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斯德哥爾摩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首都之一，在市中心大約一平方公裏的高檔區域裏，坐落著豪華酒店、餐廳、住宅，一派安寧、和平、富裕的景象。二戰開始後的1940年4月，納粹德國突襲占領了丹麥和挪威。作為中立國瑞典的首都，斯京因此成為當時世界上間諜最密集的城市，有 “北歐卡薩布蘭卡”之稱，各個交戰國的外交使領館在此比鄰而居。這裏存在一個看不見硝煙的地下戰場，陰謀、欺騙、背叛、謀殺和權力鬥爭司空見慣。二戰爆發時，瑞典缺乏現代化的軍情機構，因此很快成立了C局（C-byrån ）——瑞典最秘密的地下情報組織，隸屬於總參謀部，以局長Carl Petersén 名字的首字母命名。
戰爭期間，有一群年輕女性由於各種原因加盟C局，她們每人都擁有自己的代號。瑞典巨星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的好萊塢影片《卡薩布蘭卡》，成為她一生中的不朽傑作，然而C局女特工的生涯遠比電影驚心動魄。2020-2022年間，在斯京軍事博物館（Armemuseum）舉辦了 “王國特勤局”（I rikets hemliga tjänst）臨展，進入展室鑰匙孔形的大門，好像穿越到 1940 年代的斯京。天花板上放映著瑞典戰鬥機演習的紀錄片，背景是發動機的轟鳴聲。我們在那裏遇到三位當年最著名的女特工，也是褒曼的同時代人，她們是：Karin Lannby（左）、Erika Wendt（中）、Jane Horney（右）。
Karin Lannby （1916–2007）是一位瑞典演員、翻譯和記者，出身於斯京上流社會，年輕的社會主義者，曾以誌願者身份參加過西班牙內戰。Karin很早就跟隨德裔母親進入斯京時尚圈，1939年起，她以Annette的代號為C局工作，是瑞典最有名的女特工及謎一般的存在。戰爭期間，Karin在德國軍情機構 Abwehr下屬部門工作，擔任翻譯和秘書，經常與德國人一起出入社交場所。她精通五種語言，幾乎認識所有人，極富個人魅力。她的工作主要是偵查德國人在瑞典文化界和外交圈的滲透，為C局撰寫了 1300 多頁報告，是提供報告最多的人。她的報告內容詳盡、文筆優美、充滿八卦，涉及 17000 多人，包括許多名人。
1940-1941年間，Karin是後來成為大導演的Ingmar Bergman第一位正式同居的女友，那時Ingmar還是個默默無聞的小編劇，他的一個電影劇本曾以Karin為原型。據說兩人使用同一架打字機，Ingmar白天寫劇本，Karin晚上寫秘密報告，至少在當時Ingmar並不知道女友的秘密身份。戰爭後期Karin因酗酒問題引起上司不滿，逐漸淡出間諜工作，後來她也沒有得到瑞典官方的幫助和褒獎。戰後Karin度過了一段離奇生活， 1952年移居巴黎，以 Maria Bouyer 的名字再婚，從此退出江湖，過上了平靜的生活。後來Karin再也沒有踏足過瑞典，91歲高齡時去世。
Erika Wendt（1917–2003）是一位德國女子，出生時的姓氏是Schwarze。她年輕時學習瑞典語和藝術史，於 1940 年受雇於Abwehr，該機構直接隸屬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1942年Erika來到斯京，擔任Abwehr瑞典部門主管的秘書，幾乎掌握來往信件和加密電報的所有信息。瑞典安全部門Säpo通過監聽電話，發現了她反感納粹的政治傾向，說服她為阻止納粹的行徑和建設未來的民主德國做出貢獻，被發展成為臥底，代號Onkel（德語 “叔叔”）。1943年德國公使館將Enigma加密機換成G加密機時，Erika送出了多份明文，為使瑞典不卷入戰爭起了很大作用，策反Erika是C局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根據Erikat提供的情報，瑞典情報工作中的重要人物——Uppsala大學數學教授Arne Beurling破解了G加密機的密碼，使得情報部門可以跟蹤德國人的信息流量。1944 年，Abwehr和蓋世太保開始懷疑公使館的泄密事件，當Erika被要求返回德國時，她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暴露。C局因此為Erika提供了一個新身份，她改名為Ellen Berger，成為瑞典公民。在C局女特工中，Erika算是平安著陸比較好的一位。1993年她用閨名出版了自傳《代號叔叔》，對於自己在戰後沒有像男同事們一樣得到認可表示遺憾。直到 1998 年，Erika才因其在二戰期間的服務獲得獎勵，五年後以87歲高齡病逝。Erika去世時脖子上戴著軍情局和 Säpo頒發的護身符，上麵寫著 “你是我們中的一員”。
Jane Horney（1918–1945）在斯京出生，母親是丹麥人。她15歲時成為瑞典紅星急救隊的學生，1941年與作記者的丈夫住在柏林。Jane是一位美麗活潑、外向開放、富有感染力和冒險精神的女子，喜歡旅行、駕駛摩托車和開飛機，曾經到格陵蘭與愛斯基摩人一起在冰屋裏過冬。1943年婚姻破裂後，Jane回到瑞典，被C局招募為線人和信使，代號Eskimå。她在哥本哈根的斯堪的納維亞電報局工作，與納粹及丹麥抵抗組織均有來往。1944 年 7 月暗殺希特勒未遂事件發生後，德國軍情部門通過C局開始與美國中情局的前身——美國戰略情報局 OSS 合作，其聯絡途徑經由丹麥，Jane是最重要的信使之一。
1943年，Jane遇到了一生的中摯愛——丹麥抵抗組織成員Jørgen Winkel。當時丹麥抵抗組織懷疑Jane是一名德國間諜，Winkel被迫與她斷絕關係，博物館展出了二人的合影及分手前最後的信件。在丹麥有關方麵的壓力下，1944 年秋天Jane被Säpo拘捕，但在受到調查和審訊後獲釋。當時Jane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1945 年 1 月，不滿27歲的Jane最後一次去哥本哈根，在橫渡厄勒海峽的漁船上被同行的抵抗戰士射殺並沉入大海。Jane的遺體始終都沒有找到，她被處死的原因至今成謎。Jane是C局特工中結局最慘烈的一位，她提供的線人報告副本現存瑞典國家檔案館。
另一位著名的C局特工Sonja Wigert（1913–1980）是1930-1940年代挪威和瑞典最耀眼的電影明星，當時在斯堪的納維亞的名氣僅次於褒曼。Sonja一生中出演了大約 30 部電影，她的演技神秘莫測，具有浮誇和世俗的氣息，有人稱她是 “挪威嘉寶” “北歐費雯麗”。1939 年Sonja婚後搬到斯京居住，在成為瑞典主要影星的同時，她還在北歐四國繼續自己的戲劇生涯，1944年主演了反戰影片《我的人民不是你的》。然而Sonja的真實生活比銀幕上更為戲劇化，她在戰爭期間扮演了危險的雙重角色。1941 年起Sonja與挪威抵抗運動合作，次年受雇於瑞典C局，代號Bill，她同時還為美英情報部門工作。
Sonja的特殊任務是監視並滲透占領奧斯陸的納粹高層，她因此揭露了蓋世太保在斯京首席間諜的真實身份。Sonja從事情報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營救被關押在奧斯陸郊外戰俘營的父親，並使全家離開挪威。由於與著名納粹頭目的來往，她在戰後蒙受了不白之冤，演藝生涯也受到極大影響。1960 年，Sonja拍攝了最後一部電影之後逐漸退出演藝圈。1969年她前往西班牙度假，從此留在那裏，孤獨地度過餘生。直到Sonja去世25年之後Säpo檔案解密，她所作貢獻的全部真相才被世人知曉，2019年上映的挪威劇情片《明星間諜》（Spionen）再現了她在二戰期間非自願從事間諜活動的傳奇故事。
那些在C局擔任特工的女性具有截然不同的背景，有的出身上層階級，擁有高貴的姓氏。然而絕大多數是來自鄉村的純樸女孩，她們中的一些人接受了培訓並擔任秘書職位，其他人則從事服務和清潔工作。其中有些人被稱為 “燕子”，擔任信使、臥底、線人或 “小姐”，在情報工作中級別最低。女孩們從事間諜工作，有的是為了追求冒險有刺激的生活；有的是為了多掙些錢，用於購買時尚服裝或化妝品；也有的是為了尋找一條進入上層社會的通道，因此成為情報部門的完美工具。間諜生活沒有非黑即白的界限，長期遊離於灰色地帶。她們定期在夜店或某個同伴家中聚會，交流信息、分享經曆、抱團取暖，並將這種聚會稱為 “秘書俱樂部”，在戰爭最危急的那幾年 “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斯京的間諜們為不同甚至同時為多個國家的情報部門工作，某人突然失蹤的事時有發生。大部分C局女特工是由綽號 “泰迪熊”（Teddy）的副局長Helmuth Ternberg招募並單線聯係，報酬都是現金結算，無人知道他手下究竟有多少間諜。在這些女孩中，Karin Lannby獨立成熟，因此常常協助Ternberg進行管理。C局的女孩們冒著極大的危險，默默地為國家效力，犧牲身體和前途，甚至獻出生命，有些人長期遭受精神疾病困擾。戰爭結束時不少人已年近30，很難再就業及組織家庭。女孩們收集的大部分信息對戰時瑞典來說極為重要，可悲的是她們的貢獻往往得不到回報和認可，還必須終身保持沉默，以致完全被遺忘，很多人連名字都沒有留下。
C局常年在規則的邊緣行走，做了許多傳統情報機構不能做的事，二戰結束後，生活逐步恢複正常，各國情報機構紛紛收攤、打道回府。由於C局的一些非常規工作方式及違規行為，例如與德國Abwehr交換關於蘇聯的情報等，瑞典國防部於1946 年對其進行改組，重新成立的辦公室不對戰時行動承擔任何責任，Ternberg參與了重組工作並繼續留任。C局局長Petersén 提前退休，其他前雇員全部被辭退，發放五個月工資作為遣散費。口頭的雇傭合同則完全失效，種種違規行為也永遠無法得到證實。C局的檔案於 1967 年移交軍事檔案館，在堆放著分類文件夾和紙盒的檔案館裏，所有參與該機構行動或與之接觸的人員記錄統統被銷毀。
瑞典作家、影視製作人Jan Bergman用了30多年時間采訪、閱讀、研究，於2018年出版了《秘書俱樂部：二戰期間C局的女特工》（Sekreterarklubben：C-byråns kvinnliga agenter under andra världskriget）一書，披露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曆史，作者的母親Inez就是其中一員。Inez是一位來自芬蘭的瑞典女孩，她寫給移民加拿大的姐姐的信件以及她本人的經曆和觀察貫穿全書。Jan Bergman在母親的朋友圈中長大，從小跟隨母親旅行，包括拜訪他的“Karin阿姨”。母親教他用不同的方式看待現實、觀察外界，不斷觀察是Inez的天性，是她在戰時為瑞典軍事情報部門工作以及戰後在冷戰威脅和不可靠的現實中生存的條件。
1945年5月7日，法西斯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夜，差不多全斯德哥爾摩的人都來到市中心國王街兩旁慶祝勝利。秘書俱樂部的女孩們最後一次聚會，從此各奔前程。同年9月1日，Inez給姐姐寫了最後一封信，連同六年來沒有寄出的所有信件一起寄往加拿大。在沉寂了77年之後的2022年10月，瑞典國防部軍事情報和安全局MUST終於在C局先後的兩處舊址Valhallavägen 132和Sibyllegatan 49門口安放了紀念牌匾，上麵的銘文是： “C局於1940-1942（1942–1945）年間在這座樓房內運行，瑞典武裝部隊向情報部門的男女軍人致敬，他們在這裏默默地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
：）
冬日保重
+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