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漂泊的燈火（8）
達賴喇嘛不停變換的各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政治所需。但是從中也可以看出這些流亡者們的弱點，即政治上的幼稚。他們對中共、西藏和國際政治的飛速變化，總是顯得手足無措。他們至今仍然不願意仔細去考察和研究，中共以及西藏發生的變化以確定自己的對策，所以一直走不出某種刻舟求劍的困境。
當然，我們應該承認，近二十多年來，達賴喇嘛的西藏問題國際化策略，使他在國際上贏得了更多的支持與同情。特別是在中共因1989年“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陷入國際困境以後。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使他達到國際認可的頂峰，並突破了英美等大國首腦不接見他的先例。
流亡者們也成功在歐洲和俄羅斯設立了七個辦事處，開展了各種有關西藏問題的院外活動。但這種支持與同情，主要是基於中共專製殘暴引起的對其人權問題的道義性關注，是道德的和非官方的。對待達賴喇嘛和流亡者們，各國政府仍然持一種極為謹慎的態度，迄今所有的國家仍然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並拒絕承認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
這一困境來自於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與西藏本土和民眾的隔絕，從而導致其代表合法性產生疑問。再多的同情和支持都會在西方民主社會價值判斷麵前jia然中止。流亡者們要想獲得自己期望的結果，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是必須獲得西藏民眾的承認和支持。
不過，在西藏問題上，中共除力量對比的優勢，道義較量上並無太多說服力。因為他們的辯解，從來是在設定的意識形態語境中進行。其中不乏大而不當的道德標準以及用來弄混、偷換和模糊各種基本概念的伎倆與手法。這非但不能說服人，久之反變成令人生厭的陳詞濫調。
中共在西藏問題上的辯解主要是：西藏的主權；西藏的社會製度；西藏的文化和西藏的人權四個方麵。
首先是關於西藏的主權問題，1994年中國旅遊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張植榮所著《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一書就闡述了中共的觀點：“西藏問題產生於二十世紀初。它與近代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緊密相聯。七百多年前的元朝時，西藏就正式納入了中國版圖。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晚清中國，首先始於我國邊疆。新疆、滿洲、蒙古、台灣、西藏先後成為西方列強掠奪的對象。英帝國為了尋找入侵西藏的借口，製造了所謂的‘西藏問題’，‘宗主權’等，妄圖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中共的觀點在世界各國政府的官方態度中得到認同，即承認中國擁有西藏的主權，盡管達賴喇嘛及其支持者對這一問題不停地進行質疑。畢竟這關係到流亡者們身份合法性與他們的期望（西藏獨立）能否實現。但因涉及極為複雜的曆史事實與成因，僅僅隻是在國際法範疇內是很難加以判斷和解決的。
至於第二個問題，即中共在西藏建立的社會製度，1991年中共當時的領導人之一的李鵬在就西藏問題答記者問時是這樣說的：“這裏，我隻講兩條，第一、廢除了黑暗、落後的封建農奴製度。這的確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深刻變化。在封建農奴製度下，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長期被殘酷壓迫、剝削和奴役。民主改革後，他們翻了身，當了家，做了國家的主人，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新華社1991年5月19日電）
西藏的“社會主義製度”，從來都是中共用來與西藏政教合一製度進行比較的道德製高點，並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天然合法性。隻是今天的世界，正處於飛速變化和發展的過程，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中共和達賴喇嘛在製度層麵都發生了一些變化。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者摒棄了舊的政教合一製度模式，並嚐試建立一種現代的民主製度。同時中共在1949年建立的蘇俄式一黨專政體製，也采用更多的現代西方形式來掩飾和美化，變成一種學者稱之為：“與極端民族主義結合的國家社會主義製度”。
中共製度上的這些變化是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後，受到國際社會普遍反對和製裁的困境中開始的，當那些頑固的耄耋老人相繼離世，年輕的技術官僚上台後這種變化更加明顯。中共的製度變化同時也給西藏社會帶來變化，特別是通過現代技術進行的社會世俗化方麵。
涉及到中共統治的第三個問題是西藏的文化，中共宣稱他們促進和保護了西藏的文化發展。不過，似乎國際社會在這個問題上並不買中共的賬。更多的指責認為中共在種族滅絕的同時滅絕了藏文化。其實，這個指責的正確說法應該是，中共滅絕藏文化同時導致了種族的滅絕。因為中國人並無對異族進行肉體滅絕的傳統，中國的帝王們引以為自豪的是漢民族的主流文化地位而不是武力，因此他們對於不同文化的族群基本不會采用肉體滅絕的方式，而是習慣使用同化的方式來求得統一。一旦文化滅絕，種族將不複存在，就如同滿人的消失，並不需要毒氣室。（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