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別故鄉已有三十多年了。然而,那裏的集市村鎮,一草一木,卻依舊清晰地留在我腦海裏; 尤其是縣文化館的小院,成了我心中一縷難以抹去的溫馨記憶。
一九七二年夏天高中畢業,我十六歲。當時所有高中畢業生都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我正式回鄉務農,成了一名“回鄉知青”。其實,就是名副其實的農民,跟城裏下鄉的知青是大不相同的。因為家就在農村,沒有回城的機會和念想。
第二年,“白卷英雄”走紅,徹底斷了我高考上大學的希望。在農村待一輩子成了不得不認真考慮的事。
民辦教師是一個不錯的差事,但也搶手。雖然我高中的各門成績都是優秀,數學全年級拔尖兒,別人還是捷足先登了。
媽媽心疼兒子,想讓我學著當醫生。鄉村醫生不用上大學,跟一個老醫師當徒弟,學幾年就可以單獨開業了。我一個外鄉表大伯就是醫生,常有人送煙送酒送禮物,也很是受人尊敬。
於是,媽媽帶我去見鄰村的彭先兒。“先兒” 是“先生”的簡稱,鄉裏人對醫生的稱呼。
彭先兒沒說同意不同意收徒,先講了兩個小故事給我們聼。
一個是他本人的故事:深更半夜,大雪紛飛,滴水成冰;他正在熱被窩兒裏酣睡,突然聽見咚咚咚有人敲門。他問,誰呀?回答說西村劉三兒,老婆病得要緊,求您去給瞧瞧。
“怎麽辦?” 他說,“不去吧,鄉裏鄉親的,又人命關天;去吧,實在是又困又冷,風刮在臉上像刀割。”
另一個故事有關他熟悉的一個醫生:到了病人家,剛下了針,病人恰巧就斷氣了。
是病死了還是被紮死了?咋說得清呢!
最後,他搖搖頭下了結論,“不管做什麽都好,千萬別當醫生!”
我和媽知道他的意思,就都無語了。
我的故鄉坐落在豫中平原、黃河南岸,是一個隻有幾百人的小村莊。雖然土地肥沃,但到處是是貧窮、饑餓,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
務農的確是樁苦差事。每天三次出工:早晨、上午、下午,直到天黑。農活有耕地、播種、除草、澆水、收割等等,樣樣是重體力活。酷暑盛夏,正值農忙季節,一天到晚忙碌。冬季數月,還得迎著刺骨寒風去平整土地,總不得閑。
到了晚上,一身疲憊;沒有電視,沒有書刊,沒有報紙,收音機也買不起。有線廣播裏天天播放的“樣板戲”就成了唯一的娛樂。
除了疲勞、饑餓,對未來一無所知;像其他青年人一樣,我渴望讀書,渴望知識,渴望了解外麵的世界,處於一種精神饑渴狀態。
有一天去縣城,偶然走進集市旁邊縣文化館僻靜的小院,除了綠樹修竹,我發現那裏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可以借閱書刊。我喜出望外,就像跋涉於沙漠中的旅人突然發現一片綠洲。
從此我成了這個小院的常客。每次借到新的小說,我就沉浸在書中的奇妙世界,直到深夜,從而也忘卻了許多煩惱。我也喜歡詩歌,有的集子反複讀,最後竟能背誦一些下來。我也開始學著寫詩弄文。
我喜歡文化館的另一原因一直是個秘密:圖書管理員是一個漂亮的姑娘,瓜子臉,紮一雙翹翹的辮子,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用時下的詞語,就是女神一個。
她名叫留美,應該是“把美留住”的意思,而不是留學美國,因為那在當時隻是一個曆史名詞,和現實不搭界。
留美姑娘幾乎和圖書館的小說一樣吸引人,或者對等。所以每次去縣城,我必定去文化館,在那小院子裏轉悠轉悠,心中充滿甜蜜,雖然也不時有些許惆悵。
沒想到的是,沒多久,我居然有機會在那小院裏度過了一個難忘之夜。
由於愛好寫作,到了年底,縣文化館通知我去開一個曆時兩天的業餘作者會議。那是一個溫馨的夜晚,我們五、六個業餘文學愛好者聚集在那小院,暢談寫作。有教師、農民,也有工人。一位姓黃的年長者還即興賦詩一首,其詩曰:
四塊磚頭拚成一個爐火,
三塊煤球在裏麵裝著。
煤爐升騰藍色的火焰,
業餘作者圍聚一起探討詩作。
……
更為神奇的是,這個小院還成了我的福地。它帶給我人生中至關緊要的第一份工作。
在那次業餘作者會議上,碰巧,縣廣播站的林站長兼總編專門到會上和我們見麵,發給每人一本稿紙,鼓勵我們給他投稿。我會後寫了一篇寄過去,後來聽說被采用了。然後又寫過幾篇。
第二年的夏天,林總編專門去我家,問我願不願意到他那裏做專職記者。我受寵若驚,從此實現了第一個人生理想:離開農村。三年後,我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成為“七七級”大學生中的一員。
多年以後,自美回囯探親,我專門安排了故地重遊。
當我急切地來到文化館的門口,卻隻看到幾座高聳的樓房。我立刻意識到,那熟悉的小院,再也無緣看到了。
然而,作為溫馨、甜美的記憶,它卻永遠留在我的心中,永遠,永遠!
(二〇二一年元旦)
時間確實具有神奇的功能,濾去苦澀,留下甘甜。但也有濾不掉的苦楚,隻是更難啓口罷了;怎麽寫,也費琢磨。還是要試一下。
命運説短也不短、但其中也有些再也觸不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