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我的博士論文導師Sten屬龍，去年七月滿80歲了，剛來瑞典時他就告訴我，自己名字的意思是"石頭"。Sten自稱是一位樂觀主義者，並以此作為個人博客的標題OptimiSTEN。而最後四個字母正好是他的名字，因此又可理解成"樂觀的石頭"，Sten的博客簽名是："地球是比許多人認為的更好的生活場所"。本來去年就打算去Uppsala看望他，但因Covid-19疫情一直未能成行。去年四月份的至暗時刻，Sten在Facebook上發貼說："此時此刻，我希望存在某種方式，向那些已不在世的人們說一句，他或她對於我是何等重要。"
由於沒法聚會慶生，Sten幹脆和老朋友一起，來了一場說走就走的"八十探險"，前往北方山林采摘雲莓hjortron，收獲甚豐，他的外衣顏色也很搭。這種野生的琥珀色漿果是莓中珍品，富含VC，但無法人工栽培。Sten是一個很有意思、另類有個性的人，認識他已經30多年了——時間過得真快。中國古代稱80歲為"耄耋之年"，但Sten卻越來越像troll樹怪老頑童了。想起很多當年的趣事，借此機會寫下來，也算是送給他老人家的一份生日禮物，可惜他看不懂中文。
我第一次見到Sten，是在到達Uppsala的第二天，他係一條阿拉法特式的圍巾，看上去就像一頭大鴕鳥。Sten常年騎一輛自稱為"胡誌明小路"的28吋自行車，他認為越ugly的車越不容易被偷。在大學城裏自行車是學生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丟車的事時有發生。第一次發工資後，Sten就帶我到一家自行車修理鋪，花500克朗買了一輛二手女式老爺車，車鋪老板看上去就像是從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中穿越過來的人物。這輛自行車曾被某同胞稱為"全城最醜車"，但確實一直平安無事，直到我自己也不願騎了，扔在火車站不知所終。
我是Sten的第一個博士生，也可能是他認識的第一個中國人。Sten是吃貨一枚，他和我約定，每星期請我在學校餐廳吃一頓午飯，我則做一頓中餐請他吃，一直持續了好幾年。Sten居然能用筷子和盤子將午餐吃得粒米不剩，隻是每星期變換花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與大多數性格內向的瑞典人不同，Sten是個非常外向喜歡侃大山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沒有他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常用否定之否定的句式，聽他說話比較燒腦。午餐時間我們會談論各種話題，意見相左並引起爭論的事也時有發生，而正是通過這些閑談和爭論，使我逐漸了解瑞典社會和文化。
雖然Sten看上去不拘小節，有些玩世不恭，其實他是世家出身，在斯德哥爾摩東北部的高尚社區Djursholm長大，具有良好的教養。Sten的高祖父200多年前從德國北部移民來到瑞典，祖父是醫學博士和國會議員；父親Olof是資深外交家，1967-1972擔任瑞典駐讚比亞大使。有一次我見到70多歲的Olof他告訴我，在讚比亞時他與中國駐讚的秦大使私交很好。兩人同時在那裏五年，後來秦出任中國駐瑞典大使，而Olof則出使冰島。那天他找出電話本，讓我給使館打電話，詢問秦大使的聯係方式，但使館人員的官腔答複是要請示外交部。我還記得當時Olof失望的眼神，其實就是一個退休老人想找多年前的老友敘敘舊。
Sten出生於二戰爆發的第二年，他一歲起即跟隨剛被外交部雇用的父親，先後在屬於不同陣營的漢堡、奧斯陸、赫爾辛基居住，因此他自稱是"瑞典少數戰爭兒童之一"。二戰結束後，他父親被派到瑞典駐紐約美領館任職，因此又到紐約上小學。Sten是天生的左撇子，他說得益於在紐約的兩年小學生活，因此成為沒有被強迫改用右手寫字的現存最年長的瑞典人之一。1950年代父母再次派駐國外時，Sten和他的弟弟留在瑞典上學。Sten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1960年他進入Uppsala大學念數學，第一次考試即獲得全班第一名，比第二名的成績高了25%，而之前他根本就沒有打開過課本。
大學畢業後Sten師從20世紀的瑞典大數學家Lennart Carleson讀博，博士論文題目是《張量代數作為群代數之商的表示論》，本人也沾光成了大師的徒孫。Sten還從事數學史的研究，1996年他擔任領隊和總教練，率瑞典隊參加在孟買舉行的第37屆國際中學生奧數比賽。他曾和我談起自己發現了太陽每天升降的公式，還說他能證明上帝存在但並不唯一。雖然我沒有看到過他的公式和證明，但相信在邏輯上一定是自洽的。圖為他與人合作撰寫的兩本數學專著，前一本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主要參考書，而後一本出版時他已75歲了。也正是由於這本書，使得本人的Erdös數升為3。
Sten十分熱愛運動，盡管他不認為自己具有體育天賦，他年輕時曾踩著滑輪鞋上班，津津樂道自己40歲後學會了騎獨輪車。Sten引以為傲的經曆是參加過至少36次世界上最長距離的越野滑雪賽——90公裏Vasaloppet，其最好成績是7小時45分。Sten在70歲後仍然堅持高山滑雪，前年78歲高齡時還參加了45公裏的半程Vasaloppet越野賽。Sten興趣非常廣泛，也許太廣泛了。但他樂此不疲，非常享受自己的各種愛好，隻是自嘲因精力有限，沒能成為某一方麵真正的行家。Sten的短板大概就是藝術領域，他說如果自己加入合唱團，發聲一定與眾不同，Sten做數學也是懷著好玩的心態。
Sten以前的同齡太太Gerda是一位醫生，二戰結束前從東德逃到瑞典，五歲時就成了孤兒，但她不願多談幼年的逃生經曆。Sten和Gerda二人是半路夫妻，有各自的子女。因此他倆婚後領養了一個非裔孤兒，取名意為"小鑽石"，視如己出，夫妻倆還一同學習孩子的母語——葡萄牙語。Gerda說過："母語是人身體的一部分"，這話很令人感動。他們為小鑽石操了很多心，現在他差不多40歲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但Sten仍常常在經濟上援助他，對自己的親生子女倒不怎麽管了。
Sten的二兒子Simon高中畢業不久在Uppsala數學係打零工，那時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大男孩。現已年近半百，成為小有名氣的影視導演，執導了十多部影視劇，估計比他老爸還有名。記得Sten說起，有一次他從斯德哥爾摩兒子家中回來，把Simon拍電影用的血跡斑斑的繃帶掛在頭上，高速上一路飆車，吸引了眾多路人的目光。讀書時每年聖誕節次日，Sten夫婦都要邀請係裏的外國博士生和訪問學者到他家裏聚餐，免除思鄉之苦。印象最深的是30年前，Sten在與Gerda兩人年齡之和百歲的那一天請我們幾個學生去他家吃飯慶祝。
博士畢業後，我因忙於生計，隔幾年才見Sten一次。1999年12月31日，我在帝都跨世紀，心血來潮給Sten發了一個郵件，祝福他Happy New Millennium。由於七小時的時差，他老人家回複："我在舊千年，遙望新千年的你"。千年一歎，隻有數學家才會如此別出心裁。千禧年60歲生日時，Sten夫婦舉辦了一個大爬梯，邀請了很多朋友、同事、學生，收到的鮮花用水桶裝，他還專門係了一條另一中國學生送給他的祥龍圖案領帶。新世紀開始後的幾年裏，我不時會去Uppsala數學係參加學術活動，每次都和Sten及另一位教授Christer一起吃個午飯。
2002年，Sten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第24屆國際數學家大會，這是他第一次去中國 (不知後來有沒有再去過)。那年秋天見到他，對中國美食讚不絕口，大概自我離開後，Sten很少吃到正宗的中餐。2003-2005年間，Sten當選為瑞典數學會輪值主席，推薦我加入理事會並擔任秘書，因為我是他的學生，打雜跑腿好使喚。後來我還和他一起，到北方的一所大學擔任博士答辯的評委，有時Sten來斯德哥爾摩開會或聽講座，也會見到他。
2010年元旦次日淩晨，Gerda在睡夢中突然過世，Sten為此非常難過，用了整整一年時間療傷。他在後來發給我的郵件中說，這一年中，他常常在老伴的遺像前放一朵紅玫瑰。72歲本命年時，我請Sten來我家吃飯，他說要盡量積極地麵對生活中的變故。在獨居三年之後，Sten與同樣喪偶的作家和記者、也是Gerda生前的患者Lena再婚。二人都把各自逝去的伴侶照片擺在書桌上，每個月一起去墓園給前任獻花，Sten說："對於逝者，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他們活在我們心中。"
Sten和Lena經常在Facebook上分享黃昏戀新生活，他們寫道： "我們一天天老去，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麽。但生活就是這樣，有快樂、有憂傷，尤其是到了這把年紀，我們隻能坦然麵對、互相扶持。" 去年是Gerda過世十周年，她80歲冥誕那天，Sten在Facebook上給前妻寫了一封長信表達懷念，並向朋友們致謝。他寫道："謝謝你們所有美麗的用語，特別感謝從未見過Gerda但仍願意分享我的記憶的朋友，尤其是當你告訴我多麽喜歡她。我並不是說這會讓Gerda感到高興，而是說這會讓我心中的Gerda感到高興，所以我、Gerda和Lena都感謝你的好意。"
2007年Sten從Uppsala數學係退休後，主要精力用於環境和氣候問題，經常作講演、參加辯論，定期在論壇上發表有關氣候的文章，為人道的氣候政策奔忙。他是現行氣候政策的堅定反對者，十餘年來已成為瑞典最著名的氣候科學家之一。 2008年，Sten與瑞典學術界其他19位教授一起，發起成立了非盈利的氣候問題懷疑網絡平台"斯德哥爾摩倡議" (Stockholmsinitiativet)，該組織強調"科學界並沒有對氣候警報達成共識"，認為"氣候警報造成了大規模的群體精神分裂症"。
2016年，Sten在Uppsala大學就氣候變化發表演講之後，以2000克朗為注與一位氣候活動家打賭。Sten認為在他80歲生日之前，瑞典皇家科學院、英國皇家學會和美國科學院這三大權威科學機構中，至少有兩家會承認氣候威脅並不存在。然而在他生日前幾周，Sten宣告認賭服輸，因為沒有一家機構作出如此聲明，瑞典大報DN還為此刊登了頭條新聞。盡管如此，Sten本人仍堅信沒有證據表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會導致氣候變化，他認為許多科學家都同意這一觀點，隻是不敢公開發聲。
Sten的生活習慣綠色節儉，幾十年間他一直騎自行車 (偶爾獨輪車) 上班，除非冬季遇到極端天氣才會開車，打印過的紙張背麵也都用來作草稿紙。他還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對於瑞典的社會體製具有獨到見解。Sten曾經一度認為社民黨是瑞典天然的執政黨，因為政治和經濟力量應該相互平衡，但後來他感覺這種平衡正在消失。我在Uppsala讀書時，Sten的汽車上貼著社民黨的紅玫瑰標誌。但畢業幾年後再見到他時，已換成了自由黨的矢車菊。Sten退休後積極參與誌願者及公益組織的工作，例如到Uppsala移民區的學校教數學課、在土耳其舉辦夏季數學課程、安排難民兒童夏令營及無人陪伴難民兒童的活動。
Sten在看到年輕一代移民、特別是很多女孩子刻苦讀書並努力融入瑞典社會之後，比大眾和社交媒體上的許多人更加樂觀。他認為："盡管婦女有著自己的缺點和不足，然而在本世紀大部分時間裏，是她們掌控著世界。" "今天瑞典社會最重要的任務是支持為解放移民婦女而努力的組織。" "當你在2100年回顧往事的時候，你會說 (過去的100年) 成為了女性世紀"。Sten的80歲生日，遇到了不尋常的庚子年。Covid-19疫情剛剛在瑞典開始流行時，Sten就這樣寫道："在瑞典每個人都在講話，至少在公共場合或在媒體上都在談論關於'責任'的話題。 奇怪的是，人們總是在說別人必須承擔責任， 很少有人說自己需要負責。移民問題需要所有其他國家負責；疾病問題則是所有公民都必須承擔責任。我想聽聽官員說：'這是我的責任，我沒有做應該做的事'。"
關於這場疫情，Sten在一篇博文中還說："氣候和新冠病毒辯論的共同點是，它們很大程度上是由情緒驅動的，而主導情緒是恐懼。" "二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氣候變化需要數十年的時間，而病毒卻無處不在。" "我們不知道疫情後世界會是什麽樣子，我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沒有人知道它會是什麽樣子"。雖然很多時政問題都是見仁見智的，但Sten以言論和行動表明，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80歲的Sten活到老、學到老、玩到老，依然充滿好奇心，在生活中處處找樂子。這是值得後人仿效的人生態度，也祝願他老人家開開心心活過100歲！
導師內裏似英國那位霍金。
最近進山得鬆樹下莓三顆 ，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