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2005-2014年間，第六代導演王小帥用大約十年時間執導了“三線三部曲”——《青紅》《我11》《闖入者》，他以自己的童年經曆展開了對於三線建設時期的追溯，力圖講述和還原一段被官方語境遮蔽的時空，以及內遷族群幾代人精神家園的失落與身份認同的迷茫。王小帥在回憶自己的童年經曆時寫道：“對於很多三線子弟來說，那個時間和地域太封閉了，他們的身份也太特殊了，那麽多年，他們就像一群抱團取暖的人，因著同樣的命運生活在一起，構成了與外界不同的生命記憶。特別是對後來離開的人來說，那一段生活就像一壇老酒，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裏它突然被封存了，以至於後來風風雨雨都與這段記憶無關，它是屬於三線人自己的秘密。”作為眾多三線子女的一員，王小帥的電影和文字竟使我產生了似曾相識的感動。
從1971年底開始，交大唐院分批內遷至四川峨眉山腳下並易名為西南交通大學，我家是1973年初搬走的。本來我也計劃和家人一起去四川，但由於那時峨眉條件太差，唐院子弟隻能在當地農村學校就讀。另一方麵，那兩年中國教育界進入了 “回潮”時期，唐山市舉辦了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高中入學統考，那時還有直接考大學的傳說。因此父母讓我留在唐山讀高中，幾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小閨蜜來家裏和我作伴。我家成了小猴子們的王國，沒有大人管的日子真是十分快樂，有一次逃學還被各自的班主任老師識破。但這樣的“好日子”隻過了半年，父母不放心我一人在唐，因此到了暑假就和姐妹們依依惜別了。在入川的路上，我和兩個同行夥伴在西安下車，到大雁塔一遊。我還作了一首打油詩：“千裏偶遊長安，西北風光收眼。風吹遊人跡去，獨存古塔大雁。”
從華北平原初到西南山區，迎麵而來的一座座大山讓人感到十分壓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跳出山溝。與其他三線單位類似，交大也是一個封閉的小社會。來到峨眉後我家搬進了新建好的家屬樓，陽台正對著峨眉山主峰金頂，真正的“開門見山”。那時交大子弟校剛剛建成，我和早一兩年來峨的同學們一起升入高二年級學習，一年之後我們就成了子弟校的第一屆畢業生。學校草創時期師資不足，與我以前就讀的唐山一中相差甚遠。因此我們的數學、英語、體育等課程都請了大學老師來教。峨眉話屬西南官話係統，唯一量詞是“塊”，如一塊人、一塊豬，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的英語吳老師在講到不定冠詞時說 “a、an就像峨眉話的‘塊’”。還有一位陳姓體育老師，有一次上課晚了一小時，他說是因為自己的蘇聯製手表停擺了，順便批判了一通“蘇修”。
不久後出了“白卷英雄”張鐵生，從此斷了我們讀大學的念想，政治、語文等課程又向左轉了，比如到農村訪貧問苦、寫調查報告等等。但有時聽著聽著，發覺農民是在訴三年困難時期之苦，還常常不無自豪地提到抗戰時期峨眉是老蔣的模範縣，當時心裏想這老農民太“反動”了。還有一次去大邑縣參觀劉文彩地主莊園，裏麵有當年聞名全國的“出租院”，多後才得知真相，那裏也改建成了展示川西民俗的劉氏莊園。語文課上讀得最多的就是魯訊的文章，記住了《孔乙己》中的兩句話：讀書人“竊書不能算偷”，“多乎哉？不多也”——後一句還成了同學們之間的口頭禪。交大蓋了一個露天電影廠，星期六晚上拿著小板凳去看電影是當年僅有的娛樂。1974年批林批孔期間，有一位政治課老師常常在電影場的主席台上作報告，講的繪聲繪色。
文革中百書遭禁，為數不多的外國小說都是想方設法借來暗中傳閱。正是那些紙頁泛黃、沒有封皮的舊書，在蠻荒年代滋養著懵懵懂懂、少不更事的我們。前些年讀到王小波的早期作品《綠毛水怪》，故事裏那個有點羞怯內斂的、被老師看作搗蛋鬼的男孩不尋常的內心經曆，活脫脫我們自己少年時代的白描。當年唯一公開發行的風花雪月的書是《紅樓夢》，記得那時背誦了不少大觀園中眾姐妹的詩詞，後來就去找各種各樣的紅學評論來讀。從藍翎、李希凡開始，繼而何其芳，最後則是俞平伯，倒著讀的，讀到俞評方知原來“釵黛合一”。十八歲高中畢業，金子般的年華，但擺在我們麵前的隻有下鄉一條路。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等待下鄉期間，我們被安排去幫忙接待交大新入學的工農兵學員。那種站在大學門口眼巴巴看著別人進去的感覺，真地不好玩。
1974年12月17日，我和30多位交大及建校工程處子弟告別父母家人，第一批下鄉來到峨山公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迄今已經半個世紀了。好在那時已是集中安置，有交大帶隊幹部和當地老農雙重管理，自辦知青農場。農場離家隻有五六華裏，比早些年插隊的老三屆哥哥姐姐們的條件要好多了。第一任帶隊幹部是交大後勤處的許處長，並兼任公社副書記。他身材魁梧、嗓音洪亮，就像我們這些知青的主心骨一樣。許處長已去世近四十年，但音容笑貌仍曆曆在目。下鄉後的第一項工程就是修路和蓋房子，交大派來了瓦工師傅並支援了建築材料，不久我們就住進了自己親手參與建成的二層樓房。這棟簡易樓房一直使用了三十多年，據說後來成為一所武術學校，近年才被拆除，也是件奇事，而當年為樓房砌牆的師傅也已作古多年了。
我們平日的勞作主要是開荒種地、挑大糞、下水田，學會了挑擔子。下田插秧、撓秧十分辛苦，唯一的好處是每年可以吃到新米新麵。水田裏有很多吸血的螞蝗，還有蚊蟲叮咬，我的皮膚容易過敏，下鄉的幾年中幾乎腿無完膚。上大學後回家過暑假，一起下鄉的同學不相信我腿上的傷疤居然會消失。在農村的最後半年中我輪值喂豬，青黃不接的時候常常為沒有青飼料發愁。為了增加收入，我們還搞過副業，如砸石子修路、熬瀝青等，並借住過峨眉山下的尼姑庵伏虎寺。那時寺廟裏都沒有了香火，尼姑們也蓄起了長發。有一次在校區遇到交大首批工農兵學員畢業，歡送幾位風雲人物下鄉的場景，我們在一旁看熱鬧。記得他們是去川西高原甘孜阿壩一帶，那年頭是窮山惡水，誰也想不到幾十年後變成了網紅風景區。
我們在文革十年動亂時期長大，自身知識結構和體係非常不完整，並且常常因為前途無望而苦悶。所幸中學時代遇到幾位啟迪心靈、指點迷津的老師和周圍諸多勤奮好學的同學，以及家庭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高中畢業後我雖曆經失學、下鄉、工作，但總是想方設法找些書來讀，自學了文革前的高中數學課本以及大學微積分。當時也沒有什麽明確目標，隻是為了使那些無聊的日子過得有意思些。雖然可能什麽都沒學懂，但畢竟是伴我走過蠻荒年代的精神食糧。當年偷偷讀書的經曆，有一種“犯忌”的快感。下鄉時每天收工回來解兩道微積分題，居然還有消除疲勞的作用，筆記和習題就寫了九個練習本，以至最後竟作成了終身職業。
文革開始後，我們就分男女界限，男女同學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直到下鄉後才緩解。那時畢竟年紀小，我們也會苦中作樂，常常自編自演文娛節目，乘大卡車登金頂。一次有一個同學借來留聲機和文革前及國外歌曲的唱片，我們躲進她家拉起窗簾聽唱片，大飽耳福。說起“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來，我們還覺得挺豪邁的，真是青春無敵的年紀！多年之後移居北歐，冬天雪後初霽到林中散步，觸景生情聯想起來的竟然是當年朗誦過的詩句 ：“紅日、白雪、藍天，乘東風飛來報春的群雁 ……”。有時我們也會穿上漂亮點的衣服，以油菜花地和青紗帳為背景拍照片，盡管難得有心情欣賞峨眉山的美景。至今已有四位姐妹先後離世（圖片中有兩位），她們都曾經是我的室友，願她們在天之靈安息。
青少年時代最慘痛的記憶莫過於1976年7月28日淩晨發生的唐山大地震，那時我還在農村並且正是夏忙季節，清晨五點鍾我們就去出早工了。我記得清清楚楚，一位作炊事員的同學到地裏很沉重地告訴我這件事，幾天後回到家裏，交大已是哭聲一片。老唐院校園裏的老建築全部被震塌，母校唐山一中也被夷為平地。很多老師、同學或他們的家人在地震中遇難或受傷，一個豆蔻年華的女同學被砸成高位截癱，她長得很漂亮，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和一條動聽的好嗓子。震後唐山的同學來信說：“人生隻需會三件事——挑水、做飯、蓋抗震棚”。我大學畢業後的寒假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地震後回到唐山，憑吊舊日家園母校遺址和已故恩師，並看望幸存的師友，感覺恍同隔世。
下鄉體力上的勞累還在其次，最痛苦的是戶口遷到農村，根本看不到前途。兩年後可以抽調時，但學校製訂的土政策向領導幹部家的孩子傾斜，幾批都沒輪到我。後有貴人相助，為此打抱不平，經過一番曲折才把我抽調上來。這事我父母全不知情，這也是為什麽我後來考大學堅決離開的一個原因。我被分配到交大航測實驗室作學徒工，首先練一項基本功，就是兩眼分別看兩張不同角度的二維航拍圖，要看出3D的效果來。先拿自己的大拇指開練，幸好隻工作了半年，不然非練成鬥雞眼不可。那時我的月薪是兩張大團結，同教研室工資最高的是一位文革前的二級教授——280元。一次發工資時我的工資袋裏隻有一張，趕緊去查，原來教授的工資袋裏多出十元。對教授來說不過是多一張少一張的事，可卻是本人半個月的口糧啊！
1977年12月，我參加了中斷11年之久的高考。那年共有570萬人參加考試，錄取27萬人，錄取率不到5％。我本想報考北大或中科大學數學係，但前者當年不招生、後者回家木有直達火車。我爸媽起初堅決不同意我學數學，因為交大的數學老師有好幾位神經兮兮的。其中一位黃教授，還是吳文俊先生介紹去清華、院係調整去唐院，坊間流傳很多他的糗事。後來爸媽勉強同意我報考複旦的“應用數學”專業。為了安慰爸媽，第二誌願我報了交大橋梁專業，其實我並不喜歡學工科。當時我奶奶在南匯老家，到上海讀書可以常常去看望奶奶，但我考取後還沒動身奶奶就去世了。考上大學後沒有了20元工資，全靠父母節衣縮食資助，他們收入的近一半都用來供養我們姐弟兩個大學生。從此我結束了四年半的三線歲月，走出大山，開始獨自打拚的人生之旅。
王小帥有一本私人筆記，題為《薄薄的故鄉》，是一部有關故鄉、鄉愁和家園的記錄。在他眼裏，是哪裏人其實並不重要，在哪裏留有記憶才更重要。故鄉並不是一個具體的地方，而更像是一種精神的歸依；鄉愁也不是對某一個地方的想念，而更像是一種家園的情結。對於每一個三線子女來說，故鄉何嚐不是“薄薄”的。回想自己，大半生都是在路上——不斷地告別故土、遠走他鄉，並變他鄉為故土，以致於在夢中常常分不清哪是故土、哪是他鄉。那時最愛說的一句話是“誰知道命運會將我拋向何方”，如今則變成了“人在他鄉，家在心中，退一步便成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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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裏胡哨的諾貝爾周燈下，Geoffrey Hinton也玩水晶球？有依據嗎，是不是在搞迷信活動？
因此 往事並不悠悠 新年也在過程。
祝 冬日溫暖
數學的關鍵是邏輯。康熙學過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清朝早期也有人知道伽利略彈道，但都不懂邏輯和科學。丘成桐教授說計算機的發展印證了畢達哥拉斯萬物皆數的觀點。但這是低級錯誤。術業有專攻，他並不懂《幾何原本》裏的邏輯體係及後來的發展。
用邏輯研究邏輯、用測量研究測量會引發比哥德爾語句更重要、更廣適的問題。歐盟的腦模擬項目早已失敗，現在也無其他人能模擬鼠腦和貓腦。所以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Geoffrey Hinton缺乏實證基礎，是邏輯和科學上的錯誤。
82級以後的，爽朗的多起來。接過一次新生，夜半鍾聲到客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