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台無數明月中——康有為心目中的瑞典（下）

【續前】樓台無數明月中——康有為心目中的瑞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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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遊記》上半部，康有為主要著墨於斯京的山水風光，而在下半部，則記錄了他參觀考察瑞典社會的方方麵麵。瑞典國王Oscar II在位的1872-1907年間，正值西方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一方麵瑞典社會仍舊很貧窮，約有一百萬人口移居北美新大陸；另一方麵國家逐步實現工業化，大力發展文化教育及市政建設，許多皇家私人領地和花園也對民眾開放，當時斯京全城有10萬住戶、28萬居民。康有為正好在這個時候來到瑞典，8月24日他前往瑞典外交部，與度假歸來的外務大臣Alfred Lagerheim (康譯"格拉謙") 會麵。二人互贈禮品，相談甚歡，大臣的禮品是"瑞典政書二大冊"，康有為回贈一個琺琅瓶。

會見時大臣"稱中國為數千年最文明古國，甚幸得見，惜往者不甚與歐土相通。聞吾變法甚喜，謂戊戌政變固聞之而不知其詳，因問焉"，康同璧的未婚夫羅文昌隨即向大臣介紹了變法經過。康有為則盛讚"瑞典京風景之佳，為萬國冠"，並詢問大臣籌得巨款從事市政建設是否得力於銀行，得到大臣肯定答複，大臣還表示若康有為有何需求將盡量安排。康有為算得上是天朝流亡海外的改革異見人士鼻祖，而且以在野之身成為正式拜訪瑞典政要的第一個中國人。圖為建於1897-1905年間的瑞典國會大廈，康有為來瑞典時剛剛落成不久。

在隨後的幾天中，康有為參觀了瑞典國會，造訪了大學校、音樂院、藏書樓、育嬰院、恤貧院、貧學院等教育、文化、福利機構，以及製磁 (瓷) 廠、煤燈廠、鑄銀廠、木廠等工廠企業，對於瑞典社會有了比較感性的全方位了解，並寫下了許多獨到見解，對於現代人了解20世紀初的瑞典社會也具有參考價值。康有為參觀的"大學校" 是建於1880年的Norra Latin高中，他寫道：該校有"學生七百，教習四十人，脩金歲三十六克郎，學規及諸學皆同德國"。他特別提到瑞典、丹麥等小國的中小學生必須學習本國語言文字，"保守國粹以教國民"。他還注意到，當時瑞典全國人口四百萬，在校大學生約兩千人。

被康有為稱作"藏書樓"的瑞典皇家圖書館是國家圖書館 (上圖)，主樓建於1877-1878年間，康有為是該館的第一位中國訪客，彼時"插架環樓三層，書三十萬卷，抄本七千，有中國書數種，見李時珍《本草綱目》。" 康有為所言"音樂院"即為建於1898年的瑞典皇家歌劇院 (下圖)，他在那裏觀賞了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歌劇《阿依達》(Aida)，大開眼界，稱"吾聞瑞之音樂極精，幾及於德，...... 高唱入雲，哀歌激楚，實吾生所未聞。" 康有為還專門描寫了Saltsjöbaden海濱浴場及城裏的Centralbadet"浴堂"，後者是1904年8月1日剛剛開張的當時斯京最摩登的泳池，想象一位身著長袍馬褂的前清遺老觀看西洋景的場景，令人忍俊不禁。

在瑞典期間康有為常常走訪市井民俗，他看到的最窮的人家也都有兩居室，月租十幾克朗，並且整潔幹淨。如自行建房，則隻需20%的首付，其餘均可向銀行貸款。康有為對此評論道："國家以紙幣與銀行，多無窮之轉輸；人民以屋物押於銀行，得無窮之利賴。...... 此其妙法，真吾中國人古今所未解者，故挾數萬裏之廣土眾民而民貧國匱，司農終日仰屋而嗟無術。甚哉！" 當然他也看到"瑞民之貧，以入之少而稅之重，民甚苦之。"

根據馬悅然的考證，康有為筆下的"貧學院"是Lars Johan Hierta紀念基金會開辦的對貧困家庭青少年施行免費教育的慈善學堂。學堂接收7-14歲的貧困家庭青少年，實行半工半讀，日常學習之餘再學一門木工手藝，作為成年後的謀生手段。每天學生有一頓免費晚餐，學生的日間勞作還有報酬。康有為十分欣賞這種教育方式及所培養的"工匠精神"，還特別推崇美國的教學方法。他在文中寫到："今舉國學校雖尚西學，然崇虛文而棄實藝，猶之昔也。應仿美國例，凡一切中小學皆兼金木之工，庶幾童幼習之，壯大自然，其慧術者自能推悟而創新，其愚下者亦可通一藝而謀食。進退皆得，可不務哉！"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曾任清廷工部主事，變法失敗後的1902年，他在加拿大發起成立"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簡稱"保皇會"，次年他又成立了名為"中國商務公司"的股份製公司，在各國華人華僑中遊說，集資開礦、興辦工商，也為他周遊列國提供了雄厚的資金。康有為在瑞典期間考察多家工廠，關注銀行業務，想必與他的經曆有關。他在遊記中對於瓷器、煤燈、錢幣、木屋的製造工藝、廠房設備等，均有詳盡描述，他特別感興趣位於斯京內城Vasastan區的老牌Rörstrand瓷器坊 (左圖) 以及市郊Sundbyberg的新建木工廠。

康有為對於瑞典的金融財政係統觀察入微，有如下記述："瑞京國立銀行一，民立銀行二十六。金銀錢與丹墨 (注：即丹麥) 同，亦用克郎，銅錢名兒。...... 英金磅易克郎十八。" "郵局二千五百，寄費凡重半兩者十兒，四兩半以上二十兒。" "瑞典百物價皆賤，牛肉一啟羅 (注：公斤) 即二磅值一克郎半，羊肉一啟羅值一克郎三，雞大者一克郎或七十五兒。瑞人工價甚賤，日約一克郎，人一日之食用約半克郎。" 當時瑞典大約有兩千人的年收入在三萬至十萬克朗之間，而在康有為居住的Saltsjöbaden，年收入三萬的隻有一人。

在外務大臣安排下，康有為還參觀了位於市中心Östermalm區關押輕刑犯人的新建省立監獄Länscellfängelset和一個關押重刑犯人的大獄，後者重修了30餘年，須乘車渡河前往，而唯一滿足這一條件的隻有Långholmen長島上的中央監獄 (右圖) Centralfängelset。 囚犯"晨五時起，六時禮神，七時作工，暇教以體操，夕八時睡。有學堂，自三十五歲以下皆須入學，每複日讀二十時。" "獄中工皆以囚為之，無不作工者，蓋以無用為用，又使習於善，用意至美。" 對於死囚犯，瑞典從前都使用絞刑，1898年改為斬刑，那是"戊戌六君子"走上斷頭台的同一年，1970年代之後則完全廢除了死刑。左為Rörstrand瓷器坊，右為中央監獄樓房，均改建成了辦公樓、旅店和餐館。

康有為次女康同璧 (188?-1969) 在廣東出生、北京長大，自幼出入宮中。康有為的改革運動包括反對婦女纏足，並身體力行拒絕為女兒們纏足，因此造就了康同璧日後與當時一般上等人家小姐截然不同的獨立積極的個性。康同璧見多識廣、才學過人，深得其父寵愛和信賴。梁啟超1902年在《飲冰室詩話》中寫道："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19歲之妙齡弱質，淩數千裏之莽淘瘴霧，亦可渭虎父無犬子也。" 在印度大吉嶺她寫下了"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的豪邁詩句。1902年底康同璧受父親委托赴歐美演說國事，為維新黨爭取海外支持，次年進入哈佛大學讀書。

1904年康有為漫遊歐洲各國時，康同璧趁假期遠涉重洋，從美國到歐洲看望父親並擔任翻譯。父女二人在丹麥拜會了該國首相，首相稱同璧是他見過的第一位中國婦女，印象很好，瑞典外務大臣見到她時也說："始見中國貴女，甚喜。" 康同璧於1907年進入美國東部著名的"七姐妹學院"之一 —— 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成為該校第一位亞洲學生。讀書之餘康同璧陪伴父親走遍歐美，因此對父親的思想觀點了解最多、宣傳最力、維護最堅。左圖為康同璧 (第二排左一) 在巴納德讀書時與康有為 (中坐者) 及在劍橋大學讀書的夫婿羅文昌 (第三排左一) 等人的合影，右圖是她為《康有為瑞典遊記》撰寫的序言手稿。

1906年9月康有為又攜女返回瑞典Saltsjöbaden，置地蓋房，名曰"北海草堂"。很多大陸中文媒體對此事均有報道，稱康氏花28000克朗購得整個"飯店島"，又花7999克朗蓋了中式園林，幾年後他棄之回國，後來房屋倒塌無存，土地也被瑞典人收回，雲雲。據稱這是某社科院研究人員"考證"出來的，而且本地華人至今還稱其為"康有為島"，不時有國人前往"憑吊"。根據康同璧的《憶與先君攜遊瑞典》一文中記載，康有為1906年購買的並不是飯店島，而是附近另一個島，康有為稱前者為"中島"、後者為"避島"。馬悅然在將《康有為瑞典遊記》譯成瑞典文時，考證出這是位於飯店島東南方向的Korsholmen，他在2005年的著作《迷失在過往的世界裏》(Strövtåg i svunna världar) 中也提及此事。

Korsholmen比飯店島略大，麵積大約四公頃左右，距離Saltsjöbaden陸地約一公裏，隔海相望，三地位置如地圖所示。小島四周環水，沒有公共交通，必須乘船才能上島，但距離另一邊陸地隻有200米左右，冬天可在冰上行走。20世紀初的Korsholmen隻是在沿海周邊有一些漁民居住，康有為來到這裏後，買下了島上無人居住的部分——並不是全島，而且"北海草堂"是原來主人蓋好的兩層木屋，也不是康有為買下島嶼之後才蓋的。康同璧在文中還回憶，國王Oscar II 到Saltsjöbaden的Grand hotel小住時，曾前來北海草堂與康有為會晤過幾次。

1907年Oscar II去世，保皇黨在墨西哥投資經營失敗，康有為隻好將房地產賣回給原主人後離開瑞典，而不是將之遺棄，這裏法律保護私人財產，不可能有人將土地隨便收回。尋找真正的康有為島，就是筆者寫作本文的起因。至於康有為究竟在島上住了多久，各種中文媒體也莫衷一是，跨度為一至四年，本文采用康同璧文中的說法。十年前辛亥革命百年之際，康有為的廣東南海小同鄉、香港導演陳耀成 (Evans Chan) 拍攝了混合劇情與紀錄的傳記片《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和《康有為二三事》，其中講述了康有為在Korsholmen的島上音容及大同理想。

陳耀成是在香港讀到《康有為瑞典遊記》一書後才萌發了拍攝電影的想法，由於中文版沒有Korsholmen的瑞典文地名，他開始也以為康有為買下的是飯店島，在Ulla和另一位今年已經93歲高齡的瑞典前文化官員Carl Johan的協助下才找到了Korsholmen，並使得"北海草堂"遺址第一次在公眾麵前亮相，他們二人也在影片中接受采訪。30多年前Ulla搬到這個島上時，就常常聽老住戶談論康有為的往事，因此對這段曆史發生興趣。而Carl Johan從小在Saltsjöbaden的祖父家長大，已經是七、八十年前的往事了。

斯德哥爾摩有人居住的島嶼數以千計，Korsholmen隻是其中之一，卻因康有為而具有了獨特的文化內涵。不知康有為當年選擇這個島僅僅是巧合、還是由於它以字母K開頭，將其改稱"康島" 似乎更搭。"北海草堂"毀於1954年的一場大火，1960年代在原來的地基上蓋起了新的一層木屋，但石頭房基、碼頭、道路都是原裝舊物，Ulla的房子與曾經的"北海草堂"是近鄰。至今島上也隻有八戶人家，而且大都是夏季別墅，十分安靜，鮮有訪客，頗有"避島"遺風。2018年的一個秋日，筆者應Ulla之邀前往康島尋訪，左上圖是Ulla駕船帶我們去康島。

康有為對於20世紀初瑞典的高度評價，連馬悅然都感到十分困惑，他的解讀是當時的中國實在太貧窮落後了。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應是與康有為自19世紀末以來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治國理念和思想有關，他將這些思想歸納總結在其1901年旅居印度期間寫成的《大同書》中，其靈感來自《禮記·大同篇》的核心論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全書共十部，康有為在書中係統設計了一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多方麵的人類大同社會，他心目中的理想國是：政治民主，人人平等；經濟公有，人無私產；社會和諧，無家無國。

康有為在遊曆歐美的十幾年中，一直在尋找救國濟世的良方，而北歐小國瑞典似乎是最接近他心目中的大同治世。康有為在旅途中可以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僅僅是"在乎山水之間"，他在遊記中，時時將其瑞典見聞與歐美各國以及自己的祖國進行比較。較之雅典羅馬的古跡遺址、巴黎倫敦的雜亂擁擠、黃石公園的未經雕琢，他更欣賞瑞典市政建設的統一規劃、各種便利遊客的人工設施以及治平康樂的近代文明，其"村野皆兼城市，山林湖海宮館之勝"的風光似乎更符合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文化山水觀。

作為走馬觀花的旅行者，康有為不可能對瑞典當時的社會矛盾、貧富差別有太多了解，對於剛剛興起的議會政黨、民主憲政也不可能有更加深入的認知。但他並非對瑞典當時的狀況視而不見，他的諸如"雖賤工尚如此，雖瑞典之貧尚如此，此則吾國必經久遠而後能及也" 等的評論，不能不說其觀察力十分敏銳，具有一定意義上的先見之明。不過康有為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市場運作也隻是一知半解，因此他在世界各地通過保皇黨開辦的公司及進行的投資，後來大多血本無歸。

康有為在遊記中還提到與其同歲的"太子"，在Oscar II 過世後即位的Gustaf V。後者是自1210年以來，瑞典第一位沒有接受宗教儀式加冕的國王。他統治下的瑞典在兩次世界大戰均保持中立，未受戰火波及。20世紀初太孫Gustaf VI Adolf 已成年，他是一位業餘考古學家，十分喜愛中國曆史和文化。左圖為國王Oscar II 去世前一年四代同堂的照片，國王懷抱出世不久的重孫——即現任國王的父親，後排站立者為太子Gustaf V和太孫Gustaf VI Adolf；右圖是Saltsjöbaden的Grand hotel中陳列的印有Oscar II 照片的瓷瓶，是康有為參觀過的Rörstrand瓷器坊的產品。

除了《瑞典遊記》外，康有為還於1905年撰寫了一篇題為《瑞典沿革考》的政論文章，收入《康有為全集》第八集。文中對於維京海盜、基督教化，與丹麥、挪威間分分合合的北歐"三國演義"，與英、法、德、俄諸列強的愛恨情仇，從曆史、地理、政治、經濟諸方麵娓娓道來。康有為在文中寫道："瑞複立國至今三百餘年，自十六紀中興而稍盛；至西十七、八紀百餘年，為瑞最強盛時，英主雄才輩出迭起，幾霸北方矣。" 17世紀的"三十年教爭，瑞典關於全歐之大局也。新教開明，歐民免壓製，瑞人有大勳勞焉。"

康有為繼續寫道：18世紀"自雍、乾後，俄、英、法日大強，瑞無能為繼世，又無英主，是以日削也。" 19世紀拿破侖手下的法國元帥"巴拿都提 (注：Bernadotte) 監瑞十年，滅那威 (注：即挪威)，致瑞典於治強，國人擁戴，於嘉慶廿三年 (1818) 為瑞王，號查理十四 (注：Karl XIV Johan)。才兼文武，善理財，先清國債，創學校，獎工商，修道路，開河渠，國民漸富，民甚戴之。""子烏士加第一嗣 (注：Oscar I)，性安和，當歐土大革命時，亟與民權、開議院、定憲法。全歐各國，不流血而成立憲之治者，惟英與瑞，故其法亦最美矣。"

關於瑞典和挪威兩國的經濟統計數據，康有為在文中均有精準記載，並注意到："四十年前兩國困窮，輸出常過於輸入。近年來輸入過於輸出，此兩國漸富之象。" 康有為比較欣賞瑞典曆史上年輕有為的"英主"，對於年老體衰的國王評價略低，例如對時年76歲的國王Oscar II 頗有微辭。而對於近代唯一的瑞典女王Kristina (康譯"規士天達")，康有為雖然承認她"聰明敏學"，卻又指責她"糜財無算"、"內帑既盡"，不知這是否他與光緒和慈禧關係的下意識心理投射。對比祖國，康有為十分感慨："祖宗世閥之不可恃，而白屋奮興之更得榮也。吾每述吾種族而囂然矜，又顧吾種族而惶然懼也。" 左圖為上海劉海粟美術館藏的一幅康有為墨寶；右圖是某年一對台灣遊客登陸康島，偶遇Ulla後寫下的感言。

另一個康有為心向往之的國家就是瑞士，他寫道："以息吾魂靈而樂吾餘生，則歐洲之二瑞，其無以尚之。" 若論及社會秩序和政府管理，瑞士似乎更勝一籌，但他對瑞士的考察不如對瑞典那樣深入詳細，也許是較之聯邦製的瑞士，他更青睞君主製的瑞典。康有為雖然開風氣之先，具有世界主義的視野，但矛盾的鄉愁卻又無時不在心中縈繞，"更當徙宅士多貢，看取中華拓地圖"。

康有為逝世之後，康同璧全力整理南海遺著，《瑞典遊記》隻是其中一篇，可惜她沒有等到此書的中瑞文本問世的那一天。康同璧一生的傳奇故事和晚年的坎坷經曆，十多年前也隨著章詒和《最後的貴族》一書而為世人知曉。康同璧在《憶與先君攜遊瑞典》中記錄了一首在瑞典期間，康有為與同薇、同璧姐妹及大女婿麥仲華一同對出的七言詩，現錄於此：

"曆劫茫茫又幾時，人生遇合意多違。華堂歌舞還呼酒，明月團圓且鬥詩。

離合幾回傷白發，輸贏一句話殘棋。更知歡會知何地，指點湖山約後期。"

上圖是陳耀成執導的影片《大同：康有為在瑞典》的明信片；下圖是影片拍攝時，擔任旁白的華裔女演員江青（前）以及Ulla與Carl Johan在Korsholmen島上。關於這位與“紅都女皇”同名的女星，則另有一段傳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