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去年夏天我在斯德哥爾摩南城徒步行走時，看到路邊有兩幅紀念瑞韓友誼70周年的招貼畫 (左圖)，左側是1950-1953年朝戰期間瑞典醫療隊在釜山建造野戰醫院的照片，右側是瑞韓兩國文字：“謝謝！瑞典”。那時正是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時候，世界各國都在搭建帳篷醫院，斯德哥爾摩也不例外，因此很好奇。後來我在狩獵島又發現了一座帶有青銅和黃銅標誌的花崗岩紀念碑 (右圖)，兩旁有瑞韓兩國國旗。紀念碑是獻給朝戰期間在韓國服務的瑞典醫護人員，紀念他們的人道主義工作。我從這兩幅招貼畫和這座紀念碑開始，搜出了一段以前不知道的曆史。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第二天聯合國安理會決定組織聯合國軍援助韓國，並要求瑞典參與。作為中立國，瑞典法律禁止在境外部署軍隊，因此瑞典政府和紅十字會決定以野戰醫院的形式提供人道主義援助。1950 年 7 月 20 下旬，瑞典紅會秘書長Henrik Beer在廣播電台呼籲具備在遠東注冊服役所需知識和勇氣的瑞典男女青年加盟。27歲的Kerstin Jonasson是斯德哥爾摩S:t Eriks護理學校的學生，還有三個月即將畢業。她在校長的支持下向紅會遞交了申請，四天後被錄取，Kerstin的一篇回憶文章收錄在瑞典國防部FMV和平檔案庫的“衝突成為曆史”欄目中。
1950年8月，瑞典紅會組成建了178人的野戰醫療隊，其中包括73 名護士、9 名醫生、50 多名汽車司機，以及其他管理後勤人員。共有34名女性，Kerstin也是其中一員。醫院負責人是醫學委員會和外科醫生Carl-Erik Groth，醫療保健負責人是骨科醫生Anders Karlén。同時還在Sörentorp警察學校的一所房屋中開始組裝救護車，瑞典朝戰老兵紀念碑最初置放在這所房屋前，1996年11月4日由瑞典韓國救護車友好協會設立。醫療隊出發前，以最快的速度進行準備工作：辦理護照、簽證 (在美國大使館留下指紋並書麵承諾不暗殺美國總統)、保險、接種疫苗、置辦裝備、寫遺囑等。
在戰爭爆發接近兩個月後的8 月 24 日，Kerstin作為瑞典醫療隊第一批48名成員之一，乘坐北歐航空SAS的DC 6飛機橫渡大西洋，登陸紐約後來成為肯尼迪機場的Idlewild。一個當時的北歐窮國能夠為韓國裝備一所野戰醫院，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他們接受了各路媒體采訪，瑞典人第一次接觸電視這種新鮮玩意，一位瑞典女孩還成為《生活》周刊的封麵女郎。之後警察護送醫療隊成員來到距離紐約大約160公裏的新澤西州 Fort Dix 軍營，繼續接種疫苗、接受培訓及其他準備工作。醫療隊所有成員到齊後，分兩班乘坐當時最大的客機 Constellation ，從費城飛往舊金山。
醫療隊成員在舊金山的美國士兵運送點Stoneman營地住了五天住了之後，他們與2000 名美國傘兵一起，9月10日左右乘坐“安德森將軍”號軍艦出發。瑞典醫療隊與美國軍官住在軍艦頂層，他們攜帶了很多行李和醫療儀器裝備，還有Pharmacia製造的新型血液替代品，將在韓國首次大規模使用。當軍艦離開漁人灣駛向太平洋時，所有傘兵都把帽子扔進海裏，很多人都哭了。軍艦在海上航行了12天，越過國際日期變更線，同一周過了兩個星期四。9月21日晚停靠日本港口小城佐世保，在等待轉船的前夜，Kerstin和同伴們坐在寧靜的海邊，唱著瑞典民歌，絲毫感覺不到戰爭近在咫尺。
9月23日清晨，醫療隊到達韓國釜山。醫院建在釜山郊區一所荒廢的小學，在匆忙裝修後開張，條件十分簡陋。朝戰爆發後，瑞典野戰醫院是在韓國設立的第一個非美國醫護單位。當時前線位於釜山以北 80 公裏和以西 40 公裏處，戰爭難民使當地人口翻了一倍，造成了巨大的擁堵和貧困，缺水、缺水、缺電。Kerstin回憶，在乘坐巴士前往醫院的路上，他們看到了戰爭背後真正的麵目：到處都是擁擠的難民，幾乎無法通行的街道，路邊溝渠散發出難以形容的惡臭，半裸的兒童以及在泥濘中跑來跑去的瘦狗。
醫療隊成員生活艱苦，工作緊張。除了周六工作 18 小時外，他們每班工作 12 小時，這樣一個班次就可以多休息 6 個小時。他們經常聽到大炮和炸彈的聲音，有時距離前方隻有五公裏。 但為了保證醫院正常運轉，他們沒有時間害怕。每位傷員到來時，必須經過一個除虱帳篷，在那裏留下所有衣服、拆除所有繃帶。每位傷員得到兩條幹淨的毯子將自己包裹起來，然後進行登記。醫護人員有時也會照顧平民和戰俘，而且消息傳播很快，因此具有良好聲譽。瑞典醫院的死亡率很低，士兵們會在頭盔裏放一張小紙條，上麵寫著：“如果我受了重傷無法說話，請帶我去釜山的瑞典醫院。”
如果說什麽事情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Kerstin認為是第一批戰俘抵達醫院的那個晚上。受驚、受傷和瘦削的北朝鮮士兵 (後來也有中國人) 成群結隊地蹲在除虱帳篷外，他們的後背上塗有大紅色字母POW，即英文“戰俘”的縮寫。他們的韓國同胞端著刺刀在戰俘周圍走來走去，咄咄逼人地訓斥他們。Kerstin寫道：“美軍和聯合國軍士兵對於瑞典醫護人員一視同仁地照顧戰俘感到憤怒，他們對日內瓦公約一無所知。我們一共接收了 1200 名戰俘，但後來停止了。當然，美軍和聯合國軍士兵有權做出反應，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自己成為戰俘會受到怎樣的對待。”這些敵對雙方的士兵們並沒有個人恩怨，卻在戰場上互相殘殺。
野戰醫院第一批員工的合同期是六個月，經過半年時間的戰地救護工作，他們已經十分疲倦。1951 年 2 月 12 日，Kerstin與同伴們踏上歸途。他們先乘坐大力神飛機前往東京，然後轉乘SAS航班，這也是SAS 第一次飛日本。飛機途經衝繩、曼穀、加爾各答、卡拉奇、利達、羅馬，他們還在曼穀度過五天具有異國情調的假期。一個寒冷的夜晚，他們回到斯德哥爾摩。在遇見了不同文化、真正體驗過戰爭的恐怖、經曆了所有這一切之後，Kerstin感覺就像自己已經離開了好幾年。回到護校後，經校長和校方安排，Kerstin的六個月工作經曆算成四個月的外科實習，而在戰場上獲得的知識是在學校永遠無法學到的。
1953年停戰協議簽訂後，野戰醫院繼續留在釜山，後來移交韓國政府，成為釜山的永久醫療機構，1959年瑞韓兩國建立外交關係。1995年美國在華盛頓特區建立朝鮮戰爭老兵 (陣亡將士) 紀念碑，並邀請各國退伍軍人代表參加在7月27日停戰44周年舉行的落成典禮，其中包括Kerstin等八位瑞典老兵。朝戰紀念碑位於越戰紀念碑對麵，來自21個國家的退伍軍人走在憲法大道上自己國家的國旗後麵，大約延續了1.5公裏。據說人行道上有20萬觀眾，當八位瑞典老兵經過時，許多人高呼“謝謝瑞典”。Kerstin說：“淚水順著我的臉頰流下，我非常感恩能夠盡力，並且毫發無損地回家。”
朝鮮戰爭被稱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始於三八線，又止於三八線，三年戰爭中士兵和平民死傷人數以百萬計。Kerstin一生都沒有忘記早年的經曆，與韓國結下了不解的情緣，她在文章最後寫道：“四十年後的1990年，我回到了韓國。 看到這個曾經完全被破壞的國家，現在蓬勃發展，成為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國家之一，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曆。那裏到處都種了樹，一切看起來都很豐富。盡管多年來做出了各種調解努力，但並未能解決兩國之間的衝突，北緯38度線附近至今仍是世界上戒備最嚴的地區。”
1958年，Kerstin 與醫生Rune Jonasson結婚，婚後無子女。Rune 業餘愛好投資股市基金，但從無奢侈的消費。2011年，夫婦二人將畢生積蓄和投資所得，共七千萬瑞典克朗，捐贈給瑞典KTH皇家理工學院，主要用於醫療技術領域的研究，其中四百萬克朗用於與韓國的科研合作。2014年，Jonasson 醫學影像中心宣告成立，Kerstin和Rune (上圖) 先後於2018和2019年辭世。2019年6月，瑞韓兩國建交60周年之際，韓國總統文在寅攜夫人對瑞典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國事訪問，被授予皇家六翼天使勳章。6月15日，瑞典國王和文總統為遷移到狩獵島的瑞典朝戰老兵紀念碑揭幕 (下圖)。
冬天來了，請多保重。
另外, 北歐的醫療救護隊怎麽沒有芬蘭的參與?
>>日本港口小城佐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