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碎片和鍾擺

1941-1945年間，納粹對歐洲少數種族及政治群體展開迫害，猶太人遭到大規模的係統性屠殺，大約有600萬人成為種族滅絕行動的受害者。羅馬尼亞出生的猶太裔瑞典女作家和心理谘詢師赫·弗裏德（Hédi Fried）是大屠殺最後的幸存者之一，她奇跡般地兩次從集中營存活下來，今年11月20日與世長辭，享年98歲。赫迪是瑞典最著名的公共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之一，畢生致力於反對種族主義和維護人類尊嚴的事業。30多年來，她走遍了瑞典各地的學校，堅持不懈地講述自己與家人在二戰中的親身經曆及作為猶太人的感受，傳播民主價值觀和人人平等的觀念，以確保曆史永遠不會重演。

1924年6月15日，赫迪出生在羅馬尼亞西北部城市錫蓋圖（Sighet）一個殷實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錫蓋圖毗鄰烏克蘭，一戰前及1940-1947年間屬於匈牙利。赫迪的父親Ignaz Szmuk經營一家生產包裝材料的小公司，三年半後她的妹妹利維亞（Livia）出生，一家人住在一所漂亮的大房子裏。姐妹倆從小衣食無憂，在父母的關愛中度過了快樂的童年。二人攜手長大，時常分享各自的小秘密，也會嫉妒、爭吵，甚至打架。1930年代初，反猶主義已經開始在赫迪的家鄉蔓延，姐妹兩人在學校裏時常受到一些大男生的欺淩，父母也深為局勢及全家猶太人的身份擔憂。

1933年的一天，赫迪的爸爸Ignaz買回來一台收音機，這在她家裏是一件大事，姐妹倆非常開心可以聽到柏林、巴黎和倫敦的音樂。然而對於她們的父母來說，更重要的是收聽多個國家的新聞，及時了解歐洲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那一年希特勒上台，掌握了德國政權，局勢一天天變得緊張。1939年9月1日是星期天，錫蓋圖的天空十分晴朗。那一天當姐妹倆回到家裏時，發現媽媽Frida神情肅穆地在聽收音機裏的新聞廣播，大滴的眼淚順著麵頰流了下來。原來德國入侵波蘭，二戰爆發了！戰爭似乎距離錫蓋圖這個安靜的小城還很遙遠，然而赫迪一家人的生活從此改變。

1940年，錫蓋圖及所在的北特蘭西瓦尼亞地區重新劃歸匈牙利所有，學校立刻改成用匈牙利語教學。好在赫迪姐妹可以用兩種語言讀寫，所以對她們的影響不算大。但是納粹德國扶植的匈牙利法西斯政權陸續頒布了各種歧視猶太人的政策和法律，例如：猶太人不準進入大學就讀，猶太人不準擁有銀行賬戶、汽車及貴重財產，禁止非猶太人與猶太人進行商品交易，等等。爸爸Ignaz的生意因此受到很大影響，但他說： “這些都不要緊，我們能夠接受生活水平降低，重要的是一家人要在一起，我們在一起就有安全感。”這句話他說過很多次，也成為後來赫迪姐妹在集中營裏堅持到最後的信條。

1942年，匈牙利政府又出台了一項新規：不準猶太人在高中學習。那時赫迪還有一年高中畢業，利維亞即將升入高中，兩人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期待，因此這一次對她們的打擊很大。她們的父母非常重視兩個女兒的教育，盡管那時家庭的經濟每況愈下，他們還是盡最大的能力，將赫迪姐妹送到大城市克盧日（Cluj）的一所猶太高中讀書。由於克盧日距離錫蓋圖較遠，她倆隻能在節假日回家。1943年底，赫迪與利維亞放假與父母團聚。她們盼望來年一切會變好，但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家人最後的團圓新年。赫迪一直保留著那時的老照片和父母寫給她的信，圖為19歲的赫迪（左一）與同學的合影。

新的一年開始了，由於有傳言蘇聯軍隊可能會來到錫蓋圖，赫迪姐妹在爸爸的勸說下留在了家中。三月份街頭卻出現了德國士兵，猶太人被強迫佩戴黃色的六角大衛星標誌。不久德國人在錫蓋圖建立了猶太人隔都，赫迪一家是最早一批入住的。他們隻有24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兩姐妹把心愛的小狗托付給羅馬尼亞鄰居，帶上簡單的行李，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自家漂亮溫馨的大房子，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錫蓋圖及周邊村莊一萬多名猶太人全部陸續遷入後，隔都的所有大門都上了鎖，人們不能自由出入了。猶太人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被剝奪——財產、尊嚴、自由，最後隻剩下生命。

1944年5月14日是一個晴朗的夏日，赫迪一家及許多隔都居民被送上悶罐火車，途中姐妹倆先後被迫與父母分離，從此再沒有見麵。錫蓋圖的所有猶太人分四批被運送到奧斯威辛集中和滅絕營，大部分人立即被毒氣殺死，其中也包括赫迪的父母。姐妹兩人由於年輕健康得以幸免，後來包括她倆在內的200名青年女囚被轉運到柏林的艾德爾施泰特做苦工。雖然她們幾乎不能承受工地上繁重的體力勞動，但始終咬牙堅持，因為這是能夠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支撐她們的還有回憶從前與朋友們在一起的快樂時光。在新年除夕夜，赫迪與表妹打賭，她認定4月15日一定會獲得自由。左圖為錫蓋圖的猶太人隔都，右圖為奧斯威辛集中和滅絕營，大門上的德文標語是： “勞動帶來自由”。

1945年春天，盟軍步步逼近柏林，赫迪姐妹和其他囚犯又被送到德國西北下薩克森的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在那裏度過了既沒有勞作、也沒有食物的兩個星期，包括赫迪在內的所有人都陷入了絕望之中。4 月 15 日這一天，英軍來到集中營解救了所有囚徒，這是被盟軍解放的第一個集中營，沒有人能說清為何赫迪會早早地預料到這一天。在考慮以後的去向時，赫迪決定不回錫蓋圖。一天三位瑞典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敲響了姐妹倆的房門，告訴她們瑞典紅會有一個救助一萬名集中營幸存者的項目。同年 7 月，赫迪姐妹先乘火車前往呂貝克，又轉乘紅會的船隻M/S Rönnskär號來到瑞典。

姐妹倆在瑞典南部港口城市馬爾默登陸，迎來了戰後第一個和平的夏天。不久後她們來到斯德哥爾摩，開始了在瑞典的新生活。赫迪參加了心理谘詢師的培訓，利維亞則進入商學院讀書。赫迪說自己是父母的聰明女孩，而利維亞是父母的漂亮女孩，就像貓和狗一樣。戰爭期間，失去父母的姐妹倆相依為命，在納粹集中營裏姐姐就是妹妹的保護傘，她始終對自由存有一線希望。兩人在瑞典成家立業、兒孫滿堂，一起積極參與反對種族主義的活動。她們每年夏天都相約到相距很近的鄉間別墅度假，直到赫迪90歲，圖為兩姐妹1946年和近年的合影，每張圖中左為利維亞、右為赫迪。

赫迪從12歲起開始寫日記，但是在集中營裏沒有可以用於寫作的紙張。來到瑞典後她重拾紙筆，恢複寫作是她處理個人經曆及進行自我分析的一種方式。在心理谘詢師的職業生涯之餘，赫迪撰寫出版了六本書籍。其中鬆散的“生命三部曲 ”——《生命的碎片》（Skärvor av ett liv，1992）、《生命的回歸》（Livet tillbaka，1995）和《第三次生命》（Ett tredje liv，2002)，圍繞著她一生的不同階段展開。《生命的碎片》是赫迪的處女作，關於為什麽大屠殺會發生，她寫道：“誰能告訴我是什麽時候開始的？沙粒加上沙粒，不知不覺麵前就成了一堆沙子。”

赫迪在2003 年的著作《生命的鍾擺》（Livets pendel）中，從哲學層麵深入闡述了對於邪惡、幸福和記憶特征的洞察。她說：“學會帶著記憶生活並不意味著遺忘。相反，大屠殺期間發生的事情必須不斷地保持鮮活。”在2017 年出版的《我收到的關於大屠殺的問題》（Frågor jag fått om Förintelsen）一書中，赫迪回答了讀者、講座聽眾和公眾提出的許多問題。兩年後，95歲高齡的赫迪出版了她的最後一本書——兒童讀物《博德裏的故事》 （Historien om Bodri），講述了女孩赫迪和她的朋友瑪麗卡（Marika）及狗狗博德裏（Bodri）的故事，這本書還改編成了一部兒童布偶劇。

赫迪的同鄉、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1928–2016）也是從錫蓋圖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幸存者。他這樣評論《生命的碎片》：“本書不僅僅是個人文檔；這是一個見證，感人至深、震撼人心。”圖片依次為《生命的碎片》、《生命的鍾擺》和《博德裏的故事》三本書的封麵，《生命的碎片》的封麵照片是1930年在照相館拍攝的，媽媽把兩個女兒打扮得漂漂亮亮，頭上紮了大蝴蝶結。照片上不滿三歲的妹妹利維亞看上去不太高興，據她自己回憶，原因是拍照前兩人在爭搶一個洋娃娃。媽媽把娃娃給了赫迪，小姐姐看上去得意洋洋，但妹妹心裏感覺不公平。

在《博德裏的故事》中，作家寫道：“我們看起來並沒有那麽不同，我們的膝蓋都有擦傷，而且都換了新門牙。我們之間唯一的區別是不同的宗教，瑪麗卡去（天主）教堂，我去猶太教堂。我是猶太人，而瑪麗卡不是。”有一天，赫迪在公園的長椅上發現一張紙條，上麵寫著禁止猶太人坐在那裏。 後來赫迪和她的家人被迫離開家園，留下了博德裏。赫迪以孩子們能夠理解的方式，講述了這個淒美而黑暗的故事。這本書的背麵寫著：“故事取材於作者自己的經曆，寫作初衷是下一代有權知道發生了什麽，相信他們有能力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對大屠殺的恐懼及失去雙親的悲痛，是赫迪心中永遠無法平複的創傷，她鼓勵其他大屠殺幸存者也講出自己的遭遇。赫迪在《我收到的關於大屠殺的問題》的前言中寫道：“這本書的目的是讓我們學會如何避免曆史錯誤。 我希望每一個讀到它的人都能明白，我們不是注定要承擔加害者或旁觀者的角色。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願望和責任，隻有承擔起責任，才能避免曆史重演。”在2017年拍攝的電視紀錄片《我的擔憂》（Min oro）中，赫迪談到了對於日漸抬頭的種族主義及處於危險之中的民主的擔憂，她希望每個看到這部影片的人能夠繼續她未竟的事業。

2015年，赫迪與另一位納粹大屠殺幸存者Emerich Roth分享了Raoul Wallenberg 獎，與赫迪同齡的Roth在2022年1月22日離世。Raoul Wallenberg是瑞典瓦倫堡家族最知名的成員，二戰後期擔任瑞典駐布達佩斯外交官，拯救出數萬名猶太人。Raoul Wallenberg 獎設立於2013年，獎給在瑞典秉承Raoul Wallenberg的精神，通過提高兒童和青年的認知，為反對仇外心理、不容忍及提倡所有人的平等價值而努力的人。2019年，瑞典國王授予赫迪六翼天使獎章（Serafimermedaljen），表彰她 “在為民主和人類價值而鬥爭中的多年努力和卓越成就”，圖為赫迪從國王手中接過獎章。

赫迪去世後，瑞典社會一個極其重要和獨特的聲音消逝了，朝野一片悼念之聲，人們紛紛在社交媒體留言。國王在書麵發言中寫道：“我和家人有幸見到她時，非常讚賞她的善良和智慧，我們懷著感激和尊重的心情銘記赫迪·弗裏德和她的事跡。”前首相Stefan Löfven夫婦是赫迪的生前好友，他說：赫迪“努力使得人性和善良成為主導力量，她的離世使我個人和全瑞典都陷入巨大的悲傷。”年近95歲的妹妹利維亞說：赫迪對於自己的意義“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赫迪不隻是停留在自己的經曆和創傷中，她看到了人類殘忍的本來麵目，可能在不同時代以不同形式出現。

上圖：斯德哥爾摩中心Raoul Wallenberg廣場的紀念碑“路”，用取自布達佩斯猶太人隔都的石塊鋪成，兩邊鑲了鐵軌。路的起點是一個石頭地球儀（左），上麵刻著Raoul Wallenberg 的名字及24種文字寫下的：“當猶太人被帶走處死時道路是筆直的；而當他們試圖逃離凶手時，這條路是彎曲的、危險的，兩旁布滿了障礙物”——代表大屠殺中猶太死難者所在的24個國家，這條路一直通往附近斯德哥爾摩猶太大教堂的大屠殺紀念碑（右）。下圖：猶太大教堂院內的大屠殺紀念牆，牆上鐫刻的8500個名字是來到瑞典的大屠殺幸存者的遇難親屬，牆角的黑色銘牌上寫著：別忘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