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先祖父範祖璧先生誕辰130周年、大學畢業102周年、逝世50周年,在他的80年風雨人生中,分別在滿清、民國和當今三個朝代度過了20、38、22年。如果用兩句話概括祖父的一生,我覺得"戰爭年代的建設者,動亂時期的旁觀者"比較準確。隨著時代的動蕩變遷,祖父留下的東西已經很少了。拜托互聯網帶來的便利,在《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年譜》中、在《申報》上、在有關樂西公路和石棉大橋的記載中,找到了祖父一生的蛛絲馬跡。遂記錄下來,權作對他老人家的懷念,留給後代的一份念想,也是百年家國曆史的一個小小側麵。
我家祖籍浦東南匯,南匯成陸於唐朝前後,因"大海環其東南,揚子江水出海後受海潮頂托,折旋而南,與錢塘江水在此交匯"而得名。目前上海兩千多萬人口中,實際上真正的本地人僅剩約30多萬人。上海原住民的第一人稱不是洋腔的"阿拉",而是接地氣的"吾伲"。老父親少小離鄉,但他生前和兄弟們通電話時,仍是滿口吾伲鄉音。祖父生於1891年 (清光緒17年) 12月,名"祖璧"、字"益春" 。他的父親是南匯萬祥的前清秀才,靠給人看風水養家,置得田地約200畝。祖父有三位兄長、兩個姐妹共六人,他幼時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後來到上海讀書,成為家族這一代走出鄉村的唯一之人。
祖父1911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於1919年畢業,為中學 (中院) 第六屆畢業生:全班共58人,大學 (上院) 土木科第十屆畢業生:那一班畢業時隻有15人。南洋公學由清末政治家,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盛宣懷於1896年 (光緒22年) 創建,與北洋大學堂同為中國近代曆史上最早的大學。該校在1911至1913年間稱為南洋大學堂、1913至1921年間稱為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在"國學大師、工科先驅"唐文治校長掌校的1906-1920共14年的時間內,學校陸續開辦了商務、國文、土木、郵政、電機、航海等專科、本科及西文附科,真正辦成一所現代化的工科大學。
交大校園內至今仍留有一些建校初期的老建築,如建於1899年的外廊式建築中院、為紀念建校20周年於1919年落成的老圖書館等。1915年1月13日,由前南洋公學學生組成的"南洋學會"成立,推舉唐文治先生為名譽會長,學會會員來自海內外校友,以"聯絡情誼,交換智識"為宗旨。初成立時有正式會員120餘人,剛進大一的祖父是南洋學會的第一批會員,多位南洋精英均為他的學長或同窗。南洋學會下設言語、編輯、遊藝三部,每月至少有常會兩次,如舉辦中英語演講、辯論,或請名人演講等。圖為該年夏季南洋學會會員第一次合影,第一排中間坐椅者是唐文治校長、第四排左一是祖父、第二排左三是他中院時代的同窗好友李熙謀。還是第一次見到祖父年輕時的影像,盡管比較模糊,照片攝於英國文藝複興風格的老上院前,1900年落成,已於1954年因年久失修拆除。
除數學、物理、力學、外語及專業課外,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本科四年均設有國文課。民國年間學校發行《南洋公學新國文》,由蘇州振新書社出版,商務印書館代售。初集出版於1914年,由唐文治和國文教習李頌侯選錄自1908年以來舉辦國文大會的菁華文章240篇,分原、釋、說、讀、書後、合論、論、問及雜文等類,並選印校門、校舍及校長照片共8卷4冊。《南洋公學新國文》所選文章"無題不新,有美必錄"、"理想高超,文筆奇逸,多子史氣息",體現了學校曆年學生國文成績的最好水平,也是唐文治長期重視國學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出版後曾呈交通部、各學校及社會賢達鑒別,又送至美國巴拿馬世博會陳列,深受中外人士好評。
1917年《南洋公學新國文》二集出版,收錄自從1914年以來曆年國文大會文章351篇,分類較初編更細,有原、釋、讀、經說、史論、性理論、雜論、合論、辯、說、議、書後、問、擬、雜文、詩、詞等17類。該書初、二集發行後,得到社會各界讚譽,成為風行一時的中小學作文範本及大學國文課本。祖父大二時的兩篇作文《太史公以韓信比周召太公、以蕭何比閎夭散宜生論》、《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說》分別被收入二集的卷五 (1) 合論類和卷六 (1) 說類。祖父留下了一把大學時代缺了遊標的計算尺,一本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初版、二十七年第14版的《學生字典》,和民國十七年掃葉山房石印的一套六本線裝《唐詩三百首注疏》。
1919年祖父大學畢業後在上海、新加坡和爪哇等地的洋行做事,擔任繪圖員和幫工程師 (即助理工程師)。他1923年3月從南洋歸來,大約那時回到南匯老家相親並結識了後來的妻子、我的祖母盛女士。祖母是出生在南匯縣城的大家閨秀,她的父親是前清武官,家父曾談起他兒時住在外婆家時,看到過牆上懸掛的大刀。祖母是家中獨女,在十個孩子中排行第六,盡管有五個幼年夭折,但她的弟弟們一直稱她為"六姐"。祖母的長兄1920年代曾在由國人最早創辦的女校——上海務本女校作教師,後來又與最小的弟弟先後入職黃炎培開辦的中華職業學校任教。
這個開明的家庭對於幼時的祖母想必很有影響,她從小一雙天足,畢業於南匯城南女師,婚前當過小學教員,還隨兄弟字輩給自己取學名"鎮伊"。祖母生於1901年,比祖父年輕近十歲,二人相識時一個年近32歲、另一個22歲,按當時的標準都算"大齡青年"了。祖父母如何相識已不可考,但1923年5月14的《申報》(右圖) 上登出一則關於5月9日南匯大團鎮明強學校舉辦"國恥紀念運動會"的消息,文中提到:運動會"秩序由上海教養院童子軍團體評判,由盛建超女士及範祖璧君等擔任,......"。那時祖父剛回鄉不久,祖母也還在作小學老師,也不知這位"盛建超女士"是否就是祖母,隻能憑空猜測了。
自我記事起,祖父已是須發皆白的老爺爺,祖母也是彎腰駝背的老奶奶,從來沒有想到他們也曾有過自己的"芳華"。祖父母育有八個兒女,隻有四人成年,二老性格迥異,和舊時大多數夫妻一樣,在吵吵鬧鬧中度過一生。祖父內向安靜、不善言談,但有時也很倔強。他從年輕時起就樂善好施,前二圖為《申報》上刊載的他在大學畢業前後的捐贈記錄,中圖是為母校建築捐資。老年無論住在南匯老家還是唐山我家,祖父對鄉鄰出手都很大方。祖母則精明強幹有主見,但性情急躁,可惜生不逢時,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還是作家庭主婦,若在現代沒準是位職場女強人。
祖父1924年8月入職滬上亞細亞火油公司——英國殼牌公司與荷蘭皇家石油公司合設的子公司,該公司成立於1903年,曾壟斷亞洲特別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銷售市場。其高七層的亞細亞大樓建於1916年,占地麵積1739平方米,建築麵積11984平方米,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大樓外觀兼有古典樣式和新古典主義格調,正立麵呈巴洛克式建築風格並輔以愛奧尼克柱式。大樓是當時上海外灘最高的建築,門牌為中山東路一號,因此人稱"外灘第一樓"。在亞細亞火油公司工作的那幾年,大約是祖父一生中最安定富足的日子。他與祖母成親之後,安家在黃浦江邊十六鋪老城廂,幾年內伯父、家父和姑姑相繼出世,祖父的薪水除了五口之家的日常開銷之外還綽綽有餘,並且積蓄可觀。祖母的意見是回老家置地,但祖父卻受到親友影響,將幾年的積蓄全部投入證券市場。
上海是中國最早出現股票、股票交易和證券交易所的城市,祖父在初試身手之後,竟然辭去報酬豐厚的洋行工作,專職投資炒股。不幸遇到1930年代初的經濟大衰退,全球股市跳水,上海自然不能幸免。祖父的全部投資血本無歸,隻好帶領妻小回到南匯老家,靠祖上留下的田產收租度日,幾年之後才經校友介紹重回職場,前往內地工作。交大校園內至今仍留有一些建校初期的老建築,如建於1899年的外廊式建築中院、為紀念建校20周年於1919年落成的老圖書館等。圖片是筆者前些年回滬時拍攝的上海交大中院和老圖書館、亞細亞大樓及樓上的銘牌,從前在上海讀書七年,竟從未想到去這些地方看看。
祖父的職業生涯中,大部分時間是作土木工程師,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在1927至1937年的黃金十年中,民國政府大力發展全國特別是內地公路的建設,全國公路由29000公裏增加到117300公裏,但由於戰爭破壞,1949年時隻剩下73000公裏。1935年祖父來到河南,先後在省建設廳和水利廳工作,曾參與整修洛臨、潢三、洛潼公路並擔任過主任工程師。連接十三朝神都洛陽和千年古城潼關的洛潼公路始建於1922年,是中原地區最早修建的公路、三大公路幹線之一。抗戰時期父親隨祖父母內遷,在河南洛陽讀小學和初中。後來祖父入川修建樂西公路上的大渡河懸索橋,祖母帶著家父兄弟五人留在內地,逃難途中還被美國飛機的炸彈誤傷左臂,留下終生殘疾。
音樂家馬可當時是河南大學的學生,還來父親學校教他們唱《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等救亡歌曲。家父就讀的小學是意大利人創辦的天主教學校,日本飛機來轟炸時,學校的神父會把意國國旗鋪在地上,進初中後他們就躲到城北邙山的防空洞中上課。古都洛陽人文薈萃,連軍閥都文雅,家父初中時就讀的洛陽複旦中學,是1932年韓複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時在圓覺寺創辦的。祖母常常為口糧和小孩學費發愁,那時中學學費是一口袋糧食,差些斤兩,她就摻一簸箕土充數。即使這樣,家父和伯父仍在戰時讀完高中。關山阻隔、蜀道艱難,全家直到戰後才團聚,祖父最心愛的女兒患病不治,16歲的花季長眠於異鄉。筆者讀大學的時候,一次暑假和家父乘火車路過洛陽,他在車窗前久久駐足不語。
樂西公路連接滇緬公路,與駝峰航線分別是抗戰時期運送國際救援物資的地麵和空中重要通道。這條公路從勘察到通車僅用了兩年多時間,工程技術人員殫精竭力,征調彝漢民工十餘萬人,上萬人死亡,是一條血肉築成的抗戰路。著名導演鄭君裏的處女作——紀錄片《民族團結》中,就有一段講述各族民工修築樂西公路的故事。大渡河為高山峽穀型河流,地勢險峻、水流洶湧,祖父曾參與修建單孔跨徑的石綿 (棉) 大橋,設計跨徑110米、寬4.5米,是樂西路上最重要的橋梁,是當時僅次於滇緬公路上瀾滄江懸索橋的第二長跨徑公路懸索橋。大橋所在地盛產石棉,擦羅人李德吾 (字光明) 曾在這一帶荒灘上招佃開墾辦起"光明農場",1930年代的地名是"農場",1951年6月設石棉縣後納入縣城。
祖父於1941年七月起擔任第二橋工所主任,負責大橋前期及其接線和渡口工程。大渡河流域自古漢夷雜處、民風剽悍,根據劉中福主編的《樂西公路》一書記載:"大渡河橋地處偏僻,有經驗之橋梁承包商不願前來承建。橋工所雇工自辦,計雇起重工、混凝土工及鐵工共30名,石工150名,其他小工與接線路基工程混用無統計。" 大渡河懸索橋於1942年10月2日舉行落成通車典禮,時任川滇西路工務局局長的周鳳九致辭。圖片為幾年前筆者尋訪這座大橋時所攝,"石棉"又稱"石綿","石綿大橋"的橋名是時任西康省省長廖誌高題寫的。現在這座橋已不準車輛通行,並被列為四川省級重點文物。走在依然堅固的大橋上,腳下是波濤洶湧的大渡河水,緬懷先人,仿佛時空倒轉,令人震撼!
大渡河懸索橋建成後,1942年11月立碑以記,交通部公路總管理處處長兼樂西公路工程總督修的趙祖康和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運輸統製局局長何應欽分別撰寫了紀念碑文。趙祖康在題為《大渡河鋼索懸橋落成記》碑文中所言:"樂西路長五百餘公裏,土石工程凡一千百萬公方,橋涵一千三百座,而大渡河之橋工為最巨。...... 樂西路之成,前後發動民工,無慮十餘萬人,工程處招工及自募石工,橋工等,又不下四萬人,國帑所出亦不貲。路垂成,而員工之殉職者有之,病困者有之,父喪不得奔,妻子物故而不得歸者有之",確是當時情景的真實寫照。
何應欽的碑文題為《川滇西路大渡河懸索橋工記》,其中提到包括祖父在內的四位工程主要負責人:"自來築路修橋為最難,而在急流橫河之上修建單孔大橋為尤難。...... 在事員工 () 能忠其職責,黽勉以赴,乃於本年七月二十日告厥成功,計經始落成為時僅半載耳,先後負工事之責者有樂西公路第八總段長吳文熹、第二橋工所主任範祖璧及川滇西路工務局大渡河橋工所主任郭增望,郭君即此橋之原設計人,而主持 () 修者則為川滇西路工務局副局長徐以枋。"
上方左二圖是刊登在《川滇西路》1943年第三期上的兩通碑文,右上圖是橋頭石碑上刻有祖父名字的部分。幾塊石碑幾近風化,有何應欽簽名的部分已被敲掉,以至於很多文章都以訛傳訛為戴雨農所作。父親看過刻有祖父名字的何應欽撰寫的碑文後十分吃驚,動亂年代居然無人上門找茬,想想也後怕。如果祖父得知他最鍾愛的長孫女70多年後來這到裏巡訪,一定會含笑九泉的。祖父一生愛好旅遊和攝影,但在修建石綿大橋時,卻無緣光顧近在咫尺的峨眉山。我家內遷峨眉時,祖父已去世快兩年了,而他生前拍攝的諸多照片也都所存無幾了。
石綿大橋建成之後,祖父又先後在重慶、廣西、江蘇、浙江、遼寧等地工作過,曆任工程師、工程段長、公路總段長等職。抗戰結束不久內戰硝煙又起,在兵慌馬亂的那幾年,祖父曾招募不少年輕鄉親到他的工程段打工,以躲避被強征壯丁。他的父母去世後,祖父曾分得田產20餘畝,由家鄉的侄子代管出租,抗戰爆發後租金全歸侄子所有而一家人的生活來源主要靠祖父的薪金收入。土改時祖父的成分定為職員,祖母則是小土地出租者,幾十年後祖父還笑稱當年幸虧沒有聽從祖母的意見回鄉置地,否則土改時就會被定為地主成分了。祖父雖一生走南闖北,卻始終不改鄉音,說不來國語。50年代初他曾應聘東北大學教授,因北方學生聽不懂他的浦東土話,一個月便辭職不幹了。
祖父讀大學的那幾年,正是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德先生" "賽先生"傳入中國的時代,五四運動就發生在他大學畢業前夕,據《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年譜》記載,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校園內也是群情激昂,然而祖父似乎並非熱血青年。圖為祖父留下的兩段文字,大概是他退休前政治學習的筆記,左圖是"中共黨史第一、二單元複習參考題",右圖是"總結自我檢討與批評",從片言隻語中可略見端倪。
祖父寫道:因生性愚魯而不善言談,常喜歡獨居不與人交換意識,因此人家也不知道你是怎麽樣一種人,不敢與我接近。我在幼年時性情比較活潑,無論在私塾內及高等小學內,德智體三育均列前茅。以後在中學及大學時代,因念家庭經濟困難,常思如何能幫助老家改善經濟情況。正當民國初期,各種思想紛紛雜陳,如有的主張富國強兵,完全以歐西方法來治理中國;有的主張恢複中國舊式政治,勵行專製;也有的以清末張之洞所主張的"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說法來提倡。我因對於哲學方法缺乏認識與分析能力,也不知什麽叫做人生,故心中混混沌沌。隻照學校所規定書籍學習,尤以英算各科為最努力。......
我出生的那年祖父退休,他獨自遊曆了風景名勝黃山,題圖就是那次拍攝的。祖父喜歡大學校園的環境,唐山交大又有兩位老教授分別是他的大學同窗和亞細亞火油公司的同事,因此他退休後與祖母一起常常住在我家,有時也會回到南匯老家住幾年。與喜歡與人交往的祖母不同,祖父退休後與人交往不多,常常一個人上街而且自得其樂。每月120多元的退休金使得他的手頭很寬裕,因此常常給我和弟弟購買童書和零食。在幼小的我的眼中,祖父似乎從未進入新朝的語境,對於老人他一直以"先生" "太太"相稱。這也許是他的性格使然,但是對於"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那時的我,卻是無論如何難以理解的。
自從1930年代炒股失利後,祖父不再嚐試投資,隻有一次例外。大概是在1965年左右,祖父從上海買了一些毛線帶到唐山,說是要在北方出售賺取差價。記得那次父親大光其火,那批毛線就成了我家的枕芯,用了很多年。我15歲前的大半時間是與祖父母和外婆三位老人家一起度過的,祖父母的浦東鄉音和外婆的贛南方言,是我們姐弟童年時代最溫暖親切的背景音。那時每天晚上祖父母總要出來召喚在外麵瘋玩的我和弟弟回家吃飯,北方小孩們常常學他們的南方口音。文革期間生活困難,老人們吃不慣粗糧。那時媽媽常騎車到餐館用糧票買米飯、或者和農民換大米,一斤二兩粗糧換一斤大米,好在老人們的飯量很小。
1960年代末,祖父因中風至半身不遂,那時醫院都關門了,隻好在家中靜養,一年多後居然慢慢恢複。1970年因珍寶島局勢緊張,祖父母回到南匯老家。1971年7月28日,八十高齡的祖父駕鶴西去,五年後的同一天,我家居住過多年的唐山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地震。1973年夏天,我回老家最後一次探望獨居的祖母,印象中厲害能幹的祖母已經老態龍鍾了。圖為祖父母的最後一張合影,1968年攝於上海虹口公園。
1978年2月,我來到祖父早年讀書和作事及父親出生的城市讀大學,而到達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別祖母,那是全家族親人相聚最齊的一次。祖父、父親和我們姐弟三代人,分別在民國初年、抗戰之後、國門重啟之時進入大學,中間都正好相隔31年,真不知是巧合還是輪回。祖父母辭世後安葬於南匯老家,幾十年家鄉巨變,老人家的遺骨已不知所終,祖籍地也再無近親了。家鄉親人經過多方打探尋找,終於找到了祖父母的最後歸宿地。2015年清明節,年近九旬的伯父和古稀之年的叔叔兩家三代十二口人驅車前往故鄉祭奠老人家。祖父母長眠在長亭下、綠樹中,他們看到這生龍活虎的一大家子人,一定會含笑九泉的。
早年祖父若不是炒股失利,也不會去後方工作以賺錢養家,不經意間雁過留痕。祖父中年離開故鄉,走南闖北、修路架橋、四海為家,他生性散淡、小心謹慎、無黨無派,南洋學會大概是他老人家參加過的唯一"組織"。因此從未被政治運動所波及,一生無驚無險,隨遇而安、樂天知命——這又何嚐不是一種出世達觀的人生態度,世上的事誰能說得清?
南洋中院和亞細亞大樓矗立在上海灘已經一個多世紀了,洛潼公路、石棉大橋已被新路新橋所代替,唐山的家早已在大地震中變成瓦礫,而幼年在北京和老家住過的房子也都被拆掉,改建成了高價樓盤。有形的建築或存或亡,無形的精神卻薪火相傳、長存世間。祖父母作古多年,沒有留下什麽財產,而他們的仁慈、善良、勤儉、淡泊,卻生生不息、恩澤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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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也有交大人。
今天元旦,祝你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