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早年讀大學的時候，我和同學們一起追過1930年代美國女作家Margaret Mitchell的長篇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那時是讀1940年傅東華翻譯的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再版。幾十年過去，我連作家的名字都不記得了，還是上網現查的，但卻對譯者筆下那些漢化的人名地名記憶猶新，如：郝思嘉、白瑞德、衛希禮等，還有“餓狼坨”( Atlanta)。這種方法現被稱為“歸化翻譯”，即把源語本土化，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反之則為“異化翻譯”。
熟知的例子還有：胡適將美國小城Ithaca譯成“綺色佳”，徐誌摩將意大利曆史名城Florence譯成“翡冷翠”，金耀基將美國Massachusetts州譯成“麥穗秋色”等，不過“孟修斯”“常凱申”一類的奇葩翻譯又另當別論。想起來多年前讀博時認識的幾位有意思的洋人，他們的中文名字或洋名漢譯 (包括綽號) 也很有趣，當然沒有前人譯的那麽文藝。
烏城鄰居炒三丁
我剛到瑞典烏城留學時住了半年多學生宿舍，與一幫年輕的大學生為鄰。學生宿舍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兩邊共有12間單人房間，大家共用廚房。有一位鄰居小夥是學曆史的Per Sandin，這個姓氏簡單好記，而且正好是漢語“三丁”的諧音，所以背地裏我們就稱他為“炒三丁”或“三丁”。而其他鄰居大學生，我隻記住了他們的名，姓都忘記了。那時初出國門的我對於瑞典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很多事都是聽“三丁”說的。比如他告訴我瑞典語Apelsin (橙子) 的意思是“Apple from China (中國來的蘋果)”，還講了4月30日五朔節前夜Valborgsmässoafton燃放迎春篝火的習俗等。我們送給“三丁”一盤二胡演奏的廣東音樂盒式磁帶，他對這種兩根弦的中國violin很好奇。
搬離學生宿舍後，與這些小鄰居們再無交集。幾年前偶然看到一個關於瑞典國王Karl XII的電視片，其中一位接受采訪的曆史學家竟是這位“三丁”，還能依稀看出當年的模樣，但臉上也布滿了滄桑。網查十年前“三丁”獲得曆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那時的王室：1810-1860年間貝爾納多特王朝與公民社會的相遇》。以前就聽說文科生的博士論文是一本書，果然如此，他的這一本就是有325頁的厚書。“三丁”現在已是著名曆史學家，又編寫了好幾本書，其中有《瑞典和羅馬女王克裏斯蒂娜的圖像》及《卡爾十二在奧斯曼帝國》。他還有一個自己的維基條目，如今也快到花甲之年了。近年來我對瑞典王國曆史突發興趣，閑時可把這些書找來看看。
台灣女婿費多福
Christopher 是一位美國青年數學家，我初到瑞典時，每周和導師去位於斯京東北郊的數學研究所 (如圖) 聽學術報告。Chris攜太太在那裏訪問，他太太是一位文靜的台灣女子，也是數學家。美國人天生外向話癆，Chris告訴我，他的中文名字是“費多福”。其英文姓氏的第一個音近似“費”，肯定是他太太取的名，頗有傅東華遺風。Chris還一筆一劃寫下他的中文名字，當然是繁體字。費太太的名字裏有一個“XIANG”字，我原以為是“香”，但Chris說是“祥”。他還認真地把第二聲念了出來，中文發音很準，太太真是教導得好。
費多福夫婦回美國後，每年聖誕節前我都會收到他的手寫來信，一直持續了好幾年。費多福的來信每次都是洋洋灑灑的幾大頁，講述過去一年中的經曆流水賬，十分美國風。比如他買了四驅的新車周遊全美；得到終身教職，從東部搬家到西部；太太生了一個女兒；太太又生了一個女兒；丈母娘從台灣赴美，幫他們帶娃——這又是中國 (台灣) 特色了，等等。我十分好奇他哪來的時間寫那麽長的信，仔細研究了這些信件後，發現抬頭結尾與正文的顏色深淺不同，原來他將同一封信複印了若幹份，填好收信人名字後分別寄出。當然也有幾句個性化的內容，比如他們來瑞典那年十分幹旱，草地全變黃了，費多福在信中問道第二年的雨水多不多，所以我沒有及早發現這些信件的奧秘。
不管怎樣，寫信封、貼郵票，再千山萬水地寄來，比用電子郵件一鍵群發有人情味得多。如今有微信更便捷了，但人情味也更淡了。我畢業後搬家，輾轉了幾個城市，也與費多福失聯了。找到了他在美國的大學官網，得知他事業有成，已經帶出好幾個博士，幾年前還兩次到華師大講學。他的兩個女兒也都長大成人了，不知他是否還保持給朋友們複印郵寄手寫信的好習慣。
日本教授豬狩惺
讀博期間我去美國Princeton參加一個調和分析會議，遇到來自日本東北大學的Satoru Igari教授，他還帶去幾個學生。參會的華人很多，是中國留美博士生們借機尋找博後位置和教職的好機會，午飯時間大家喜歡紮堆，以幾位來自港台的美國華人數學家為中心。他們在背後議論，說這位日本老先生非常有名。日本教授和他的學生們不大和別人交往，不知為何對中國人更是敬而遠之。但他對我十分客氣，還送我一張名片，一麵是英文，另一麵是漢字——赫然印著“豬狩惺”三個大字。其實我根本記不住他的英文名字，但對這三個漢字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當然這算不上是“洋名漢譯”，根本就是日文漢字，“Satoru Igari”才是日文英譯，隻是在中文語境裏發音和意思完全不同。
那幾位華人數學家也不知道Satoru Igari的漢語名字，我說給他們聽時完全不相信，當我秀出豬狩惺的名片時，他們的錯愕表情至今難忘。故事到此尚未結束，近年我因寫一篇文章查閱史料，得知豬狩教授出席了1993年在杭州舉辦的函數論國際學術會議，會議是為紀念分析數學的一代宗師、我們的老前輩陳建功先生誕辰100周年舉辦的，而豬狩惺是陳先生1920年代在東北帝大留學時的博士導師藤原鬆三郎的再傳弟子。按照數學家譜算起來，陳先生應是豬狩惺的師伯，我在複旦的導師比他年長，所以我應稱豬狩教授一聲“堂師叔”。從前並不知道這一層，世界有時真地很小！
算盤和老幹媽
廣義地說，不僅僅限於人名，許多名詞的翻譯也很有趣。記得我剛來瑞典時，係裏一位研究數學史的老師跑來問我：“中國是不是有一種計算工具叫‘思玩吧’? ”聽得我一頭霧水，心想“您不是在說蘑菇吧”。在瑞典語中，“蘑菇”一詞svampar的發音相近。見我一臉懵圈，他馬上在紙上寫下拚音suanpan，我頓時恍然大悟，原來他老人家在說“算盤”。後來我一看到蘑菇，就會想起這個段子。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老幹媽”的翻譯，前些日子在一個微信公眾號上看到，有人將其譯成瑞典語Laga mat，笑了半天。因為不但發音近似，而且Laga mat就是“做飯”的意思，laga意為 (手工) 製作。多年前學瑞典語時，老師告訴我一個俚語：Laga hemma，字麵意思是“在家裏製作”，其實是指“釀私酒”。瑞典對於酒精製品的管理非常嚴格，私人用糧食釀酒是非法的，但是北方有些農民卻會在自己家裏Laga hemma。
“豬尾巴尖”好，豬在高興時候尾巴尖兒會繞成一個小圈圈 ：）
我遇到的外國人名字都頗為正式傳統，類似英人男生幾乎都是John／David女生是Mary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