律的監督和約束，不能進行不公平的惡性競爭。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由於缺乏這方麵的認識而出現原始積累時惡性競爭導致階級矛盾突出社會出現不穩，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也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出來。相對公平的市場競爭可以激發人們努力的潛能，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反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弊端在於缺乏競爭活力，社會主義無私為公的提法不符合人性有私心的客觀現實，是一種虛幻的自欺欺人構想。提出“大公無私”思想的人自己本身就做不到“大公無私”，何以期望眾多他人做到？適當的私心是公平競爭的前提，過度的私心也有對社會和他人潛在的危險。所以健全的法治社會是保證良性和相對公平競爭的條件，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社會主義成分）也是保護社會弱者維護社會穩定的因素。所以發展成熟的社會都有一定合理比例的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
在民主製度的框架下，人對於權力的追求可以通過民主選舉來實現。民主選舉的公平與否也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公平性取決於三個方麵：一是選民及候選人的公民意識，即對自身選舉權的認識和運用及對選舉結果的認同；二是選舉製度的設計要合理並為全體國民所認同；三是法律對民主選舉的保護和監督。這樣才能保證成熟的法治社會的建立。而專製製度下的權力是通過暴力革命來獲取，並且用暴力專政來維護，缺乏民意上的公平性，即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或“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專製製度的權力由於缺乏監督和製約極易導致權力的濫用和腐敗，而且當社會不公走到臨界點時會導致新的暴力革命產生，即所謂治世-亂世的死循環，因為靠強權維持的穩定不是長治久安的穩定，一旦發生內部或外部權力鬥爭和權力轉移，這種穩定就會被打破。
由於人本身的不完美性或不完善性，所以民主製度下的選舉競爭和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市場競爭都不是絕對公平和完善的，都需要不斷地改進和提高，趨向於相對的公平，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合理性。
我們應該更注重一個政府的執政能力（所謂良政或庸政）。新加坡政府現在被公認為一個非常有效率的政府，但曾幾何時，李光耀以前也沒少被西方媒體抹黑，比如沒有充分言論自由，沒有政黨輪替等。
討論民主與否，自由與否，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其實已經落入主流媒體的套路。對發展中國家，現在越南的發展勢頭最好，但越南的體製和中國幾乎沒有兩樣。韓國和台灣經濟大發展的時候卻是獨裁體製。
問題是政府是否為國家做了正確的事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有了實質性的改善。好的體製一定要適合一個國家的曆史文化。沒有什麽體製是普適的。
所謂民主體製有自動糾錯的功能看來是非常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