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猶太人及以色列的關係
文/飛鴻
猶太人和中國的關係可追溯到近1000年前的宋代。在北宋繁榮時期，一些猶太人循古代陸上絲綢之路沿新疆由河西走廊到達中國西北甘肅寧夏陝西內蒙等地，開展經商活動並逐漸定居下來。另有一些猶太人則由海上絲綢之路到達中國泉州廣州等地經商和定居。進入中原的主要到達北宋首都開封經商定居。他們修建猶太會堂，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教內通婚。一代又一代延續下來。現在國內還可在開封找到猶太會堂遺跡和一些猶太人後裔，但他們都被同化為中國人了。正因為如此，以色列基本上不承認和接納這些被同化為中國人的猶太人，所以前些年隻有很少幾家中國猶太人被獲準移居以色列，我們曾在以色列碰到過有一些而且成為了朋友。他們看上去已是完全的中國人麵孔了。可能是保留有能夠證明祖上是猶太人的物證等等，通過以色列猶太拉比的批準認可，經過層層審批，才獲準依據以色列。我認識的兩家在以色列的中國猶太人，一家因為太太不願意在以色列堅持下去而放棄以色列身份，返回了中國。另外一家則在耶路撒冷辦家庭餐館而待了下去。
2000年來猶太人流落世界各地都沒被同化掉，而且能複國，實在令人驚奇。但唯獨在中國卻被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漢民族給同化掉。中國人的同化能力實在超強，曾同化掉匈奴人，契丹人，蒙古人，西夏人，滿族人等等。
在上世紀初，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以後，一部分原俄國貴族或為“革命對象”的猶太人為了逃離革命，來到中國東北的哈爾濱，並在那裏定居下來。他們逐漸形成了哈爾濱的猶太人社區，大約4~5萬人。哈爾濱的猶太人社區存在了幾十年，他們也被稱為“白俄”。很多在哈若爾濱出生的猶太人接受中國教育，會說流利的中文。少數和中國人通婚。他們了解“革命”意味著什麽。所以當1948~1949年“革命”在中國東北發生時，他們毅然離開中國，大部分去到剛建國的以色列，一些則選擇了歐美。在哈爾濱留下來的非常少。
上海是近代猶太人在中國的另一個大的居留地。上世紀20~30年代，世界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猶太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訪問過上海。在二戰期間，希特勒法西斯大量迫害和屠殺猶太人，導致歐洲猶太人大批逃亡。但是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對猶太人關上了大門。好萊塢奧斯卡獲獎電影《苦海餘生》就是反映了這個曆史背景。但中國的上海為猶太人開了門，許多猶太人得以免簽證進入上海避難。上海的猶太人社區一度達4萬人左右。他們在那裏逃過了死亡的命運。與哈爾濱猶太人一樣，他們絕大部分在共產黨奪權之前離開了上海。曾擔任過耶路撒冷市長和以色列總理的奧爾墨特就是那時出生在上海的猶太人。
猶太人愛憎分明。多年後，以色列的猶太人，特別是當時在上海居留避難的猶太人還很感念友好的中國人對他們的收留和救命之恩。他們為此還建了博物館和舉辦展覽會。而對傷害和屠殺過猶太人的人，他們會一追到底。二戰後，一些參與屠殺猶太人的納粹戰犯逃到南美的阿根廷等地，以色列摩薩德曾花多年時間追蹤他們並最後將他們繩之以法。像著名的納粹戰犯艾希曼，雖然改名換姓並且易容逃亡南美，但還是被摩薩德在阿根廷追蹤到並秘密綁架回以色列，然後公審判處絞刑。以色列本是沒有死刑的國家，那次是特別破例。1972年墨尼黑奧運期間，巴勒斯坦的一些恐怖分子綁架並殺害了以色列運動員，造成國際慘案。這種行徑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並引起以色列全國的憤怒。以色列的摩薩德花了數年時間，全部追殺了參與這場恐怖襲擊的人員。
1949年新中國建國後，以色列處於對中國人友好和攀結大國的因素考慮，主動向中國示好，是中東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但是中國奉行“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那時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尊蘇聯為“老大哥”，自己甘做“小兄弟”。那時中國並沒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由於“朝鮮戰爭”，中國選擇了同西方國家敵對的道路。因為以色列屬於西方陣營，所以中國拒絕了以色列伸出的“橄欖枝”。在阿以衝突中，中國一邊倒支持阿拉伯國家，但主要以口號支持為主。吊詭的是，當年好些阿拉伯國家堅決反共，例如沙特，科威特等很多阿拉伯國家選擇和台灣建交。好些年間中國與以色列的關係互相錯位，顯得非常別扭。據說，毛去世時，以色列發的唁電都被中國退了回去。在此之前的唐山大地震，以色列的援助捐款也被無情地退了回去。在“一邊倒”的時候，竟然不顧曆史事實描述中東情況。當年中國的《世界地圖冊》介紹中東地理時寫到，以色列建國後“猶太複國主義”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先後發動了多次侵略戰爭，也就是說，所有的中東戰爭都是以色列發動的。其實，1948年，1973年這兩次戰爭世人皆知是阿拉伯人發動的。1956年，1967年，1982年這三次是以方先動手的。
在極左的年代，建設國家是意氣用事，搞外交也是意氣用事。中國建國之初向蘇聯集團一邊倒，錯失了和西方國家發展關係搞經濟建設的良機。50年代斯大林死後，又去和赫魯曉夫爭當共產國家的領袖，爭不成功就意氣用事又和蘇聯及幾乎所有共產國家鬧翻，隻剩下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少數幾個有往來。“反帝反修的無產階級革命外交路線”把中國帶向了在國際上孤家寡人的絕境。如果不是尼克鬆幹預，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後差點被蘇聯用核武器攻擊。當年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過是想當“第三世界”領袖而已。所以在那個時期，以色列和中國的關係不可能有突破。著名翻譯家外交家冀朝鑄先生專門寫書對那些年的外交失誤有深刻的反思。
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內政外交都走向務實。中國和以色列關係才逐漸改善，雙方先建立起“文化交流辦事處”代替大使館的工作。1992年中國和以色列正式建交。建交後雙方關係發展良好。中國和以色列開展了多方麵交流。以色列向中國提供了很多技術，在北京郊區建起了“示範農場”，傳授以色列的農業科技。特別是高端軍事技術的交流和幫助，曾私下差點賣給中國含美國先進軍事技術的軍用預警飛機，由於美國強烈幹預，以色列被迫向中國毀約賠款。這種預警飛機在電子戰方麵極為有用。以色列空軍曾在黎巴嫩南部衝突的貝卡穀地之戰中用電子戰重創敘利亞空軍和摧毀敘軍所有防空雷達和薩姆導彈基地。美軍用電子戰以絕對優勢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擊垮伊拉克軍隊，導致中國軍方最高領導層放棄“人民戰爭思想”和“持久戰理論”，使中國軍隊走向科技精兵之路。
中國現在的“和平外交路線”無疑是正確的，應該和包括以色列及阿拉伯國家等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保持和發展良好外交關係，這樣才有利於中國自身的進步和發展。自身強大了，外交上才能做到張弛有度，遊刃有餘。至於對中國抱有敵意的國家，處心積慮危害中國，則應該認真防範，另當別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