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與思想之魂 —— 索尼婭的追夢人生（下）

【續前】火與思想之魂 —— 索尼婭的追夢人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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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文化圈

索尼婭優雅的風度及俄羅斯背景很快成為斯德哥爾摩社交圈中令人著迷的元素，她加入了從事科學、文學、藝術、教育及社會活動的女性精英社團“新伊頓”（Nya Idun），女作家和女權主義者艾倫·基（Ellen Key，1849-1926）及社交名媛特蕾莎·於爾登（Therese Gyldén）是新伊頓的中心人物。艾倫是索尼婭的女兒小索尼婭就讀的小學校長，兩人很快成為密友。特蕾莎是斯德哥爾摩天文台台長胡戈·於爾登（Hugo Gyldén）的太太，一位熱情好客的女主人，他們在天文台的家因此成為斯德哥爾摩科學和文化的重要聚會場所。在那裏索尼婭還結識了作家和詩人維克多·裏德伯格（Viktor Rydberg）及瑞典社會民主運動先驅亞爾馬·布蘭廷（Hjalmar Branting）等人。

作為女性，索尼婭獲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機會。她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數學成就，除了本人的天資和勤奮之外，與19世紀後期歐美各國的婦女平權運動，特別是魏爾斯特拉斯、米塔-列夫勒等人的提攜和幫助分不開的。索尼婭深入參與了為更多女性提供學習和職業機會的鬥爭，例如加入瑞典第一個婦女協會，為Dagny等女權雜誌寫稿。她經常在俄羅斯期刊《北方使者》（Severnyj vestnik）上評論瑞典文學，在一篇文章中講述了參觀一所民間高中的觀感。索尼婭的興趣廣泛，常常和友人一起騎馬、溜冰、遠足，享受大自然。然而她會突然中斷旅行，聽從心靈的召喚趕回家做數學。她不擅長日常具體雜事，例如打理財務、購買衣物、照顧孩子、認路等，幸運的是總有朋友相助。

在斯德哥爾摩，索尼婭實現了自己年輕時的文學理想。米塔-列夫勒的妹妹安妮·夏洛特·列夫勒（Anne Charlotte Leffler，1849–1852）是19世紀末瑞典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以其女權主義作品聞名，她的戲劇每年都會在瑞典各地舞台上演。索尼婭和安妮·夏洛特年齡相仿，誌趣相投，不久成為好朋友。在三四年的時間裏兩人幾乎朝夕相處，時常結伴出遊，不在一地時則保持密切的通信往來。索尼婭和安妮·夏洛特共同創作了一部九幕雙人戲劇《為幸福而戰》（Kampen för lyckan），主題是關於婚姻和工作權利，索尼婭負責劇本內容，安妮·夏洛特負責台詞。兩人從合作中獲得極大快樂，1887年12 月該劇成書出版，其兩個不同版本現存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圖為身著冰島古諾爾斯服飾的索尼婭（坐者左三）、西格妮（坐者左二）、安妮·夏洛特（立者左三）與艾倫等人在1885年的一次民俗活動中。

索尼婭十分欣賞與她同時代的瑞典大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作品，她這樣寫道：“斯特林堡被認為是新文學流派的奠基人——他的一些故事，尤其是來自民間生活的故事，非常成功，而且適合翻譯成俄文……”斯特林堡對女性存有強烈的偏見，雖然兩人從未見過麵，他卻很難接受索尼婭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學院教授一事，他說“女教授是無益、有害且令人不快的”。斯特林堡還撰文誹謗索尼婭的人品和科學工作，盡管他對數學一竅不通。對此索尼婭的回應是：“正因為受到他片麵的無理攻擊，我慶幸自己能夠向天才的斯特林堡表達欽佩之情。 我們女人應該設法教會自己，男人知道的東西這麽少，不要讓一個人的弱點或錯誤掩蓋了他的真正含義。”

1886年姐姐阿紐塔病重及次年去世是對索尼婭又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她差點為照顧姐姐辭去斯德哥爾摩的教職，多虧好友朱莉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遺孀 Anna Vasilievna 伸出援手。與索尼婭的性格及愛好不同，比她年長六歲的阿紐塔是一位激進的革命者，有著美麗的金發和修長的身材。在人群裏阿紐塔永遠是中心，她是索尼婭自幼的偶像及生命中最親近和重要的人物之一。阿紐塔的理想是成為一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輕時曾是她的追求者。到海德堡不久後，阿紐塔就厭倦了那裏的書齋生活，她移居巴黎並投身政治活動。1871年索尼婭前往巴黎探望阿紐塔及其男友時，親身經曆了巴黎公社浴血奮戰的場麵。

在阿紐塔的病榻旁，索尼婭開始構思兩本小說。1889年她的自傳體小說《來自俄羅斯的生活：拉耶夫斯基姐妹》 （Ur ryska lifvet: systrarna Rajevski）出版，書中的妹妹塔尼亞（Tanja）就是索尼婭本人。這部小說獲得巨大成功並被翻譯成八種語言。索尼婭的遺著《維拉·沃龍佐夫：俄羅斯生活的故事》（Vera Vorontzoff: berättelser ur ryska lifvet），英文版標題為 “Nihilist Girl”，由安妮·夏洛特最後完成，艾倫作序，1892年出版。主人公維拉是一個年輕姑娘，她以殉道者的精神，放棄了一切正常生活的可能，嫁給一個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政治犯。這本書是索尼婭為阿紐塔寫的，她常常與安妮·夏洛特等瑞典朋友感歎，自己出生在那樣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

最後的旅程

1888年2月，索尼婭遇到了亡夫的遠房親戚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Maksim Kovalevsky，1851–1916）。馬克西姆是一位俄羅斯社會學家和革命者，受邀來到斯德哥爾摩擔任客座講師，後來獲1912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在斯德哥爾摩期間，索尼婭和馬克西姆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並發展了一段戀情，然而索尼婭始終糾結是否要與馬克西姆結婚。1890 年 聖誕季期間，索尼婭前往南法黃金海岸旅行，與馬克西姆一起在他的別墅度假。索尼婭一直不習慣寒冷的北歐冬季，因此非常享受地中海的陽光、海水和鮮花，回程她在巴黎和柏林短暫逗留，探親訪友。歸途中索尼婭幾經周折，路上患了重感冒，於1891年2月4日清晨回到斯德哥爾摩。

索尼婭回來後的次日晚間，米塔-列夫勒來到家中看望。她談論了很多旅途見聞和老朋友們的消息，以及在新的一年中的研究計劃。盡管身體抱恙，2月6日索尼婭仍然站到了講台上，堅持講授了春季學期第一堂課，這是她前一學期開始的新課題——分析在數論中的應用。課後索尼婭與米塔-列夫勒共進午餐，當晚還參加了好友特蕾莎家的聚會。她在回家時坐錯了電車，不得不冒著寒風走回住處，很快重感冒變成了肺炎。在接下去的幾天裏，米塔-列夫勒為索尼婭請來了最好的醫生，特蕾莎和艾倫在家中輪流照顧她，但最終沒能保住她的生命。2月10日淩晨四時，索尼婭安靜地告別人世，終年41歲26天。從第一堂課到最後一堂課，她走過夢想成真的七年。

索尼婭去世的消息傳遍全歐洲，各國數學家、藝術家、知識分子紛紛發來唁電、送上鮮花。其中一束白百合的留言是：“獻給索尼婭——魏爾斯特拉斯”，這位孤獨悲傷的老人燒毀了愛徒的所有信件，六年之後82歲的魏爾斯特拉斯也駕鶴西去。索尼婭的葬禮在她去世六天後舉行，她安葬在斯德哥爾摩北部公墓（Norra Begravningsplatsen），吊唁的人們在北歐二月的寒風中排成了長隊。米塔-列夫勒在葬禮上致悼詞，遠道而來的馬克西姆用法語答謝，他後來終生未娶。看到索尼婭12歲的女兒一夜之間突然長大，米塔-列夫勒倍感心痛。小索尼婭由特蕾莎負責照料，直到在瑞典完成學業，回到俄羅斯的家人身邊，她長大後成為一名醫生。左：索尼婭和安妮·夏洛特，右：索尼婭和女兒。

1890年12月初，索尼婭旅行前來到米塔-列夫勒家中告別，那是安妮·夏洛特最後一次見到索尼婭，不久後她也與丈夫一起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度假，但她沒有想到這竟是永決。當索尼婭離世的消息傳來時，安妮·夏洛特痛感失去自己 “靈魂的靈魂”。她早就計劃為好友立傳，這也是預感到自己可能英年早逝的索尼婭生前的願望。米塔-列夫勒封存了索尼婭的所有文件，後來移交給妹妹寫作之用。1892年，安妮·夏洛特撰寫的《索尼婭·科瓦列夫斯基》完成並出版，後被譯成多種文字，而作家本人也在同一年離去。在索尼婭的葬禮上，米塔-列夫勒和安妮·夏洛特的弟弟Frits Leffler朗誦了自己為她創作的一首詩《火之魂與思想之魂》（Själ af eld och själ af tankar），詩作全文收錄在這本傳記中。

1883年秋天，安妮·夏洛特第一次見到索尼婭時，就為她眼中充滿夢幻和聰慧的光芒深深吸引。1888年初，安妮·夏洛特移居意大利，二人將近兩年時間沒有見麵。1889年聖誕節前，安妮·夏洛特和索尼婭一起前往巴黎度假，發覺她改變了很多。長年研究數學的過度勞累、姐姐阿紐塔的早逝，以及與馬克西姆的感情糾葛，幾乎耗盡了索尼婭的精力，她的眼睛變得黯淡了。第二年初夏，安妮·夏洛特在柏林又與剛從聖彼得堡旅行歸來的索尼婭不期而遇。索尼婭在赫爾辛基和聖彼得堡受到熱烈歡迎，她不斷地發表演講、參加宴會。很少有女性像索尼婭一樣被外在的成功所包圍，然而安妮·夏洛特能夠感覺到她內心的落寞與孤獨，她的心扉對於最親近的朋友也漸漸關閉了。

在內心深處，索尼婭總是害怕巨大的未知。19歲那年夏天，她在倫敦拜訪英國女作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筆名）時說： “對死亡的信念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索尼婭生前經常引用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中的台詞： “因為在死亡中——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後，在那死的睡眠裏，究竟將要做些什麽夢，值得深思。” 安妮·夏洛特在傳記中寫道：一個人的生命或長或短，其實並不能說明很多，一切取決於其對於自己和他人的豐富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索尼婭的一生比其他人都更長；她沉醉於幸福和悲傷的泉水，從智慧之井裏汲取精神力量；她登上了靠想象力可以到達的所有高度，並將自己豐富的知識、經驗、幻想、感覺與他人分享……

流芳百世

索尼婭去世後，艾倫在Dagny雜誌上的兩篇紀念文章中寫道：在索尼婭身上沒有一絲學識淵博的傲嬌，她通過不斷滲透新的精神領域來擴大自己的視野。索尼婭由極端對立的人格組成，非凡的文化背景與強大而狂野的自然力量；支離破碎的、細微的、易受影響的內心與精力充沛、統一、強烈的精神； 現代的、分析的、洞察的智慧與豐富的東方想象力； 精確的數學家與理想主義的夢想家。 當你將這些對立麵細數一遍之後，發現她身上還有上百個未曾提及的性格。她的非凡的樂趣也許主要在於這些互不相容的對立麵，一個其財富無法窮盡、其本質無法被測度的人格，具有天才的、女性的和斯拉夫民族的三重天性。

索尼婭的一生充滿冒險、悲劇，以及輝煌的職業生涯， 她遊曆了很多地方，不斷追求新的目標。然而無論走得多遠，索尼婭總是能夠回到自己最喜愛的數學和文學，她最出色的能力是將情感與智慧建設性地結合起來。索尼婭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體會：“許多沒有學過數學的人把這門科學和算術混為一談，認為它枯燥無味，然而這是一門需要極大想象力的科學。”在她眼中，數學獨立於世界上的任何東西而存在，如同北極光一樣是大自然的饋贈。索尼婭從來不設法決定自己更傾向於數學還是文學，她可以在兩者之間自由切換。魏爾斯特拉斯在信中的一句話成為她的座右銘：“一個不是詩人的數學家，永遠是不完美的。”

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麗絲·門羅（Alice Munro）在短篇小說《幸福過了頭》（Too Much Happiness）中描寫了索尼婭最後的旅程，以她在旅途中似夢似醒的形式，回放其一生中的吉光片羽。小說以1891年元旦索尼婭和馬克西姆在熱那亞的老公墓裏散步開場，索尼婭對馬克西姆說： “我們中有一個今年會死去”，誰知竟一語成讖。不由令人想起另一位卒於斯德哥爾摩的異鄉人——西方現代哲學奠基者勒內·笛卡爾 （René Descartes，1596–1650），1649年秋他應邀前往斯德哥爾摩，擔任瑞典克裏斯蒂娜女王的私人教師，次年2月11日在這片 “熊、冰雪與岩石的土地”上離世。笛卡爾去世200年後索尼婭出生，而兩人的忌日僅相差一天。

當魏爾斯特拉斯和索尼婭相遇時，門羅在小說中寫道：“終其一生，他都在等待這樣的一個學生走進他的書房。一個能夠全麵挑戰他的學生，一個不僅僅能跟上他的智力成果，而且有可能飛得更遠的學生……在一個一流數學家的心裏，一定有一種類似於直覺的東西，閃電般的靈光一現，揭示一直存在的東西。精確，一絲不苟，必須這樣，偉大的詩人也是這樣。”當她最後一次與魏爾斯特拉斯告別後，索尼婭想：“他的名字還會存在一段時間，在教科書裏以及數學家之間。如果他更熱衷於建立自己的名望，他也許會更長久地站在自己選擇並且努力為之奮鬥的事業的前沿位置。他對工作的關注遠遠超過名望，而他大部分同僚對二者的關注程度是相當的。”

門羅還寫道：“瑞典是整個歐洲唯一願意為自己的新大學聘用女數學家的。他們的城市十分幹淨整潔，他們的習慣太有規律，他們的酒會也太有禮貌。一旦他們覺得某些程序正確，他們就立即實踐。彼得堡和巴黎的激辯無休無止，讓人振奮，甚至會有危險，但在這裏根本不會有。”“她以前是多麽熱愛巴黎……就是在這個巴黎，她經人介紹，認識了數學家、政治思想家。就是在這個巴黎，她曾聲稱，沒有厭倦、沒有勢利、也沒有欺騙。然後他們給了她博爾丁獎，親吻她的手，讓她在最豪華明亮的高雅房間發表演講，給她獻上鮮花。但是當她需要一份工作時，他們就關上了門。他們考慮這件事的時間，不會比考慮雇傭一隻受過訓練的黑猩猩更久。”

筆者在大學偏微分方程的課上學到Cauchy-Kovalevskaya定理時，第一次得知這位俄羅斯女數學家。在瑞典生活多年，“索尼婭”的名字更是不絕於耳。每當站在她的雕像前，總會有一種穿越之感。前些日子筆者根據文獻，找到了索尼婭在斯德哥爾摩的故居Sturegatan 56（左圖）。這是19世紀下半葉修建的一條市中心街道，門前沒有任何標記，想來現在的業主也不會知道這裏曾經住過一位偉大的女性。1948年，俄羅斯婦女組織募捐在索尼婭的墓前豎立了一座東正教十字架石碑（右圖），用俄瑞兩國文字鐫刻了紀念碑文，其中俄文碑文中的生卒日期是東正教使用的儒略曆。每年都有人來這裏悼念，獻上鮮花。雖然索尼婭已經離去132年，而正如魏爾斯特拉斯所說： “人死了，思想還在。”

【注】本文被《返樸》公眾號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