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1971年迄今已經過去了50年，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年，無論於國於己都有些大事小事發生。偏偏那也是本人此生唯一記過詳細日記的一年，那時叫做“紅色日記”，是隨時準備拿出來公開的那種，毫無隱私可言。想必很多同齡人都寫過類似的“日記”，多半都是受了《雷鋒日記》《金訓華日記》等的影響，但不知有多少人保存了下來。今年我曾根據當年的日記，撰寫了一篇《半個世紀前的那場世乒賽》，現在想想其實還有不少事情可以回憶一番。文字自然都是些慘不忍睹的套話，很多詞語已久違多年，不過字裏行間還是可以梳理出來一篇“流水賬”，特此冠名。
在1971年1月1日的開篇日記中，我這樣寫道：“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戰鬥的一九七一年來到了！…… 新的一年是一個新的開端，革命的道路還很長，還需要我們去接老一輩的班。然而我們都很年輕，都缺乏鍛煉，在三大革命實踐中，要天複一天、年複一年，時刻不放鬆思想改造。”在隨手寫下這段文字的五年、五十年之後回望當年，突然領悟到，1971年正好是十年動亂、百年大潮的時間中點。而彼時幼稚的自已卻完全無意識，至於後來世道人生如過山車般的變化，更是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的。
自從1966年六月文革開始，我已經不記得小學的最後幾年都幹了些什麽。我們於1970年初開始中學生活。仍然保持小學裏的班級，隻是改成軍隊編製，班級稱為“排”，小組變成了“班”。1971年1月是初中一年級的最後一個月，因此也是期末複習考試月。那時的課程統統稱為“社會主義文化課”，1月11日考語文和政治，12日考英語和數學。評分方法是平時學習表現60%，期末考試卷麵40%。1月17日的日記：“對卷麵分數也要重新評定，將你做的題在小班裏講，答對了講不出來就證明是抄的——降分，當時沒答對或抄了而現在懂了、會做了就提分。同學先民主評議，老師再集中考慮。”
1月24日至31日一共放了八天寒假，每天都很忙碌，例如：到合作社排隊買年貨、在家洗衣服、小組學毛著、到同學家串門等等。26日大年三十，我和同學到一位軍屬同學家做好事，“我們給她家掃地她還不讓，正好碰見她家炒花生，我們就幫她燒火，臨走一人還抓了一把花生吃。” 27日是農曆辛亥年春節，看了三個電影：電視紀錄片京劇《沙家浜》《紅燈記》，以及科教片《送瘟神》，寫了一頁紙的觀後感。寒假裏收到了上海伯父家兩個堂妹的來信，江蘇的四叔還寄來了1970年出版的《十萬個為什麽》“工農兵版”一、三、四、五冊 (網圖)，書中的科學知識和例子都“與時俱進”了。
2月1日新學期開始，11日初一新生入學，文革後首次恢複高中，我們進入初中二年級，全校師生一共2300多人。開學後第一個月的事情有：評四好集體、五好個人，召開“學代會”、紅衛兵整風；2月17日上街遊行，支持印支三國人民“反美救國”鬥爭。1970年下半年開展全民“學哲學用哲學”，大講“辯證法”。初二開始上工業基礎 (即物理) 課，2月24日學習“運動與靜止”的概念，我在日記中寫道：“動與靜是相對的，任何一個物體，在某種情況下是運動的，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則是靜止的，沒有絕對運動也沒有絕對靜止。”當年“教育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學生上講台，我在語文課上講了《戰鬥的十年》，但內容完全不記得了。
那時一切政治掛帥，每天上學首先“天天讀”，終日“鬥私批修”“改造思想”，幾乎到了自虐的程度。後來的學哲學似乎有意思些，但當時對那場運動的背景卻並不了解。從1970年10月起，我在日記中多次記錄了上哲學課、參加各級“學哲學講用會”的事情。各種名詞如“內因外因”“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等等，倒背如流，十分燒腦。後來大學報考數學專業，也許與這一段經曆有關。我還被推舉為學生代表，參加了市直教育係統“雙代會”，1971年3月12-16日到市裏開了五天會。目睹當下種種，我有時會說笑：“這些都是姐姐50年前玩剩下的”。
3月28日至4月7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了第31屆世乒賽，我在日記中多有記載，收錄在《半個世紀前的那場世乒賽》博文中。例如4月1日的日記：“在中國和日本爭奪冠軍的決賽中，中國隊以五比二贏了日本隊，榮獲男子團體賽世界冠軍。”在後來觀看的新聞紀錄片中，記住了那一屆的男單冠軍、長發披肩的瑞典新秀本格森和他的隊友約翰森，這也許是我最早知道的瑞典人，也是一代中國人的少年記憶。近日媒體報道，定居美國多年、69歲的本格森將重新出山，協助佩爾森指導11月下旬參加在美國休斯頓第56屆世乒賽的瑞典隊。
5月15-19日舉行了文革五年以來第一次市級中學生田徑運動會，國家和省級田徑隊蒞臨表演。本人從小就不擅長體育，但是由於為運動會寫稿，因此有幸當了一把瓜眾，十分盡興。印象最深的是跳高運動員鄭鳳榮和倪誌欽，鄭鳳榮曾於1957年以1米77的成績打破女子跳高世界記錄，是中國第一位打破女子世界紀錄及田徑世界紀錄的運動員，倪誌欽則剛剛在1970年以2米29的成績打破男子跳高世界記錄。我在日記中寫道，5月16日聽了倪誌欽《毛澤東思想指引我攀登世界跳高高峰》的報告，5月18日倪誌欽在表演賽中跳過2米10和2米15的高度。那次還看到一本1963年在印尼雅加達舉辦的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畫冊，知道了不少八卦。
文革期間的中學生活，很多時間是參加學工、學農、學軍及拉練，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初二那年大滿貫，一樣都沒缺。5月18日至6月10日間，我們全年級同學前往渤海邊的柏各莊軍墾農場4584部隊學軍，距離約20公裏，來回都是步行。5月18日清晨5點出發，下午3點半到達，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這麽長的路，腳上還打了泡。柏各莊農場以種植水稻為主，是由蘆葦灘改造成的水田，那時剛成立三年。我們的主要勞作是下田補秧，還進行了實彈射擊。雖然每天都很緊張辛苦，但由於是第一次離家過集體生活，所以大家都覺得很新鮮。6月10日回程，一路夜行軍。
6月23日至7月2日，我們又到玉田縣石臼窩公社大辛莊大隊，參加“支援三夏”學農勞動，主要是拔麥子以及在場上打麥子。由於路途較遠，我們是乘汽車去的，分散住在老鄉家裏。回程先步行十幾公裏，號稱“拉練”，然後乘車。我對學軍記得很清楚，但對於這次三夏勞動卻全無印象。我在日記中寫道：拉練途中聯想到“紅軍北上抗日，爬雪山、過草地，進行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英雄氣概”。三年半後，高中畢業的我下鄉務農兩年八個月，切身體驗了當農民的辛苦。近年來旅行出遊，也會常常邂逅或青蔥或豐盈的農田果園，但隻是觀光客的感覺了，圖為瑞典的麥田。
7月份北京軍區管轄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到我們學校來招人，要求政治、身體符合條件的適齡青年報名。當年中學畢業後前途未卜，而兵團是軍隊待遇，因此頗受歡迎。主要麵向初三學生，盡管他們還有半年才畢業，但也有初二的同學報名。我們班就有一位女生那次去了內蒙，7月19日我們到火車站為她送行。那天的日記中寫道：“火車開動了，那巨大的車輪、滾滾的白煙，滿載著煤都戰友的深情厚誼，把我們的思緒帶到了很遠的地方。”一年後這位同學回來探親，口音都變了。
7月下旬主要是總結講用及複習考試，仍然是“民主閱卷”。那個月還發生了一件大事，7月1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重要公告，周總理與美國總統尼克鬆的顧問基辛格進行了會談，並邀請尼克鬆於明年五月以前到中國進行友好訪問”。之後學校領導又作了時事報告，對政府公告進行解讀。尼克鬆於1972年2月21-28日訪華，他稱這訪問為“改變世界的一周”，同時也改變了我們後來的命運走向。但當年是想不到這些的，隻是想到開放以後可能會有很多外國人來訪，千萬不要說錯話。50年過去，這些大人物中，隻有98歲的基辛格依然健在，重讀舊日文字恍如隔世。
7月25日開始放暑假一個月，前十天聽報告、小組政治學習、參加老師的“暑期路線學習班”等活動。在學習班上，討論學習最高指示“教改的問題是教員問題”的體會。教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老夫子，在學習班上大放厥詞：“教改的問題不是教員的問題，而是社會的潮流，政府的法令。”聽得我們目瞪口呆，他的一口唐山話抑揚頓挫，至今猶言在耳。
8月7日，我和弟弟及一位同班小姐妹一起，乘四個小時火車，到北京玩了一星期。上小學時每年暑假我都要到北京舅舅家住些日子，一直到1967年。我在日記裏寫道：“今天我們來到了首都北京，一別四年的北京城啊，起了非常大的變化。”9日星期一原計劃去故宮，但是不開門，改去天安門廣場，原來從那時就遵從“博物館周一閉館”的國際慣例了。10日去動物園，開眼長知識，“大象的鼻子像手一樣靈巧，海豹撲食非常迅速”。12日去故宮，14日打道回府，圖為2018年秋拍攝的故宮神武門。
8月21日我們聽了街道關於采集中草藥的動員，有如下記錄：“真是不看不知道，百草百物都是寶。原來什麽蒺藜狗子、算命草、馬芩菜、豬毛菜、蒲公英等野草，肉鑽子、蝸牛、蛐蛐、拉拉蛄、麻雀等蟲鳥，還有什麽冬瓜皮和籽、杏仁、絲瓜絡、南瓜子、大棗、山裏紅等等，甚至連我們平時隨手扔掉的雞蛋皮、玉米須等全是藥，應有盡有。真是不知時往外扔，寶在眼皮底下不識寶；知道時往裏拾，遍地一看全是寶。今天下午小組同學一起出去采藥，戰果輝煌，捉的蝸牛一個瓶子都放不下，還采了許多草藥。送到居委會一看，草藥更多，真像擺雜貨鋪一般。”
8月25日新學期開始，與上學期大同小異，天天讀、聽報告、學先進、搞“教育革命”等等。8月27日聽了傳達《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上網查了一下，這個會開了三個半月，中心就是對於十七年的教育路線和知識分子世界觀的“兩個估計”。8月29日，我和四個要好的同班閨蜜請一位人稱“老記者”的攝影老師給我們拍照，“共十二張，合影七張，單人每人照一張。”自從上中學後，我的課外工作主要是負責寫黑板報，從班級一直寫到學校。那年九月迎國慶出專刊，全校班級黑板報聯查評比，忙個不停。
1971年是“918事變”40周年，9月份有兩篇日記與此有關。9月10日聽開灤煤礦老工人潘家善講述1941年1月25日在豐潤縣發生的“潘家峪慘案”，潘家峪“全村1707人，被日本鬼子殘殺1230人，有33戶全家被殺絕，燒毀房屋1300多間”。現在維基和百度均有這場慘案的專頁，我在日記中的數字與網頁基本符合，2006年潘家峪慘案遺址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9月23日下午政治學習時間，校領導作了《警惕複活的日本軍國主義》報告。10月25日的一件大事是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讚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提案。
初二下半年的工業課開始學習“功”“壓強”等概念及簡單機械，我在日記中有多處記載。9月15日，“工業課是到學校機廠上的，參觀了皮帶、齒輪等傳動裝置。”10月5日，“到南廠聽工人師傅講了工業現場課，首先參觀了風壓機，又看了油壓千斤頂的構造，隨後從理論上對其省力性能進行了推導。這兩種機械都是根據壓強原理製成的，但也同其他任何機械一樣，都是省力不省功。”10月23日，聽外班一位同學講課。10月28日，我自己上講台講解油壓千斤頂，還畫了一張彩色的工作原理示意圖。那天有學校教育組的老師和工宣隊師傅來聽課，所以我特別緊張，中學課本來自網絡。
10月31日，我們開始到俗稱“南廠”的唐山機車車輛工廠參加學工勞動，先後半個多月。我們分配到了工廠的要害部門動力車間，六位女生分配到了機鉗班，主要負責維修風泵水泵。11月5日進廠一星期，那天路過打砂車間，地上全是鐵砂，有些同學沒注意滑倒了，還有又笑又叫故意滑的。這時老師在後麵大聲喊我的名字，我心裏委屈就哭了，幾個要好的小閨蜜也一起哭了。晚上我寫了長篇日記，狠批“自己頭腦中的小資產階級脆弱性”，下決心“不做挨不得碰不得的嬌花嫩草”。直到不久前我才得知，那天其實是幾個淘氣的男生在老師那裏嚼舌根。
鉗工是機械工業最古老的工種，以手工作業為主，技術性很強。11月12日“我們學了一天銼刀，這是鉗工最基本的技術。這活兒看起來很簡單，隻要用銼刀在工件上來回挫就行了，其實裏頭還有不少名堂呢。我剛拿起銼刀時，總也掌握不好平衡，不是這邊高就是那邊低，用勁不均勻，銼得高一塊低一塊，這主要是沒有掌握它的規律。後來師傅告訴我們，挫刀要始終是平行的，前手隻起一個扶的作用，勁要用在後手上，同時姿勢也很重要，腳成丁字步”，後來還練習了銼六方。學工期間由工人師傅講了工業課“水泵”這一章，知道了“水泵是利用大氣壓強，把水從低處抽到高處”。
1971年不能不說的，就是震驚中外的“913事件”，當然事件發生時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剛開始學工時，有一天工人師傅開會，不讓學生參加，隱約聽他們讀文件：“定時炸彈，自我爆炸”。後來一位閨蜜告訴了我這件事，她是在家裏聽父母說的。學工期間的11月6日我們被召回學校，校方正式傳達了中央文件。11月23日“市革委會教育局下來一個通知，停唱下列四首歌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我們走在大路上》《爭取勝利》《紅衛兵戰歌》”。“913事件”徹底顛覆了以往的認知，在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心中引起的震撼，怎樣形容都不過分。這也是我們對現實及信仰產生懷疑的開始，以後遇到再奇葩的事情都見怪不怪了。
1971年發生的最後一件大事，就是12月7日交大唐院內遷四川的第一批教職工及家屬踏上旅途，鐵道部安排了專列火車，整體搬遷共三批。那天“車站上鑼鼓喧天，送行的人群如同潮水一般”。不少同學陸續跟隨父母轉學內地，我自己也在一年九個月之後來到峨眉山下，直到1977年底考取大學離開。幾年前我在一篇博文中寫道：“唐院建校與內遷是我和我的同學發小們成長過程中的一件大事，占據了童年至青年時代十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與全國所有三線子弟一樣，我們從小就習慣了‘告別’和‘分離’，不知道哪裏是我們的‘故鄉’。”
那一年還看過如下電影：4月18日，彩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5月8日，朝鮮諜戰故事片《看不見的戰線》, 印象最深的是女特務用鋼琴聲發指令。6月18日，越南故事片《森林之火》。7月24日，朝鮮故事片《南江村的婦女》。8月6日，新影紀錄片《乒壇盛開友誼花：第卅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10月2日，朝鮮彩色故事片《摘蘋果的時候》；還看過《鮮花盛開的村莊》，但忘記是哪年了，隻記得影片中一位綽號“六百工分”的胖姑娘及一句台詞“好看的臉蛋能出大米嗎”。10月24日，彩色京劇《沙家浜》。12月4日，科教片《中國猿人》。12月9日，越南故事片《阿福》。圖為我積攢的1967年發行的文5 樣板戲郵票中的幾張，網查一套新票現值五千多元。
文革中一場運動接一場運動，1970年又開始了“一打三反”。據日記記載，1971年唐山市至少召開了七次公判大會，甚至有16歲的中學生被判刑。那時雖然不再有大規模的打砸搶，然而“家庭出身”仍然像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上初一時，一次老師當眾表揚了我和另一同學，竟被幾位"紅五類"出身的同學告狀到校革會和工宣隊處，說老師“打擊貧下中農子女”雲雲。初二時開始發展團員，但無論我怎樣努力，每次都沒我的份。日記中不知記錄了多少次老師、團幹找我談話，不斷檢討入團動機以及心中的委屈，其實原因就是家庭出身，一直到初三上學期結束時我才入團。
初二學年於1972年2月初結束，1月10日我們開始了野營拉練，一路上“穿過了煙囪林立的工廠區，路過了披上銀裝的梯田”，於晚上6點到達第一個宿營地——雙橋公社馬家峪大隊。第一晚全班女生分住老鄉家的兩間屋子，大家十分興奮，“第二天”早早起床，燒火做飯，打好背包。就在一切準備就緒時，唯一的一位尚未起床的同學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掛鍾說：“剛12點20分”。原來我們把時針和分針看反了，於是解開背包重新躺下。拉練途中還在老鄉家包餃子，嘻嘻哈哈、歪歪扭扭地學挑水，大概一共走了十多天，後來就沒有記錄了。
這就是我的1971年流水賬，拉拉雜雜地沒有重點。1977年恢複高考，北京市的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回想1971年，也算得上是我的“戰鬥的一年”。當年發生的或大或小的貌似孤立的一些事情，被1971這根時間線串起來，還真是互相有關聯的。盡管那是一個荒唐的年代，但我們有嗬護自己的老師，有同哭同樂的閨蜜小夥伴，周末常常結伴騎單車去老師家玩，有著自己的快樂和煩惱。那時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紀，最多不過是在一個十幾歲女孩的小宇宙中，世界局勢的驚濤駭浪投射下幾片漣漪。在那樣懵懵懂懂的年紀，對外界發生的一切並不是很明白。
有人說1971年是40-50後的“覺醒時代”，不無道理，後來的五年裏又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1972-1973年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時期，就是在這不到兩年的時間裏，我們才學到了一些真正的知識，開始作大學夢。 1974-1975年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大學夢斷，上山下鄉。1976年更是天翻地覆，“丙辰清明”是我記憶中唯一的一次用幹支年記錄的當代事件。那些年最重要的收獲是養成了終身學習的習慣，因此1977年高考錄取率最高的就是我們這些經曆過“回潮”的同齡人。後來我的日記寫得越來越少了，進大學前則完全封筆。
曆史的車輪繼續滾滾，不覺間半個世紀過去了，自己也告別故土，移居異鄉多年，隻是近來似乎又有些輪回的意思。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搖滾歌星鮑勃·迪倫在一首歌中唱到：“你不會得到你不應得的，因為我們生正逢時。”在我們長大成人的那個封閉的年代，雖然從來沒有聽過鮑勃的歌，但他也唱出了大洋這邊年輕人的心聲。四川大邑縣建川博物館群落裏有一個文革館，選幾張十年前在那裏拍攝的照片結束本文，上方二圖分別為1959和1970年10月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據說1971年北京的國慶遊行檢閱因“913事件”取消了，《人民日報》頭版也沒有刊登照片，但我已全無印象。本文圖片除特別申明外，均為筆者所攝。
相關博文：半個世紀前的那場世乒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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