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關係是儒家文化中的“五倫”之首。
在早期的儒家經典中,君臣之間存在著共同的責任。例如,孔子在《論語》第3章中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然而到了漢代,“五常”與“三綱”直接結合在一起。漢儒直截地說:君爲臣綱、父為子綱、夫爲妻綱。
這樣,君臣之間的相互義務就變成了臣的義務,即對統治者的絕對忠誠。在2000年的中華帝國曆史上,忠(僅服務於一個統治者,永不背叛他)一直是四個主要美德 “忠孝節義” 中的第一美德。
古代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理想是成為帝師,幫助他進行統治。為了糾正君主的錯誤或不當行為,忠臣會死諫。
但是,當一個臣子的忠誠得不到任何回報時,也就是說,當實現他的理想的努力失敗時,該臣子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兩難的境地:要麽放棄他的信念,要麽放棄他的生命。
由於在不利的情況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個臣子的忠誠,因此,幾乎所有知名的忠臣都是悲劇英雄。歷史上的屈原、比幹都是如此。
下麵的故事來自漢儒劉向的《說苑》 4,也是一個典型:
晉驪姬譖[誣陷]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
公子重耳謂申生曰:「 為此者,非子[你]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辯駁]之必免於罪。」
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 吾君老矣,微[如無]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
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
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此,是惡[抹黑]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 是重[加重]吾惡也。吾聞之,忠[者]不暴[揭露]君,智[者]不重惡,勇[者]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
遂伏劍死。
在昏君的統治下,做忠臣就得死。顯而易見,忠臣之死標明了主張各就各位、各盡其職,以忠孝治天下的儒家文化的困境。
作爲臣子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隻有拋棄愚忠,進而接受道家的“無爲”,才能擺脫困境,救自己的命。這似乎就是為什麽“儒道互補”在歷史上如此盛行的原因。
【孟子講君臣以義,“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義比禮更靈活,禮有節文,是死的;而義可權,是活的。】
這聽著就是華夏版的《社會契約論》,善哉!
在你心中,儒家文化似乎是鐵板一塊。但同為孔子的追隨者,荀子就反對孟子的性善說,接受法家的性惡論。就君臣關係而言,漢儒董仲舒對孔孟的觀點必定爛熟於心,但他偏偏反其道而行,把法家《韓非子·忠孝》中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搬過來定為盛行千年的“三綱”,曆代統治者都加以推行。這標誌著深深影響古代中國的儒家社會秩序觀的形成。你說隻有孔子一個人能代表儒家文化,是不是無知呢?
要在曆史中看曆史,不是以現在的是非標準看曆史。恕我直言,您對儒家的了解很膚淺。
- 回複 'dhyang_wxc' 的評論 : 儒家文化是一個動態的曆史現象,不是隻有孟子。
忠昏君可免死,忠於自己的信念你就完了。中國曆史上有幾個不昏的君?
比幹、申生、屈原與儒家沒有關係。儒家講“以禮節之”,禮根據的是天理人情,不同意愚忠。
孔子講,舍之則藏。不是一定要出仕。《論語》有載,漆雕開拒絕出仕,孔子讚許。《論語·微子》講隱逸,孔子雖不取,但認可這些人的德行。
到了韓愈,韓愈以孟子為儒家正統,完全不同。孟子講君臣以義,“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義比禮更靈活,禮有節文,是死的;而義可權,是活的。
商業文明是平等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