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1919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6卷1期發表的《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第一次把民主與科學尊稱為 “德先生”與 “賽先生”，他在文章中寫道：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學術上道德上一切的黑暗。”四個月之後，這一啟蒙號角匯入 “五四”運動的喧囂高潮，並對之後一個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講述五四時期兩位新青年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以及他們之間的友誼的故事。主人公之一許元啟（右）是我家世交長輩，在家裏留下的一些紀念文章中均提到另一位主人公應修人的名字，因此查找了相關資料遂成此文。
應修人，原名應麟德、字修士，1900年出生於浙江慈溪縣，14歲小學畢業後，迫於生計去上海福源錢莊作學徒。學業雖然中斷，但並沒有影響他對讀書的渴求。他將平日裏節省下的錢大部分用於購書，三年學徒期滿時已經收藏了近300本。應修人將這些書集中放在一個大木箱裏，上書“修人書箱”四字，供同仁借閱。1920年下半年應修人來到中國棉業銀行任出納股主任，他發現銀行不少青年職員都喜歡讀書，便倡議大家把書集中起來、互通有無。在應修人的組織下，大家分工協作，起草規章製度，於1921年5月1日成立了互助團通信圖書館及內部組織圖書館共進會。其藏書多為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出版物，包括《新青年》《每周評論》《國民》《晨報》副刊，以及魯迅的《呐喊》等。隨著藏書增加、讀者增多，應修人等人決定將藏書對外開放，在天津路44號成立了上海通信圖書館，後遷至寶山路三德裏。
上通圖以“使得無產者有得書看”為宗旨，不收費用、不要擔保，讀者隻需交付郵費即可通信借書，共進會會員則需繳納會費，作為購書及館務之用，不少著名作家及社會活動家如惲代英、楊賢江、郭沫若、潘漢年、鬱達夫、鄭振鐸、葉聖陶、錢俊瑞、樓適夷等也紛紛加盟。為聯係讀者和便利通信借書，1925年8月起出版《上海通信圖書館月報》，還多次編印《上海通信圖書館書目》，總共出版了18期。讀者群由上海逐漸擴大到國內20多個省市，並遠及日本、美國、法國等地，至1928年館藏圖書由創辦時的138種增加到5000餘種、讀者達到二、三千人。上通圖成為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進步圖書館，應修人因此成為上海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先驅。直到1929年被當局查封後，改建為上海第一個由政府興辦的公共圖書館——市立流通圖書館。
受新文學新思潮的影響，應修人從1920年開始即在《少年中國》《學燈》和《晨報》副刊上發表新詩作品，他的詩作《妹妹你是水》是這一時期愛情詩歌的代表作品。應修人與已在詩壇上嶄露頭角的汪靜之通信並結為詩友，1922年三、四月之交他請假來到杭州，與汪靜之、潘漠華和馮雪峰結伴春遊，暢談愛情和理想、自由和心靈，流觴曲水間引為知己。應修人將四人詩歌匯編成集《湖畔》後自籌資金出版，在詩集的扉頁上流下了這樣的詩句：“我們歌笑在湖畔，我們歌哭在湖畔”，從此中國第一個新詩社團——"湖畔詩社"在西子湖畔誕生。次年12月詩社又出版了《春的歌集》，"湖畔四詩人"的格局也由此在詩壇確立，並被稱為中國的 “湖畔派”詩人，全盛期的湖畔詩社還有魏金枝、謝旦如、樓建南等人加入。
“湖畔派”原指19世紀英國的William Wordswort、Samuel Taylor Coleridge、Robert Southey三位浪漫主義詩人所形成的詩歌流派，中國湖畔派詩人的詩歌與英國浪漫主義湖畔派詩人的作品在風格上有相似之處，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頌愛情的詩歌。他們的作品表現了新文學運動初期剛剛掙脫封建禮教束縛的青少年對美好自然的向往和對幸福愛情的憧憬，獨具一種單純、清新、質樸的美，在當時曾引起較大反響，並成為中國現代愛情詩歌的重要源頭。魯迅評價湖畔詩社是“血的蒸汽，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 朱自清說：“真正專心致誌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裏。” 1925年 “五卅運動”之後，因各人思想變遷，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曆時三年多的湖畔詩社便不複存在。應修人從1920年開始發表第一首詩《你怕冷麽》，到1928年寫出最後一首詩《在莫斯科》，八年間共存留下來107首詩。
1925年應修人加入中共，1927年11月來到莫斯科大學學習，開始了他的職業革命家生涯。應修人在蘇聯結識了同樣喜愛詩歌的女青年丁嵐，二人於1928年結為連理。1930年應修人回到上海，先後在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軍委秘書處地下油印科、中央組織部、中央政治局工作。重返上海不久，熱愛文學的應修人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左聯。他重新拿起筆，以筆名丁休人創作了以蘇區為背景的童話《旗幟的故事》及《金寶塔和銀寶塔》。應修人後來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經常需要接觸一些進步文化人，其中包括時任左聯黨團書記並已蜚聲文壇的左翼女作家丁玲。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其位於上海虹口區昆山花園路7號的寓所中突遭綁架，成為轟動一時的 “丁玲事件”，同時被綁架的還有潘梓年。
不知情的應修人當天因工作之約來到丁玲寓所，遭遇埋伏，激烈搏鬥中從高樓越窗跳下，舍身取義，年僅33歲，場麵極其悲壯慘烈。應修人離世後，妻子在他的長衫口袋裏發現了一首小詩，最後幾行是：“縱然天地一起塌碎，可是從這敗墟之內，依然有我的愛火紛飛！” 詩人的浪漫和革命者的冷峻在應修人身上既矛盾又和諧，大約是那個時代的特征。另幾位湖畔派詩人的結局各不相同，潘漠華和馮雪峰同應修人一樣參加革命，潘漠華1933年底被人出賣入獄，次年被折磨致死；馮雪峰1957年被劃成右派，1976年大年初一含冤而逝。隻有汪靜之是個例外，他20歲時通過兩部詩集成名，前30年作教授、後30年隱姓埋名，躲過了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94歲時出版了最後的詩集即駕鶴西去，為湖畔派畫上了句號。圖為1982年出版的《修人集》封麵，以及書中收錄的應修人手跡。
許元啟，字啟民，1889年出生於上海嘉定南翔，1916年畢業於黃炎培創辦的浦東中學，獲得獎學金資助後1917年秋考入交通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土木本科，1919年轉入機械科，學號719。唐山是一個中等工業城市，校風嚴謹樸實、學生刻苦讀書。五四運動時期全國追求科學和民主的潮流高漲，唐校風氣也隨時代變化。許元啟在大學期間喜歡閱讀課外書籍，訂閱並傳播《新青年》，在同學中間開展關於白話文、舊禮教、科學方法、社會主義、人生觀的討論。五四運動前一個月，他和同學們一起主辦手抄牆報《新報周刊》，內容包括對學校的建議、小品白話文、科學問答等。在五四運動中，許元啟積極參加學生救國團的各項活動，擔任學生會副主席，編印學生報紙《救國報》。許元啟還與國民黨元老、唐校國文教員吳稚暉等人一起開辦注音字母研習所，親自編寫教材，在工農中推廣平民教育，最多時全市成立了27個研習所。
許元啟還曾加入李大釗領導組織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與北大學生一同深入工人群眾調查，寫成《唐山勞動狀況》調查報告在1920年5月1日的《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上發表。《救國報》被迫停刊後，許元啟與jiw1同學一起共同組建進步社團“人社”、創辦《科學的唐山》半月刊。其文稿全部出自人社社員之手，以科普文章和譯稿為主。該刊物1920年3月創刊後辦得很有聲勢，北京《晨報》與《新青年》均有報道。1921年交通大學成立後，許元啟來到滬校任教，曾在當時的《民國日報》上主辦《唐山潮聲》副刊，聲援唐山開灤五礦的工人大罷工及母校的學生運動。他也因此被交大滬校辭退，不久應聘到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就職。許元啟曾於1952年5月5日在《唐院快報》上發表《“五四”前後回憶》一文，記述這一段曆史。
1926-1929年間，許元啟積極參與上通圖的活動，很快成為圖書館共進會的骨幹並因此結識了應修人，二人的生活軌跡從此產生交集。許元啟在1926年紀念五一勞動節的文章《人日》中寫道： “在六年前，在唐山有一個小小的組織產生，叫做人社，他們說， ‘人’是應該求 ‘生存’，因 ‘生存’而 ‘博愛’，因 ‘博愛’而 ‘服務’（To Live，To Love，To Serve——，他們努力的修養，擔當社會服務，采用科學的精神，宣傳科學的福音，去救自己，救人們。到現在我又找到了！找到一個小團體，他也無形中充滿這種精神，就是要求 ‘生存’ ‘博愛’和 ‘服務’。雖然隻有五年，而他的成績，已經很可看見。在此不得不說是一個小小的成績，是努力的結果。這就是在五年前 ‘人日’（注：即五一節）—— 產生的上海通信圖書館共進會。”
如同圖書館的名稱一樣，許應二人的友誼始於通信，他們在信中經常討論上通圖月報、圖書分類法及其他問題。二人雖然性格和經曆不同，但誌同道合，都鍾情於修身利人、啟蒙民眾的圖書館工作，因此很快成為好友。應修人在1926年4月26日給許元啟的信中寫道： “我想早一天見你是一天呢，咱們倆是不是還沒會過麵？你在杭州正好，你去湖邊細認吧，或者還留得我四年前的舊影呢。” 兩天後許在回信中說：“我剛剛在閘口白塔嶺駕濤仙館的草亭裏草就了給你的一封信，現在回來又接到你的來信。多少快活呀！這樣的友誼，我覺得特別，而極有趣味。” 應修人認為當時流行的杜威十進製圖書分類法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產物"，因此以漢字拉丁化拚音組織作者號，自編了新的圖書分類法。在許元啟的協助下這一分類法得以完善，並於1929年經新書推薦社修訂，正式定名為《S.T.T.圖書分類法》。
1927年 “四一二”政變後，上通圖成員中的中共黨員大多去外地參加武裝鬥爭或轉入地下工作，圖書館館務受到影響，許元啟此時出麵召集願盡義務的成員輪流值班，使得日常工作正常運行，並將每月薪水的一半捐給上通圖。他後來回憶： “當時自己晚上去上通圖值班，進行編目等工作，相當勞累，但感到這是在做有益於社會的事，內心甚覺安樂。”1933年日軍入侵冀東，交大唐院被迫南遷上海，借用滬校房舍住宿上課，直到下半年戰事停止，唐院師生才離滬北返。這期間許元啟參加了許多唐院校友會的活動， “丁玲事件”及應修人遇難也是在這一時期發生的。對於摯友的猝然離世，後來許元啟在自傳中寫道： “修人同誌給予我誌願參加革命組織的機會，在被派往武漢為企業安裝機器時我又目睹收回英租界的巨大勝利，但軟弱的心情終使我當時沒有決心投身革命事業”，其追悔與懷念之情躍然紙上。
1935年夏許元啟應趙祖康之邀到南京工作一年，次年經唐山時代的好友朱泰信大力促成，許元啟回到母校教書，之後與朱泰信在唐院共事六年。許元啟為人謙和、沉穩謹慎，朱泰信則年壯氣銳、鋒芒畢露，二人屬互補性格。在日軍全麵侵華期間，許朱二人與老教授及南方校友們一起，在母校輾轉南遷複課的曆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1942年左右，因校內的派係矛盾及學生風潮，朱許二人先後離開唐院另謀高就。1920年代運營上通圖的經曆使得許元啟對於圖書館事業產生了極大熱情，1940年代末，當時在國民資源委員會工作的許元啟主持編寫 “全國工礦器材統一名稱分類編號”，在編寫過程中采用了他早年與應修人共同創建的 “S.T.T.圖書分類法”，對於倉儲材料的調撥統計十分有用，S. T. T是上海通信圖書館國語羅馬拚音的縮寫
許元啟的子女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父親和校友一起通過校友會，頻繁地在校友之間活動，發起募捐複校的經費，並帶頭將亞細亞火油公司提前發給的一筆養老金7000元全部捐獻給母校複課之用，給全家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困難，不得不由母親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擔。母親擺起蘇州小吃攤，每天起早貪黑擀數十斤麵條、包數十斤粽子，深夜在桐油燈下為全家做鞋縫衣，勉強糊口。流亡師生如有患病，父親還讓母親為之熬藥護理，或於周末做些南方菜肴，為師生改善夥食，當時父母親把全部心血獻給了唐院，為複校作出了無私的貢獻。”1949年中共建政後，許元啟還將其父珍藏多年的兩箱字畫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解放日報》曾登報表彰。
唐院圖書館成立於1907年4月，第一任圖書館主任為清華學校首批學生、也是我家的老鄰居江秀炳先生。1937年學校南遷時，唐院校園被日軍占領，大批圖書資料無法帶走，由江先生留守保管。他在唐山與偽政權斡旋並四處奔走呼號，將學校的寶貴財產保留了下來。與此同時，學校在南遷途中陸續添置了一些教學急需的圖書資料，1938年3月成立了圖書館，許元啟擔任主任，他想方設法購置、動員捐贈各類圖書資料萬餘冊，盡力保障戰時教育所需，因此在非常年代出現了南北兩位圖書室主任的情形。在江先生擔任主任期間，唐院圖書館采用了《四部》分類法、《桂質柏分類大全》、《江秀炳社科分類法》、《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工程圖書分類法》，對於古籍、科技、社科及中外文圖書進行不同分類。圖為老唐院圖書館，毀於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1952年許元啟回到母校任教授，他於1954年繼江秀炳之後出任學校圖書館館長直到1965年退休。1950年代蘇聯專家向許元啟推薦了《蘇聯鐵道運輸技術圖書分類法》，他比較了幾種國外的圖書分類法，並與館內同仁反複商討，決定從1958年開始采用這一分類法。從而結束了多年來中、日、俄、西文圖書使用不同分類法的曆史，直到1982年改成《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多年來許元啟一直孜孜不倦地鑽研圖書館學理論，他認為開架借閱和資源共享是現代化圖書管理的兩大特征。在許元啟的倡導和努力下，唐院圖書館在全國高校中最早實行開架製度。從1960年起，唐院又與北京各主要圖書館協作編製聯合目錄，為實現館際互借和資源共享打下了基礎，可謂開風氣之先，特別是在沒有電腦的半個多世紀前更顯得難能可貴。文革中與大多數老知識分子一樣，許元啟受到衝擊和不公正待遇，於1972年病逝，結束了他務實而豐富的一生。
近世中國，百年滄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新舊思想和文化交替變換的大時代裏，本文主人公以及相關人物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信仰與救國理念，但他們均秉承修齊治平的君子之道和家國情懷，在舊傳統向新時代過渡期間維係著文化的傳承。為此他們殫精竭力、忍辱負重、散盡家財乃至獻出生命。這大約就是近年來坊間流傳的所謂“民國範兒”，即上古時代傳承下來的、並注入了新時代元素的士大夫氣，“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那是令人懷念的一段傳奇和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當今的時代已經很稀缺了。
原稿：2017年5月 修改：2023年11月
【注】本文原稿被《唐院春秋》公眾號推出
最近網上看了部電影台灣往事，歌曲最後唱到”唐山“，於是想起了你 ：）
祝 冬日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