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1903年，天主教耶穌會神父、著名教育家馬相伯 (1840-1939，原名建常，後改名良，字相伯) 在上海徐家匯創建了“震旦學院”，後因外籍傳教士南從周 (Perrin) 篡奪校政發生學潮，震旦學院130名學生憤然離校，擁戴馬相伯另立新校。1905年馬相伯與震旦學生於右任、葉仲裕、邵力子等在上海吳淞創辦了“複旦公學”，並邀請熱心教育事業的嚴複、張謇、熊希齡等28人為校董，籌集複旦建校資金及參與校務管理，1917年複旦公學易名為私立複旦大學。本文講述複旦公學時期在校史上記錄較少的兩位先賢，1905年的校董熊元鍔和1912年的教務長胡敦複的生平、他們與複旦的曆史淵源、與嚴複和馬相伯的師生之誼以及創辦新學的故事。
複旦公學初創時期的校董之一熊元鍔 (1879-1906，譜名育鍔、號惠元、字季廉)，江西南昌人。熊元鍔自青年時代起就非常喜愛宋明理學，醉心各種經世致用之學，並且廣泛涉獵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戊戌黨人的著作。他尤其敬重被譽為“精通西學第一人”“介紹近世思想第一人”的國學大師、翻譯家和教育家嚴複 (1854–1921) ，閱讀了很多嚴複譯述的西方社科名著和力陳變法維新的文章。1900年嚴複為避庚子之亂從天津移居上海，開辦“名學會”，講演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 (John Mill) 的“名學” (邏輯學)，為挽救時局出謀劃策。熊元鍔專程從南昌到上海拜見嚴複，“兩人講學論道，相得甚歡，嚴複欣然收其為弟子。”
結識江西青年才俊熊元鍔，可以說是嚴複在滬一年中最開心的事，他還為熊元鍔易字“師複”。嚴複在次年離滬北上時寫下《贈熊季廉》詩雲：“就中愛我最真摯，屈指先數南昌熊。心期渾欲忘彼此，圭角相遇加磨礱......臨行執手無所贈，惟有真氣如長虹。橫流他日儻相遇，竊願身道雙加豐。”在嚴複的教誨下，熊元鍔的學識和文章大有精進，經屢次科考失利，他終以豐富和紮實的新學知識榮登光緒29年 (1903) 癸卯恩科江西鄉試榜首，成為江西史上最後一位解元。癸卯恩科雖然未能完全廢止八股文，但是追加了策論，反映了清廷內部意欲改革的願望。
熊元鍔留下的文字不多，與嚴複之間的書信也沒有留下。他在江西鄉試中的策問試卷也許是其唯一傳世的文章，文中可見嚴複的深遠影響，特別是關於學術的“普通之用”和“專門之用”的區別，熊的回答與嚴複的主張十分吻合。1903年10月嚴複應熊元鄂之請，作英文文譜，用文言講授英文語法，編成《英文漢詁》(English grammer explained in Chinese)，1904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本介紹英文語法的書，為中國使用標點符號及橫行排版刊印中文之始，也是嚴複唯一的語言學著作。
由於深受嚴複科技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1901年熊元鍔與同族從兄育鍚、育鎬以等人共同組織了以修習研討西洋實科及語言為主的新式學堂——“樂群英文學堂”，後來又易名為“心遠中學堂”，由熊育鍚接手主持並發展擴大，天津的南開、長沙的民德和南昌的心遠日後被譽為清末民初“中國三大新型私立中學”。1904年太常寺卿、順天府丞李盛鐸等招集資金興辦江西商辦鐵路公司，在江西境內修築鐵路，熊元鍔熱心參與其事。當年10月江西第一條鐵路——南潯鐵路正式興建，熊元鍔被派為駐上海坐辦。
1905年，熊元鍔應馬相伯之邀成為複旦公學校董，以嚴複為首的28名校董署名發出《複旦公學集捐公啟》(上圖)，並在《時報》和《中外日報》上刊載《複旦公學廣告》(下圖)，公告中稱 “本學教授法、管理法由嚴幾道 (即嚴複)、馬相伯兩先生詳定，並請熊季廉、袁觀瀾兩先生分任管理之責”。當年9月複旦校舍修浚，9月14日(農曆中秋節次日)在馬相伯、嚴複、熊季廉、袁觀瀾及全體學生的努力下，複旦公學正式開學。不久之後，因校舍及經費緊張，時任庶務長的袁觀瀾又在《南方報》上刊出《複旦公學廣告》，稱第二年暫停招生，遭到以複旦公學學長葉仲裕為首的複旦師生的質疑和強烈反對。
這一時期嚴複與熊元鍔就學校管理事宜不斷有書信往來，後來嚴複還寫信給熊元鄂之弟熊季真，信中說：“又複旦公學為索觀瀾侵蝕公款至數千金，反以此為學生罪，天下不平無過此者。季廉知之，故在日力以維持複旦為己任。”由於熊元鍔體弱多病，又為“複旦公學及往日本調查鐵路事所累”，不幸於1906年4月下旬病逝，年僅28歲。嚴複為此極其悲痛，他於4月28日參加了複旦公學和青年會在上海頤園為熊元鍔舉辦的追悼會，並作挽聯哀悼 ：“與君同為國傷心，何堪憔悴江潭，楚些翻成悲宋玉；此業不蒙天所福，枉自張皇幽渺，玄經哪更問侯芭。”
1906年馬相伯辭職遠赴日本，在眾多複旦公學學生的籲請下，時任安徽高等師範學堂的嚴複兼任複旦公學第二任校長。由於辦學經費緊張、疲於滬皖兩地奔波，以及在複旦內部與師生之間的紛爭與衝突等原因，一年之後嚴複被迫辭職。1910年馬相伯再次出任複旦校長，但他又於1912年赴京任要職，不能親理校務，學校實際負責人為教務長胡敦複和庶務長葉藻庭。胡敦複 (1886–1978) 是近代中國的著名數學教育家，他從1897年起，先後進入上海南洋公學的外院、中院、政治班學習。當時馬相伯家居徐家匯的南洋公學附近，1901年時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的蔡元培介紹包括黃炎培、胡敦複在內的24名優秀學生，到馬相伯處學習拉丁文。
這些學生很得馬相伯賞識，1935年馬回憶當年的學習情景時說：“從前笑話的外國人，也不能不欽佩青年學生的努力，胡敦複就是其中之一。我教他們，除了拉丁文外，還有法文和數學……其中很有幾個，後來都對於數理的研究有了深造。”1903年南洋公學學生因“墨水瓶事件”鬧學潮，震旦學院也從這個學習班脫胎而來。1905年秋，胡敦複又進入剛開辦的複旦公學學習，先後為震旦和複旦的開山弟子。1907年未及畢業胡敦複即被選中赴美留學，在康奈爾大學主修天文與數學，同時兼習文理多科，僅兩年即獲理學學士學位。上圖為早年的徐家匯天文台，即馬相伯為24名學生開辦學習班的場所及震旦學院成立的地方。左下圖是宣統元年 (1909) 複旦公學的畢業證書，右下圖是馬相伯和蔡元培為複旦的題字 “摩厲以須”和“好學力行”。
胡敦複出身於無錫堰橋一個教育世家，是北宋著名教育家、安定學派代表人物胡瑗的31代孫，其祖父胡和梅是清代名教諭，其父胡壹修及其叔胡雨人亦為晚清著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易經》曰：“敦複無悔，中以自考也”，意為以自省來回歸原點，胡敦複之名即出於此。胡雨人是近代崇尚實踐、努力維新之先導，胡氏兄弟幼年主要在家接受胡雨人的教育。其兄弟姐妹九人以及堂兄弟姐妹，幾乎都先後留學美國、日本的著名大學，回國後又多從事教育工作並卓有建樹。1909年初庚款留美計劃啟動，清政府在北京成立遊美學務處，年僅24歲的胡敦複中斷在美學業應聘回國，出任遊美學務處肄業館教務提調，負責考選和遣送直接留美學生的工作。
胡敦複主持考選了三批留學生共180人，均為當時的青年精英。庚款留學生中有胡敦複的兩位胞弟胡明複和胡剛複，都畢業於哈佛大學，分別為中國第一位現代數學博士和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1911年1月，經清政府批準，遊美學務處肄業館改為清華學堂，胡敦複被任命為清華第一任教務長。1911年初夏，胡敦複與在清華學堂任教的10位中國教員一起成立 “立達學社”，以 “自立立人、自達達人”宗旨，以 “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理想，胡當選為學社社長。不久後胡敦複與清華美籍教師關於課程設置、辦學理念的等發生分歧，同時因不滿美國公使館對校務的各種幹涉，他以 “不能遵辦”憤而辭職，離開清華回到上海。
胡敦複到達上海後，應恩師馬相伯特聘，出任母校複旦公學教務長。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11月複旦的吳淞校舍被光複軍占用，教學無法繼續，學校一度停辦。12月中旬校長馬相伯、教務長胡敦複在無錫士紳支持下，借李瀚章大公祠、昭忠祠分別作為課堂和宿舍，籌備複學。於右任、邵力子、胡敦複等人在《民立報》館二樓設立“複旦籌辦事務所”，將複旦情況向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匯報，請求複校。後經孫中山的民國臨時政府批準，將位於徐家匯華山路的前清公產李鴻章祠堂 (簡稱李公祠，首圖為其大門) 撥給複旦公學使用，並撥款一萬銀元以作複校之用。李公祠建於1904年，是慈禧太後為祀清末重臣李鴻章而建造。
辛亥革命爆發後，立達學社社員也紛紛南下至上海與胡敦複會合，遂醞釀創辦一所獨立自主的學校，取名“大同”。於是胡敦複便一麵籌建大同，一麵主持複旦教務。在沒有政府扶植和實業家資助的情況下，胡敦複和立達學社同仁除了一腔赤誠和鐵打的信念、忘我的犧牲精神，以及滿腹的科學知識外，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實力。他們隻好用立達學社的入社金、月納金及自籌資金總共228元，私立大同學院 (1922年之後稱大同大學) 於1912年3月19日在上海南市區肇周路南陽裏成立，這一天正好是首任校長胡敦複28歲生日。大同校名出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胡敦複和社員們約定，在大同教書和辦公不取分文報酬，個人生計全靠在外兼課解決，即使這樣他們還將微薄收入的20％甚至更多捐給大同。
1912年9月9日《民立報》的評論說： “胡君前主持清華學校教務，力主按科分班，以權限不專，未行其誌。至今清華學生猶追思之。現主持複旦教務，必能發揮此特色也。”是年12月，由於公費停發，學校收入全靠學費，員工薪水難以支付，校具設備無法維修，而當時社會又值大變動之際，引發複旦學生罷課風潮。為整頓校務，馬相伯、胡敦複、於右任等函請孫中山出任複旦校董，這也是孫中山以革命領袖的身份，唯一的一次出任大學校董，直到他1925年逝世，因此被後人稱為複旦的 “首席校董”。新一屆董事會成立後，推舉王寵惠任董事長、李登輝任校長。因複旦校董事會重組校務，胡敦複便借機離開，專心致力於大同的創建工作。
胡敦複於1912-1928及1941-1949年間兩度出任大同校長、1928-1949年間任大同大學校董事會理事。大同大學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社會中人無不知大同之敦複先生者”，稱胡敦複為“中國第一流教育家”。1930年-1945年間，胡敦複長期擔任交大數學係教授及係主任，他還積極聯絡當時國內的數學家，於1935年7月25日正式成立中國數學會，胡敦複被選為大會執行主席，後又當選為董事會主席，全麵負責數學會工作。抗戰全麵爆發後，大部分高校內遷，中國數學會的活動一度中斷。但1939年胡敦複和留在上海的部分數學家克服重重困難，組成臨時編委會，堅持出版數學會刊物《中國數學會學報》和《數學雜誌》。在1952年院係調整中，大同大學被拆解，數學係並入複旦。胡敦複於1949年離開大陸前往台灣，1978年病逝於美國西雅圖。
1905年《複旦公學集捐公啟》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以中國處今日時勢，有所謂生死問題者，其惟興學乎。問吾種之何由強立？曰惟興學問。民生之何以發舒，曰惟興學問。” 在清末民初國貧民弱、西風東漸、新舊交替的時代，出現了一大批以“教育救國”為信念，無怨無悔、繼往開來、終生奉獻的名師先賢。熊元鍔和胡敦複是這些仁人誌士中的兩位傑出代表，一位英年早逝、一位奮鬥終生，他們的道德風尚、人格魅力、敬業精神、治學態度長存世間，令今人敬仰和深思。本文寫作過程中，筆者參考了張仲民的文章《嚴複與複旦公學》、沈國威的文章《嚴複與其門生熊元鍔》、王宗光主編的《老交大名師》等，文中圖片和部分內容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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