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夢如是（7）
中國史上戰亂災荒，構成周期性社會解體和重建，被甩出正常軌道之民眾，逐漸形成流氓這樣一個為數眾多且邊緣化的下層階層。一般來說，當整個社會處於正常狀態，流氓在底層民眾中的百分比僅占個位數，隻是他們身上那種人性最陰暗甚至邪惡的部分，對邊緣人群有巨大的感染力，一旦社會處於不正常狀態，人群中的流氓比例就會大幅增加。而一個族群缺乏永恒的宗教信仰，倫理義理難以穩定延續，政治體製因此虛偽化，製度一旦有了譚嗣同所說的“官匪一家”特征，自然就是流氓文化滋生的土壤。
因此流氓的心理特征，反射的是社會的不正常形態。即對自己失去或從未擁有的一切進行“報複”，而且是不擇手段的毀滅式報複。有文章記敘一個所謂革命老幹部的自述：“我們這些人都是陰溝裏的草，對每一縷陽光都懷有仇恨。”
中國流氓心態，沒有比這句話描述得更生動貼切的了。漢人族群的流氓文化幾千年曆史，其傳統十分邪惡。他們的精神世界還處於蒙昧狀態，從不把人當人，沒有任何法律和職業操守。社會底層平民文化幾乎都有著十分強烈的流氓色彩。曆史上所有的居心叵測者都會利用社會底層這種情感和衝動，作為造反運動的動力。
而中共在其建立初期，便大張旗鼓地利用蒙昧的下層民眾。康正果的《還原毛共》一書指出：毛所利用的“革命的主力”乃是中國鄉村最惡劣的流氓階層，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暴力的示範和渲染堪稱空前絕後，在把“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改裝成“革命行動”的運作上，毛澤東所起的作用可謂惡力昭著，危害至深，直接推動了中國社會劣化發展的趨勢。中共還故意把馬克思提出Workers of all countries, unite口號中worke“rs（工人）翻譯成“無產者”（proletariat），“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 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通過這些有意識的偽造和篡改，無產階級中的流氓無產者被美化為越窮越革命的”革命先鋒“。
在利用流氓無產者的同時，流氓無產者也大量進入中共。由此小聰明式的農民思維，自私趨利和數典忘祖的人性醜陋，在這個團體中被放大到無以複加的程度。黑幫的潛規則和手段，逐漸成為中共對內對外的體製化程式。終於，中共完成了梁山泊的升級版。康正果引用王明在回憶錄中關於中共七大排座次的場景的描述：毛當仁不讓地居首位，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人不敢入座，須由毛安排他們的排序，才能戰戰兢兢地坐下來。
所以中共從來沒有進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軌道，它的絕大部份成員沒怎麽讀過馬克思的書，幾乎不具備任何關於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基本認知。他們中的許多人隻是被其中的烏托邦幻覺所吸引，並用做有效的群眾動員手段。他們基於不勞而獲的想象，把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理解為：各盡其能隻是隨心功德，各取所需才是政治正確。其實，烏托邦幻覺一直是人類社會最大殺手，有太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代朝烏托邦幻覺裏塞入不同的思想。所以一部人類曆史，雖然思想各有不同，但烏托邦的理想始終如一。毛澤東在十年文化大革命貫穿始終的一段名言：“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基本代表了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認知。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人從不具有歐洲社會主義國家那種基督教信仰，因此也不具有社會普世價值潛意識。例如中國廢止私有財產的淵源出自底層，目的並非追求平等，而是叢林社會根深蒂固的仇富心理。西方則來自上層，倡導者基於的是基督信仰眾生平等的終極關懷，一如二十世紀初的托爾斯泰主義。所以，中共對於權力那種近乎病態的渴求和執著，與社會主義價值無關，完全是流氓的基因特征。關於這一問題，陳獨秀曾經講到，遊民無產階級奪權之後，必然是采取報複性的專政，無法無天，專製獨裁，缺乏人道主義，背離馬克思主義。他說這種強勢的專政很可能最後是由腐敗導致它的潰亡。
中共初期搞的所謂蘇維埃或者紅色根據地，無一不是像蝗蟲過境，破壞整個地區的經濟生態和社會價值體係，最終民不聊生。正如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指出：“群體很容易做出劊子手做的事，同樣也很容易大義凜然。正是群體，為每一種信仰的勝利可以血流成河。”
百年來，中共對中國的改造，就是一個社會流氓化的進程，也是反道德倫理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流氓化的前提。但如果對普世價值的反動和消解，僅僅隻是純粹的思想綱領，流氓就不可能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康正果提出“革命者的物化”概念，即把普世價值認為尊貴的個體生命，在“革命”這個宏大目標的麵前變得無足輕重，殺人從孤立的謀殺行為，變成有組織和有理論為之正名的“係統工程”。在這一套革命話語導出的認知思維下，“革命者被從人珍惜自身生命和憐愛他人生命的本質中被分離出去、成為非人格化的存在、最終讓掌握黨權軍權者當作工具去任意使用和無情消耗”。
關鍵在於這是一種熔鑄著罪惡的詩意。他們會在對“階級敵人”的殺戮中獲得最高尊嚴，流氓恐怖分子企盼的正是這點，它引發了某種弑殺暴君的天真信念，消解並取代了原來的社會道德倫理體驗。對於至今仍處於下層邊緣的民眾，由此產生了某種古怪：一方麵心係中共家國，一方麵像流氓那樣經久不息地破壞，它表明破壞這種生活方式（看起來仿佛是流氓的專利）是可以與愛國主義情感彼此兼容的。
國際社會一直沒有搞清楚，中共這個非正常政治生態係統最成功之處是什麽？而每一個中國人都明白，這個係統最成功之處在於：它能夠讓所有人終身麵臨一個選擇——要生命？還是要自由？在中共治下，個體無權利也無選票，剩下的隻是綁票。教育，醫療，就業甚至衣食住行，都成了對個體的要挾。任何人的生存和發展，都隻能在逆者亡順者昌的係統圍牆中打轉。（待續）
對土匪治國也有分析？
馬克思把全部希望放在公有製社會，是知識分子的無知。冒在中國把公有製搞到盡，結果大家挨餓。實踐過了，結論為什麽不昭示於眾？
殊不知那就好比讓一群餓狼取代業主們管理肉聯企業，虧損是國家的，老百姓還吃得上一兩肉？人們隻知戰狼外交，卻不知有土改、公私合營、公社化等戰狼經濟。碩鼠管公糧，難怪出不完的貪官！餓死幾千萬。